罗辑思维-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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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免役法”和当代社会简化税制的思路不是一样的吗？后来明代搞的“一条鞭法”，清代搞的“摊丁入亩”，都是受了王安石这个免役法的启发。
你可能会说，王安石变法是不是就是搞计划经济、天下大一统？绝对不是。王安石是很有市场经济思维的。比如说“保马法”，原来马都是由国家养，养得不好，花的钱又多，国营企业的弊端大家都能想得到。王安石的办法就是，把马放到民间，让老百姓自己养，养得好，国家就给补贴收购这些马匹，这多有市场经济思维啊。
再比如说“市易法”，就是管理市场交易的相关法律，这方面也很先进。王安石认为，国家应该派官员去管理市场，一旦发现某个商品价格低了，赶紧买，收储；等这个商品价格高了，国家再抛出，平抑物价。现在我们国家管理市场上重要的民生物资，比如说猪肉，用的还是这套办法，就是所谓的“猪肉收储制度”。
所以，王安石这套办法是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是非常先进的，变法的政策方面也没问题。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更加粗暴的分析，说是因为阶级斗争——王安石代表小地主阶级，所以他倡导改革，比较先进；而他的政敌司马光等人，代表大地主阶级，所以比较保守，比较反动。
这正好说反了。司马光哪里是大地主阶级啊，苏东坡给司马光写的神道碑，也就是司马光的墓志铭，上面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司马光家里只有三顷田，而且老婆死了没钱埋，把田典押了才换了一点钱。而王安石呢，据当代历史学家考证，他家里大概有3000亩田，这在当时算是大地主阶级。所以这个粗暴的分析，结论正好是反的。
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如果我们再深看一层，王安石变法会失败就更加奇怪了，因为变法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就是改革的必要性。当时搞改革已经是朝野的共识，因为国家财政快崩溃了。那时宋神宗刚上台，按说新皇帝上台，总得祭个天吧，可是一翻账本，发现根本没钱。如果搞祭天大典，总得给大臣们发点赏银吧，连这点钱都发不出来。而且当时河南一带又发了大水，还得赈灾，所以国家真的是捉襟见肘。
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能搞改革。而且改革在宋代士大夫的观念中，不是一件不能碰的事。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的庆历年间就搞过一次，那时候主政的是范仲淹这帮人，虽然改革最后失败了，他们也没留下什么骂名。凭什么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就落下了几百年的骂名呢？这太不公平了吧。
我们再来看这场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可行性。在那个时代搞改革，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就是得获得皇上的支持。你看商鞅变法，商鞅最后为什么那么惨？就是因为秦孝公死了，所以商鞅被抓起来施行车裂，五马分尸。
可是王安石背后这位神宗皇帝，是多么英武的一个人啊！北宋历史上没打过什么胜仗，仅有的几场都发生在宋神宗那代，因为当时王安石变法，财政上有了点钱；当时又有一个名将叫王韶，他带领北宋军队击败了吐蕃军队，收回了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得北宋的领土达到最大化，而且对西夏形成了包围的态势，北宋的国势一度达到巅峰。
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的支持，真的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因为宋神宗在继位之前，有一个好哥们儿叫韩维，每次交谈，韩维对国家的政治、经济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宋神宗对他很是佩服。可是韩维告诉他，这些不是他的观点，而是他朋友王安石的观点。所以宋神宗当时就对王安石崇拜得不得了，虽然两个人还没有见过面。
宋神宗登基之后发布的第一道人事任命，就是让王安石去当江宁知府，以此试探一下朝野的反应。过渡了一下，马上就把王安石调到中央，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宋代的副宰相），让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搞改革。而且这场改革的时间可不短，用了16年。16年是什么概念？现代的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期不过才8年，就是说，对创业者的支持，到8年的时候也算仁至义尽了，该退出了。而宋神宗这个投资人对王安石这个创业者，一支持就是两个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期——就等你上市，你遇到任何挫折我都支持你，支持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
即使是朝中的老臣，不管资历多么深，只要反对变法，对不起，一边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韩琦。韩琦这个人从宋仁宗时期就伺候他们老赵家，从宋仁宗到宋英宗，一直伺候到宋神宗。而且宋英宗和宋神宗这两个皇帝能上位，韩琦绝对是有定册之功的，是他保皇帝上的台。在皇权时代，对这样的老臣，皇帝怎么都得给几分面子。
但是宋神宗不，韩琦不是反对变法吗？走开，到地方上当官去，不要待在朝廷里了。换句话说，就是告诉所有人：如果你们不换思想，那我就换人！
这么好的工商经济环境，这么好的宏观经济条件，王安石又是这么卓绝的财经大师，为什么这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仍然失败得如此惨烈呢？
失败不要紧，但它影响的可不仅仅是宋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此后的元朝、明朝、清朝，没有任何人再敢在整体制度上探索得更远了。
所以，我们理解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对于理解这两千多年的中国经济，乃至理解当代的改革，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单目标系统和多目标系统
下面我就分析一下，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失败。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提一个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不发达，科技水平也不高，但是我们发射了卫星，还研制出了原子弹。可是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的经济好了，科技水平提升了，但是却造不出一辆在市场上卖得出去的汽车，还不得不引进国外的品牌。这是为什么？
第63章 现代化的本质（11）（）
按说原子弹的科技含量比汽车高太多了，为什么后者我们反而做不好呢？如果你掌握了经济学的思维，马上就能回答出这个问题。原子弹是一个单目标系统，只要我们集中国力攻其一点，很容易达到。但是汽车是个商品，它是一个多目标系统。你以为真像有的人说的，汽车就是一个发动机加四个沙发吗？没那么简单。它包括好的雨刮器、好的内饰、好的反光镜，等等，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系统。而且一辆车要卖得出去，还要有非常好的品牌、广告、服务、4s店。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得有好的价格，因为市场是一个连通的体系，只有在价格上能和国外的汽车竞争，才算有汽车产业，而不仅仅是有汽车工业。而在我们造原子弹的时候，一个零件往往先生产200个再说，挑最好的用上去，没有成本观念，是单目标系统。
效率型变法和活力型变法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王安石变法。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变法，一种叫效率型变法，还有一种叫活力型变法。效率型变法就是前面讲的造原子弹，国家要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需要动用国力，怎么办呢？有很多办法，只要有一个中央权力的决心，加上一个改革家，很容易就能把社会财富的存量给激发出来。
什么是最典型的效率改革？就是商鞅变法。春秋时代层层分封的那种财富分配体系，被商鞅全部拆掉了，他把国家的每一个老百姓、每一粒粮食都镶嵌到了国家这个战争机器上，所以秦国马上变得非常富强。
再比如说，汉武帝为了打匈奴，任用了一个人——桑弘羊。这个人不能说是奸臣，但是他特别会搜刮民财，所以他的改革其实很简单，就两条：第一，用算缗和告缗把所有富人的财产给搜罗来；第二，把民间原来可以自由生产的，比如冶铁、煮盐这些产业收归国有，国家马上就有钱了，就可以去打匈奴了。
再比如说1918年的苏俄，它刚刚诞生的时候形势非常艰险，外面有协约国的干涉，内部有白俄的叛乱，此时国家机器只有一个目标：把仗打赢，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单目标系统。于是，搞战时共产主义，搞余粮征集制，很快就把国力动员起来，把战争打赢了。
如果是一次活力型改革，它面对的对象是死气沉沉的国家机器，仅仅调整它的存量分配是没用的，关键是要激发它的活力，制造财富和资源的增量。这个时候，就要打造一个多目标系统，至少朝廷财源比较丰沛，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市场繁荣而稳定，军队能够有战斗力，政府比较高效而廉洁。这个系统要想同时达到这么多目标，要比单目标系统困难得多。
王安石变法是效率型改革还是活力型改革？它是活力型改革，是改革当中最难的那一种。
为什么说它是活力型改革？刚开始要改革的时候，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朝廷上争论。司马光问他怎么改革，王安石说，他有一个方法叫“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不用给老百姓增加赋税，不用改变这个社会的财富的存量结构，凭空就可以增加财富。
司马光觉得这是胡扯，天下的财富就那么多，凭空增加财富不是说书嘛！其实站在现代经济学的角度，这是能做到的，但是司马光不懂，王安石就是要激发整个国力，所以他搞的是一个多目标系统，有点像几十年前我们搞国企改革。国企盘子挺大，资产挺多，什么土地、机器、员工都挺多，但是资本的回报率很低。当时的“国资委”的主任宋神宗就很着急，怎么办？只好换厂长，换成职业经理人，一个ceo，就是王安石。王安石有办法，那就试试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企业的活力激发出来，同时和外面市场上的那些竞争者，例如北边的辽国、西边的西夏，搞一场能赢的竞争。
所以王安石变法的基础就在于此，搞明白了这个基础，搞明白了单目标系统和多目标系统的区别，搞明白了效率型改革和活力型改革的区别，我们就知道王安石变法败在哪儿了——他搞的是一场活力型改革，但用的却是效率型改革的办法。
第一步：获得顶端权力的支持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推演一下这个逻辑，为什么有那么良好的初衷、那么良好的起始条件，最后却变成了那么惨烈的一次失败？我们先来看王安石的逻辑的第一步，就是在皇权时代搞改革，首先要获得顶端权力的支持。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宋神宗给他的支持已经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宋神宗经常跟人讲，他跟王安石就是一个人。什么意思？就是遍告天下，不要在他们俩间下蛆，挑拨离间，王安石说的话就代表我宋神宗的意思。说白了，王安石就是皇上，宋神宗现在就让王安石这么做。这个支持力度实在是太大了。
王安石也经常跟皇上说，那些小人会常常找机会来挑拨咱俩的关系，你可要小心。确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件，比如说袁崇焕，他原来跟崇祯皇帝也说过，只要你信任我，我替你去打仗，我肯定打得赢，但是你在朝中可不能听小人挑拨。崇祯皇帝说你放心，你到前方打仗，我还能不支持你吗？就给了袁崇焕一把尚方宝剑。可最后，还不是被挑拨了吗？袁崇焕最后直接被剐了。这种挑拨在皇权时代是特别容易发生的。
我们再来看王安石变法，如果王安石搞的是一次活力型的改革，按理说他应该自下而上地激发活力，搞一个多目标系统，劝每一个老百姓好好种田，每一个商家认真赚钱，每一级政府官员都对做大gdp感兴趣，对吧？
但是王安石既然获得了权力、地位以及皇帝无条件的支持，就必然要走到这条路的反面，就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改革的实质就发生了变化，就不再是活力型改革，而变成了效率型改革。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看不出区别，但是逻辑的原点错了，往下一推导，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第二步：反对者统统一边去
我们再来看这个逻辑的第二步，王安石获得了宋神宗的支持之后，他的本能反应是要巩固这种支持。所以，所有的效率型改革往往都有非常残忍的一面。
比如说商鞅变法，秦孝公的太子不支持，怎么办？太子犯了法，商鞅把太子老师的鼻子给割了，这就是做给太子看，让他知道，哪怕贵为太子，也必须遵从我的改革思路，因为我要的是效率。
吴起在楚国搞改革也是一样，楚王的妃子嘻嘻哈哈不遵从号令，被吴起杀掉。可见，哪怕是受宠的妃子，也必须杀鸡给其他猴看。
王安石变法也呈现出这样的特征。要知道，当一个效率型改革家在追逐效率的时候，你可以摆出民主的姿态，聆听多方意见，但如果真听了，就是在耽误效率。谁听说过军队在打仗的时候，要搞民主、搞一团和气？都得有残忍的一面，才能保证打仗的效率，因为战争是单目标系统。
如果王安石觉得这个新法已经非常好了，论证得非常完善了，现在要把它的推行效率给提上去的话，那就要灭掉一切反对派，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有改革家的必然思路，王安石也一样。当然，在宋代不可能像商鞅变法搞得那么血腥，但是基本的状态是一样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宋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欧阳修。欧阳修这个人不仅是朝中的元老，而且是文坛的宗主，在文学界是一个大神级的人物。
欧阳修与王安石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当年王安石还没有考中进士的时候，欧阳修就非常欣赏他的文章，到处为他推荐。这两个人还是老乡，这就是同乡的前辈提携后辈，况且王安石的文采确实很好。
可是王安石上台之后，欧阳修说，你搞这个青苗法，我有一点意见要表达一下。王安石马上就对他下手，指使手下的人弹劾欧阳修，欧阳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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