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清-第2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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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说不定他们又会气馁。既然如此，我就先婉拒了。若是他们报国之心不灭的话，等我走后还可以去投崇明嘛。”邓名说着也笑起来。
“邓提督有些刻薄了。”张煌言又轻轻摇头，不过没有再就这个问题继续说下去。
“不是我刻薄，而是确实如此。我听说张尚书上次越过南京，向上游府县挺进时，人们都以为江南光复在即，不但各府各县纷纷反正，士人也如潮水一般涌出来迎接。但他们并没有带着他们的家仆来投军，也没有拿出家中的粮食和银子来补充军需，只是跑到张尚书营地里，讨论该如何来治理地方；简单地说，就是该由谁来取代那些刚刚反正的官员，来执掌地方的权柄。当时延平的军力强大，那些反正的地方官敢怒不敢言，但是心里又怎么会没有担忧？又怎么会尽心尽力和张尚书合作？”
“那些都是些首鼠两端之徒，”张煌言忍不住为江南士人的表现辩解两句：“他们确实不可靠。而且我军目的是光复江南，不是压榨士人缙绅，怎么好逼他们出银出粮？”
“没错，因为延平郡王失利了，所以那些地方官迅速地投降回去了，不过那些官员固然不可靠，难道那些投奔张尚书的士人就不首鼠两端吗？他们难道不是飞也似地逃回家中去了吗？他们不出钱粮，不号召民众，不带着家仆投军，那就对我军毫无帮助。这是延平输了，所以他们的恶果没有现出来，要是延平在南京胜了，他们就会继续和原来的地方官吏争权夺利，那些地方官手中可是真掌握着兵马钱粮的。士人这种投效我军的方法，非但不会增强我军的力量，反倒会把实力派推向虏丑一边。延平在南京失利让隐患没有爆发，但并不是不存在。”邓名觉得这些士人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和明军做生意为好，这样对明军的帮助反倒更大：“下次我们再进军江南的时候，我看干脆就用反正的官员，清廷给他们多少权我们就给多少。”
“这不好。”张煌言立刻表示反对。
“既然张尚书觉得不好，那就事先选好人选，事先把府县的官员人名单都定下来。”邓名猜到张煌言也不会同意他的第一个建议，就以退为进地说道：“捐躯报国的义士很不好找，官还愁没有人愿意当么？若是张尚书觉得人不够，我可以帮忙，我这里有的是想当官的人，两倍的人选也找得出来。”
“唉，邓提督啊，江南的士人也有苦衷。”张煌言似乎还想替江南士人说话：“钢刀加颈，书生不得不低头啊。”
“张尚书，我并非不尊敬士人，不说您，就是您派来帮我的任兄，我也是非常尊敬的。国朝养士三百年，不但可以不纳税，不服徭役，甚至还默许他们接受投充——国家宁可税源受损，宁可徭役缺乏，也要让他们生活的好一些，他们没有低头的理由——或者说，如果他们想如同百姓一样低头也可以，不可强求士人各个都是张尚书、延平郡王，那么他们就和百姓一样纳税好了，服徭役好了。如果他们都纳税服役，国家仍然保护不了他们，那他们低头谁也说不出一个不好来。”
在邓名和张煌言讨论的时候，马逢知依旧一如既往地一言不发，倒是任堂忍不住出声支持邓名。去年在池州的时候，地方官听说郑成功战败就倒戈，前一天还指点江山的池州士人也马上改换门庭，和地方官相安无事，甚至不通报任堂一声，导致池州的浙军根本不知道变故已起，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要不是邓名大军赶到，任堂等池州浙军谁也别想活命：“邓提督说的不错，不纳税、不出兵，这对我军确实毫无助益。”
结束了和张煌言、马逢知的通气会后，邓名继续忙他手里的那一摊事。
“张尚书实在是个谦谦君子，”刚才张煌言在的时候，任堂还要顾及一些他的感受，现在更是无所顾忌，对两位江南名士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敬意，而是直呼其名：“钱谦益、黄宗羲的门生、子弟，一点儿也不可靠。”
“哦？”周开荒瞅了任堂一眼，他记得当时邓名不见两位士人的时候，任堂还反对过。
“钱谦益不必提，如果他不是老宗师，还是延平的师尊，估计一句国贼是跑不掉的。”任堂哼了一声：“黄宗羲么，当初张尚书在浙东拥戴鲁王，起义兵抵抗虏丑，他和张岱也跑来当官，官兵屡战不利，张尚书苦苦支撑，誓与虏丑周旋到底，而黄宗羲和张岱见势不妙，立刻就跑回江南，心安理得地剃发了，称国朝亡了，他俩是‘大明遗民’。当时虽然张尚书势单力孤，但国朝还有云贵、两广、福建、湖广、四川的大片国土，怎么就亡了呢？只要忠义之士仍在喋血苦战，国朝就没有亡，可迄今为止黄宗羲和张岱却已经做了十年的‘遗民‘了，等大明中兴后，我倒要看看这两位遗民有什么脸来见张尚书，可否还记得当初他们初到浙江时，对张尚书说过的豪言壮语。”
“那你怎么反对提督把人轰走？”周开荒听任堂说完后，大惑不解地问道：“如果老师都是这样的，那他们的弟子岂不是有样学样？“
“这是因为……”任堂扫了邓名一眼：“说不定他们不肖其师，至少以后提督再扯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和‘事急从权’的时候，会有人帮我说两句话。”
笔者按，今天抽时间写了这些，晚上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完成本节的下部。努力，努力，但不敢保证。
第五节 协作（下）
任堂的话让邓名感到有些惊讶，他对明末的人物并没有什么研究，所有的印象都来自于书本和网络。在他的记忆里，似乎前世给黄宗羲的评价很高，是一个反封建反专制的思想家，虽然这看起来和黄宗羲称颂满清帝王为圣人有些矛盾，不过邓名并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
现在邓名不愿意接纳黄宗羲的弟子进入自己的军队，只是出于不愿意在军队草创的时候出现思想混乱——就像任堂刚才说的一样，要是邓名再用“祖宗之法不可变”和“事急从权”做挡箭牌的时候，跳出来几个士人给任堂帮腔就麻烦了——对此邓名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即使是前世的宪政国家，军队也依旧是专制堡垒；此外，邓名还有一些实用上的考虑，暂时这些江南士人无法给明军提供什么实质上的帮助，邓名当然更愿意把利益分配给他的同志，或是用来和地方实力派做交易，而不是白送给士人。
不过看起来任堂对江南士人的怨恨不仅限于此，邓名觉得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员大将的理由，就试探着问起他为何对黄宗羲等江南士人如此反感。
“我们有今日之祸，全是江南士人造成的。”任堂对江南士人的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有属于同一阶级的亲近感，另一方面又有坚持抵抗者对失败主义者的蔑视：“当年就为了一个拥立的问题，江南士林和弘光天子闹得势不两立。虏丑南侵之前，江南士林拼命地诋毁先帝，唯恐将士、官民不对先帝灰心失望。马首辅（马士英）因为保护天子，他们对马首辅也恨之入骨，想尽了办法造谣诋毁。大敌当前，江南士林却竭尽全力地想让天下百姓都深信朝廷是君昏臣奸、亡无日矣，这到底是在帮谁的忙呢？其中黄宗羲起的作用更是比别人都要大……”
说到这里，任堂突然收住了口，因为他想起马士英在鲁王系这边也不受待见，再多说就会连张煌言一派也都牵扯进去了。
“马首辅。”邓名想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任堂说的是马士英，而且用的是敬称：“马首辅不是奸臣吗？”
“马首辅！”听出邓名语气中的疑惑时，任堂顿时又激动起来了。以前他也曾认为马士英够呛，不过任堂既然有以死报国的志气，那么无论是马士英、还是张家玉这样的士人，就都是他的榜样：“南京城破的时候，礼部主事黄公不降，多铎就用江南士林流行的说法去劝降他，多铎说先帝昏聩，为何他还要尽忠呢？黄公口称‘天子圣明’。多铎又问马首辅如何？黄公称‘忠臣’。多铎反问，士人皆称马首辅为奸臣，为何黄公独树一帜？黄公答曰，马首辅保护天子，死战不降，忠臣何疑？而那些口称马首辅为奸臣的，反倒统统投降虏丑了，不是奸臣又是什么？”
说到这里任堂有些疑惑，他听说邓名是福王的遗孤，既然如此又怎么会质疑马士英？
“说得不错。”邓名点点头。
讲述到这里时，任堂再一次停下，因为往后又会涉及到鲁王系、唐王系对马士英这个福王支持者的迫害，仔细计较起来，郑成功和张煌言的脸上都会有些难看。
东林复社对马士英最为痛恨，因为他们最担忧的就是福王坐稳帝位，和他们计较当年诽谤、侮辱郑贵妃一事。相比东林造谣谋叛，勾引左良玉配合清军进攻南京，马士英反到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表现得极为克制，三次制止了弘光对东林的挑衅做出反击，力主要和衷共济。不过他最后得到的报答是大规模的武力叛乱。马士英被清军俘虏后大骂不降，被处以剥皮充草的酷刑，而东林士人得知后人人拍手称快，灭绝人性地笑称马士英这般下场和他“瑶草“这个名号正相配。
有一点任堂并没有对邓名说，当年复社领袖张溥死后，人走茶凉，复社的好友、门生都忙着争夺他留下的政治遗产。正是这个被东林鄙夷的马士英，出于与张溥一些浅薄的交情和士人的感情，独自为张溥的后事奔走了一个月，让这位东林领袖能够尸骨还乡、入土为安。
如果邓名想大用江南士人，任堂多半会把这些黑材料拿出来，让长江提督有所了解，不要完全信任他们。但现在邓名已经表现出了对士林明显的轻视，任堂也就不用雪上加霜，免得邓名更不把士人放在眼里，任堂也就没法获得同盟军。
而东林在邓名前世的后续行动，任堂当然不得而知。
后来，当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主编明史的时候，常常写信与黄宗羲讨论。直到那时，他们师徒仍唯恐马士英获得忠义之名，在《明史》中，羞羞答答地提了一笔马士英殉国的事情后，马上长篇大论地称，有野史称马士英是投降了满清的，只是因为他事后又私通隆武帝，才被清廷处死。在正史里大谈野史如何如何，这也算是独一份了。而且这段野史的描述，比对马士英死亡的正式记录还详细，还要绘声绘色。
党争这种问题，邓名是无可奈何，在他看来这也不是东林一家的毛病，西营要不是因为同样的问题，也不会被清廷打得一败涂地。这次邓名劝说张煌言优先考虑帮助郑成功，就是希望能够把不同派系的明军再次团结起来。
“听说鲁王去了澎湖，张尚书对此有些担忧。我们回四川前，我会写一封信给延平，请他把鲁王送还舟山。”邓名觉得即使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让张煌言单方面付出也是不太合适的，所以就想设法让郑成功退一步，帮张煌言去掉一个心结。不过直到此刻，邓名对黄宗羲仍抱有一些指望，毕竟前世那个反封建、反专制的大思想家这个名头还是很响亮的。现在邓名想建立国民社会，要是有个理论大师帮忙，那么这宣传工作就不用他亲历亲为了：“可惜来的只是一个黄先生的弟子，要是黄先生亲身前来，我倒是很想恭请他去四川开书院。”
将来四川的书院和传统的大不相同，那是一所大学而不是为官府生产后备官员的培训所。邓名估计黄宗羲说不定会欣然上任，等他到了四川再反悔也未必来得及了。
黄宗羲不知道，任堂同样不知道，这个新的书院的模式现在仅存于邓名的脑子里。任堂以为邓名居然想让黄宗羲帮他培养后备官员，顿时又是大急：“提督为何对黄宗羲念念不忘？让他留在江南和提督做做生意不好吗？书院祭酒一职，就是交给钱谦益都比交给黄宗羲强啊。”
看见任堂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邓名大奇道：“有什么不妥？”
“提督想让他教学生什么？教私通鞑虏么？”任堂为了打消邓名的这个念头，也顾不得士林形象：“黄宗羲最近五、六年一直在江南讲学，提督知道他都在讲什么？为什么清廷不禁止他么？他当初可是参加过义军，被清廷通缉过的人啊。”
“黄先生都讲了什么？”邓名确实一无所知。
“他讲大明天子乃是天下之大害！”任堂义愤填膺地说道。
在邓名的前世，黄宗羲的讲学颇受推崇，他从顺治十年左右开始讲学，称君王为天下的大害，怒斥大明皇帝聚敛无数，搜刮民脂民膏；还讥笑大明天子从洪武开始，就想把国家当做私人财产，锁进箱子里，永世占为己有。
“当年黄宗羲大骂先帝好色无度，抓蛤蟆炼春药，到底对谁有利？现在黄宗羲大骂国朝天子，岂不是为虏丑张目？”任堂质问道：“提督请他做监生贡院的祭酒，到底想让他教什么？”
“他说的其实没错。”邓名听任堂叙述过前因后果，猜想也许正是这些言论给黄宗羲带来了反封建、反专制大思想家的头衔。黄宗羲对明朝历任天子的指责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他剃了头，在清廷的治下指责明朝的天子，未免有踢死狗的嫌疑。见任堂鼓起嘴还要争论，邓名抢先补充了一句：“只是不合时宜。”
“只是不合时宜吗？”任堂厉声问道，虽然邓名是他的长官，但任堂已经忍不住要力斥其非了。
“就是不合时宜。”邓名再次重申道。黄宗羲的行为就好比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人呆在日本占领区历数国民党的腐败罪恶，号召学生们看清中华民国的反动本质——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责备过国民党坚持独裁、反民主、一党专制等罪行，并号召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但中共不会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跑到日本占领区去做类似的号召，因为这些指责是不合时宜的。
至此邓名打消了请黄宗羲去负责四川书院的念头。黄宗羲若是在四川继续这种宣传，那对清廷的帮助很大，说不定会影响了推广宪政思想。
“还是等我光复了中国大半领土之后，再请黄宗羲来讲学吧。”邓名在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那个时候再让黄宗羲痛骂封建专制应该就没有什么坏处了，现在显然还是太早；而且黄大思想家一边反对大明的封建统治，一边歌颂清廷皇帝是圣人。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