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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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紧咬嘴唇，将目光对准莲姐。她有片刻的慌乱，赶忙低下头，轻声问：“怎么了？”
我强忍着怒气，淡淡地说：“没什么。”
忽然，她的孩子，不合时宜地哭起来。她将孩子抱在怀里，轻言细语地哄着，宛如一个慈爱的母亲。
我难过地想，那300元都是我汗水摔成八瓣赚来的，就这样没有了！
有那么一刻，我冲动地想大声质问她，从她身上找出属于我自己的钱！但我思量再三，却不敢轻举妄动。一方面，昨晚入住时，我跟招待所的服务员说过，我跟她是认识的。现在说她偷了我的钱，谁会相信呢？另一方面，就算她身上有300元，但怎么就能断定那300元是我的呢？
更何况，她一直说是回家的，却没带任何行李。现在，我基本可以断定，她就是骗子，专门用这种和人入住的手段来偷钱的。如此，她在火车站肯定还有同伙。如果闹僵了，后面不知道还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等着我。
再说昨晚她又点蚊香又抽烟的，一向晚睡的我破例困得要死，甚至没有任何过渡，很快昏睡过去，肯定是蚊香或她抽的烟中，有迷药一类的东西。想到这里，我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走过去，一声不吭地将紧紧关着的窗户打开了。
她边喂孩子奶粉边头也不抬地问：“是不是太闷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嗯”了一声。在走过她身边时，我真想扑到她身上，大声责骂她，从她身上掏出属于我的300元钱！
但想到由此可能引发的种种不测，我一次次打消了这个念头。无奈之下，只好安慰自己，幸亏我醒得早，只丢失了300元，如果我醒得再晚些，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不得不承认，我实在是个怯懦的人！因为不敢拿出勇气和她撕破脸皮，我只能在心里恨自己，为什么我总是看不透人性中的伪善和贪婪，正如我看不透沈洲一直在享用我的善良和无助，却不愿负一点儿责任！
我现在不敢拿出手机看时间了，但看着窗外的夜色，我知道时间还早。但我心乱如麻，不敢再睡沉。让我奇怪的是，那个所谓的莲姐也没有睡。孩子己经不哭了，她坐在床上，不时偷眼看着我，偶尔会站起来在房间里转几圈。
终于，她问我：“你不睡了？”
我冷冷地说：“不睡了，你呢？”
她讪笑道：“我也睡不着。”
接下来，我们都不再说话。
这时，我又感觉肚子疼了，只好拉着行李箱进了洗手间。回到房间，房间里空荡荡的，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都不见了。
我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将两张床拉过来并排抵住门，这才安心地在其中一张床上躺下去，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好不容易挨到中午，我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家招待所，直奔期待己久的候车室。候车室人很多，我找了个座位坐下，紧紧拉着行李箱，象一只警觉的刺猬，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时刻准备竖起身上的刺！
上火车的时候，情景真是恐怖至极！放眼望去，窗户里到处是人的脑袋和屁股，每个人都拼着全身的力气往车里钻，哭爹喊娘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我提着行李箱，不停地被人流从一边挤到另一边。在这一刻，我全然不记得我是一个女孩子，我和任何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以及所有一切人摩肩擦臀，我奋力拼杀，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挤上车！
在拼命拥挤的人群中，我感觉自己象一头拼命往笼子里挤的猪。更让我觉得自己象一头猪的是，列车员一站在一边，不住地大声喝斥着违规的人。那神情，象极了把一群猪往笼子里赶的主人。
第122章（）
好不容易上了车，几乎被挤脱了一层皮。
上了车的人象逃难似的，大包小包的，人山人海，挤得鬼哭狼嚎，七窍生烟。个子矮小的人，被挤得脚都够不着地了。火车开动之后，躁动的人群才稍稍平静了一点，站的站着，坐的坐着，真是水泄不通。
现在都是如此地拥挤，真不知道春节回家的人是怎么坐的车！
车里象个蒸笼，连站都站不稳。我买的是站票，只好将行李箱竖起，抱着盛食物的塑料袋，勉强坐在上面。因为行李箱底部并不平坦，坐在上面不但要时时保证身体的平衡，还要不时低下头察看行李箱，防止有小偷将条李箱划破。时不时还要按一下紧贴在小腹上的钱，硬硬的还在，才能放心。若身边或站或坐的是年龄大些还放心，要是年轻的，就更不放心了。浑身的肌肉和神经紧紧绷着，十分辛苦。
虽然每一个站都有人下车，车内人却一直处于拥挤状态，我从车厢的连接处慢慢被挤到一节车厢的过道里。连续两天的奔波，我感觉很累，但不敢睡。好不容易，我求爷爷告奶奶挤出一点空隙，然后把行李横放在地上，这样坐才舒服些。但每当有人喝水、上厕所或列车上工作人员卖盒饭、零食的小车经过时，我便要千方百计转来转去，让人或车经过。直到下半夜，我实在忍受不住睡意了，才迷迷糊糊睡去。
但睡眠很浅，旁边火车的呼啸声都能把我惊醒。就着车厢内昏黄的灯光，睁眼一看，发现旁边有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正在用手扯我的塑料袋。因为瞌睡，塑料袋掉在地上，我见怪不怪地把塑料袋扯到怀里，男孩不以为然地松开了手。
我再不敢睡了，拿出塑料袋里的零食，百无聊赖地啃着。大多数人都睡着了，只有几个可疑的人在车厢内到处走来走去。我甚至清楚地看到一个小偷的手伸进一个穿着颇为考究的中年人的上衣口袋，轻轻松松拿走了他的皮夹。我和其余几个没有睡着的乘客一样无动于衷。小偷得手后，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我们睡着的这些人不喊不叫，小偷也视我们如无物，专找熟睡的人下手。
我困得不行，感觉时间好象静止了似的。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熟悉睡了半夜的人们纷纷醒来。有好几个人一摸钱包不在了，也只是唉声叹气，自认倒霉。直到车厢前面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呼天抢地地大哭大叫，车厢才骚动起来。
女人的大叫引来了乘务员，但乘务员只简单问了几句便走开了。
女人开始把目光转向她周围的人，她不停地对他们哀求、哭诉，希望小偷能发发善心，把钱还给她。女人哭诉说，那六百块钱是给她丈夫的救命钱。她丈夫在城里盖房子，从脚手架上掉下来，工头只扔下一千块钱就不见人影了。她得知后，好不容易才凑到的六百块钱，谁知还没见到丈夫，钱就没有了。
车厢里的人大多冷冷地围着看热闹，间或有人劝慰她两句，但对于被偷了钱的女人来说，这些劝慰是无济于事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无辜，小偷能早就走了，也可能混在人群中。女人毫无目标地哀求了好长时间，从希望变成绝望，从竭尽全力到彻底崩溃。
女人突然在不知所措的哀号声中，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那是一种让人的神经感到不寒而栗的惨笑。大笑渐渐又变成了大哭，哭哭笑笑，笑笑哭哭，时笑时哭，或哭或笑，最后成为那种不连贯的、有一声没一声的笑。女人开始对着人群不停讲着无关紧要的话，这些话和钱被偷没有任何关系。她好象是和别人聊天似的，和这个说几句，又和那个说几句。
有些胆小的人看到女人这个样子，害怕起来，下意识到往后挪了挪；有两个老者还在劝慰她，问她家庭情况，要送她回家。可那个女人对所有这一切充耻不闻，依然“嘿嘿”地笑着，并开始手舞足蹈起来，一看就处于痴狂状态。
所有的人都摇头叹息：“这女人一定是疯了！”与此同时，更紧地守护着自己的钱包和物品。
大约是女人闹得太疯了，一直不见踪影的乘警终于出现了，强行将那女人带走了。女人的笑声渐渐远了，车厢内的人全都一脸的无可奈何的冷漠。
我沮丧地想，要是昨晚那个所谓的莲姐把我的钱全部偷走了，包括银行卡，我会不会象这个女人似的，崩溃到发疯？
这个想法让我感到害怕，我不敢再想下去。外面的世界并不精彩，好象处处都是陷阱，这次回家，我是坚决不会外出了。
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下车时，我双腿麻木、红肿，脚底象踩了棉花一样，活动了好久才勉强可以走路。
当我风尘仆仆地走在通向槐树坪的小路时，不禁长长吸了一口气，我终于回家了！
漫山遍野的芦苇随风飘荡，雪白的芦花纷纷扬扬，这一切是如此地熟悉和陌生啊，我感觉无限的亲切与惆怅。周围的田地里，水稻轻盈地在微风中摇晃，稻穗看起来沉甸甸的，仿佛都很饱满。天空中除了芦花，还有四处飞舞的蚂蚱，蚂蚱们欢快地在水稻间钻来钻去。这些景象，是在我异乡的梦中无数次出现了的，现在真实地呈现在眼前，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遗憾的是，空气并不如我想象中的清新，甚至还来杂着一股怪怪的味道，闻着极不舒服。
很快走到自家的水稻田边，忽然感到脖子后面发痒，我用手一摸，竟然是一只黄绿的蚂蚱！蚂蚱是一种很容易捕捉的虫类，我本想把它赶走，没想到用力过猛，竟将它拍死了，蚂蚱体内的脏乎乎沾了我一脖子。
更多的蚂蚱跳跃到我身上，我一边拍打一边躲闪，脚下很快就落了许多被我拍死的蚂蚱。正当我狼狈万分之时，我看到一个拿着蛇皮袋的女人从村里往这边走来。
女人一副标准的农村妇女打扮，衣服还是六、七十年代的款式，好象农村妇女的打扮几十年就没变过。虽然她看上去非常憔悴、苍老，但那脸上的轮廓，还是让我一眼就认出来，她是我一起长大的刘淑芬。我，刘淑芬，曹菊，申小英，我们四人虽不同岁，关系却一直很好。我惊喜地叫起来：“淑芬！
女人惊愕地向我望了望，用熟悉而又久违的家乡话问：“你，你是谁？”
我故作愠怒地说：“连我都认不出来了？我是杨海燕！”
她不相信地看着我，后退一步，上下打量了好久，惊喜地叫起来：“海燕，真是你呢，你越来越漂亮了！”
看着她那没有一点光泽的脸，我有些愕然。她和我同岁，以前很是清秀可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试探着问：“你，还好吗？”
第123章（）
她眼里迅速闪过一丝哀伤，叹了口气，低声说：“我不好，一点都不好！”
我疑惑地问：“怎么会呢？以前你家条件很好呢，你家就你和你姐，你爸妈又那么能干，承包了十几亩地种大棚疏菜。”
她叹了口气：“那是以前，现在早就不行了。你去打工那年冬天，我妈得了一场大病，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不说，还倒欠一屁股债。我姐不想留在家里招女婿，你知道，一般象点人样的男人谁愿意去倒插门？所以她早几年就匆匆嫁了人。为了让我妈能看到第三代人，我只好结了婚，是招的上门女婿，现在儿子都两岁了，我真怕连儿子上学的钱都攒不够。”
说到这里，她伸手抓过飞过身旁的一只蚂蚱说“你看看，两亩水稻倒养出了三亩的蚂蚱来。这地是没法种了，什么药都治不了它。”她边说边挤那两只蚂蚱的脑袋，蚂蚱紫红色的嘴越张越大，只只“扑”地一声，蚂蚱的脑袋扁了，两只外露的眼晴靠在一起，一滩黄绿色的脏东西粘满她的拇指和食指。
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空气中淡淡的刺鼻的怪味是农药味。我不解地问：“怎么打了农药还这么多蚂蚱啊？”
她无奈地说：“农药是前些天打的，现在的庄稼都是农药灌出来的，一季水稻要打好多次农药。农药越打越多，小虫子也越来越多。再说，水稻都秀穗了，不能再喷农药了。”
我担忧地说：“那这些蚂蚱怎么办？”
她从蛇皮袋里带出一个大网兜：“抓呗，我们小时候又不是没抓过。”
我不以为意地说：“蚂蚱可是个好东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我们小时候不知吃了多少蚂蚱，那时候可是希望蚂蚱越多越好呢。”
她又捏死一只蚂蚱，恨恨地说：“好个屁！你在外面打工哪里知道种地的苦。你看看这水稻，今年怕是又要减产了。这地，真是没法种了。稍微年轻一点的都到外面打工面去了，村里大多数是老人、中年妇女和孩子，每天冷冷清清的，真憋屈。要不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真想出去打工。”
我叹了一口气：“你才不知道打工的苦呢。”
她怪异地看了我两眼，忽然暖昧地说：“再苦也比种地强。你看跟你一起出去的丽娟，不是一步就登天了吗？”
我愣住了：“那叫一步登天？要不是她妈和二哥，丽娟当初可以死活不想嫁的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和陈刚感情很好。”
她“切”了一声，尖刻地说：“不就是嫌人家是白痴嘛，白痴怎么啦？人家要是不是白痴还能轮上她？那样的白痴我也想嫁呢，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我吃惊地瞪大眼睛，在我印象中，淑芬一直是个温和的人，我真怀疑这尖酸刻薄的话是她说出来的。一时我竟不知道和她说什么了，好半天，我才讷讷道：“小英和曹菊，她们还好吗？”
她诡秘地笑了笑，随即又撇撇嘴，阴阳怪气地说：“小英我不知道，曹菊可是好得很呢。她在县城饭馆只端了半年盘子，就被一个大老板看中。大老板出钱，她在村里建了一个塑料鞋底厂，她现在可是村里的红人呢，我家五福就在她鞋底厂打工。什么东西！说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呢，农忙时，我家五福想换成夜班，她死活不答应！”她越说越气，越气声音越大。
我不由瞪大了眼晴，非常非常地吃惊看着她一张一合的嘴，我真怀疑那些话是从她嘴里说不出来，不仅仅是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情，还有她说的曹菊。
我和淑芬同岁，小英比我们大两岁，曹菊比我们小一岁，四个人从小好得象穿一条裤子。一到蚂蚱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