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十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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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成就”。“应当说：忽视积极的鼓舞乃是我们宣传工作中所不许可的客观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黑体字原文是着重号）
“这种客观主义倾向更严重地表现在对于灾荒原因的分析上。三种灾荒，每一种的第一项原因都是‘长期战争’。……看到的只是所谓战争的罪恶，——此外还加上了土改的罪恶。……这只能从我们宣传工作中所存在的某种客观主义倾向来解释。”
这样，就在我们党的新闻报道中出现了一个否定性的政治概念——“客观主义”。现在新闻学界学术讨论中的“客观主义”，与这个“客观主义”完全是两回事。学术上的“客观主义”是中性概念，指新闻报道要坚持客观性原则这种认识或主张。而后者在当时的背景下，是批评性的政治概念。此后，你若在文章中罗列事实而没有观点，或者讲述了很多事实，但归纳的观点不符合上级的意图，很可能就会送给你一顶“客观主义”的帽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客观”一词在中国的新闻学中，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存在的，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改变对新闻客观性原则的看法。
我们应该知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对待客观性的传统，很长时间内对它是否定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是骗人的。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仍有不同观点，这是正常的，只是再不能把学术分歧与政治批判扯到一起。
那么，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是什么样子呢？我认为这个报道写得很不好，确实有问题，说明那个时候我们的写作水平是比较低的。这篇报道中关于“遭灾原因”的部分，是这么写的：
“第一，水灾之发生，一因连年战争，河堤失修，兽穴水眼，多处未补，河道淤塞水流不畅。二因山地开荒伐林，林山变成童山，不能防风蓄水，山水易发。三因今年七八月间天雨过大过多（三百耗，占华北雨量百分之五十以上）。四因敌人或明或暗破坏河堤，有此数因遂酿成今年大水灾。
第二，虫灾之发生，一因长期战争负担过重，与过去土改中政策过左，致农民生产情绪低落（现已逐步好转），土地耕种粗糙，甚或不进行秋耕麦耕，大批虫卵埋藏地下，未能晒死冻死，遇到今年雨多地湿，虫卵便生长繁殖起来；二因发现虫卵幼虫后，未能即时扑灭，使其得以蔓延起来。
第三，瘟疫流行，一因长期战争，人民生活动荡不安，营养不足抵抗力减弱，易于传染病疫；二因农村污物堆积，卫生工作太差，病菌易生；三因土改中误斗了不少药铺，致人畜有病，均无抓药治疗之处。
另外某些地区的领导上官僚主义与某些干部情绪不高，发现灾害，不去急救，而存在着麻痹等待的侥幸心理，这也是扩大与加重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这些原因，故今年灾情特别普遍而严重。”
显然，这样的“分析”变成了一种套路，太浅薄了；关于“长期战争”的原因，带有作者的主观判断而缺少实在的论据。中宣部批评这篇报道是有道理的，但是，批评中得出的结论，则比较可怕，制造了一个“客观主义”的概念。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篇报道确实存在中宣部批示中所批评的问题，报道太琐碎，分析也不到位，但是归结为“客观主义”，以及分析问题时上纲上线，不妥。报道中谈到的灾害原因，基本上是客观的，但其中每一方面的第一点，都归到“长期战争”，确实很随意。
此后，凡是罗列诸多事实，以这些事实为依据得出某种结论的报道，如果罗列的是正面事实，没人说；如果罗列的是负面事实，“客观主义”便成为指责这类据实报道的批评性帽子。其实，我们在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过主张客观的“主义”？主观主义却很盛行。1956年，刘少奇提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说完以后党内便有一些不同意见，由于他的位置比较高，当时还没多大的事情。但是到了1968年9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该文两万多字，毛泽东批示：“此件可发”），将刘少奇谈到的客观、公正等等，上纲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
1991年，全国记协公布《全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一共八条，其中第五条是“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这是较为正式地承认“新闻客观性原则”。但在1997年《准则》第二次修订的时候，减少到六条，原来的第五条被删除，“客观”这个词移到了“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这条内，显然降格了。在如何看待“客观”的问题上，可能存在不同观点。其实，客观是一种新闻职业工作理念，是一种报道方式，并不完全与政治观点对立，你越客观，越能够获得好的传播效果。
五、我国新闻中较多的主观操控现象
我国新闻传播业要职业化，新闻客观性原则这一职业意识是必须要具备的。然而，我们把新闻等同于宣传的习惯也很顽强，对此，除了正面论证客观性原则外，也需要从问题方面做一些梳理。
例如，我们习惯于在人物报道方面，以主观定性在前、找寻例子证明在后的路子做文章，这与客观性原则是相悖的。这里以2005年5月22日《新闻联播》的一个典型报道为例：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共产党员魏文斌，凭借精湛的眼底病手术技巧，在追寻光明的事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这是一种对精确度有着最高要求、最尖端的眼科手术，需要在直径2。3毫米的眼球上做三个0。9毫米的穿刺切口，再插进两个器械进行操作。十年来，魏文斌完成的上万例眼科手术中，就包括三千多例这种“复杂性玻璃体视网膜显微手术”。
有一位患者，一只眼睛早已失明，另一只眼高度近视，只有0。03的视力并患有视网膜脱离，也有失明的危险。在经历两次手术失败后，他找到了魏文斌。眼睛保住了，这位患者喜出望外。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魏文斌：他告诉我，他有这零点零三的视力，他可以很好地工作，很好地生活，仍然可以编书、画画。我也很感动，因为我从这一点体会到，我们的工作虽然只能让他恢复了零点零三（的视力），但是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工作。
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名医荟萃，四十岁的魏文斌更是医院的“品牌医生”，由于手术质量高，速度快，魏文斌得了个外号，叫做“小魏飞刀”。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住院医师王聪：一般的眼底大夫做手术的话每天也就三到四台，魏大夫有一次从早晨九点做到晚上六点，做了十三台手术。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韩崧：魏主任经常在每台手术中间，曾经有很多次，像那脖子，下来之后颈椎就已经动不了了。就我所知，他一个四十岁的人，目前他的颈椎的状态，跟六十岁或者七十岁的老人是等同的。
这就是干什么都希望“多一点”的魏文斌：多看一位病人，多做一台手术，多使一位患者重见光明。
根据这些报进，这位医生专业精湛，具有敬业精神，这样评价不是很好吗？但是现在报进的导语部分，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评价。魏文斌对技术的粘益求精与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能有多少直接的联系？又能在多大程度与“人生追求”这个颇为费解的境地挂钩？导语行文中，这位医生的精湛技术成了他人生追求的“凭借”。接着是对这种眼科手术的介绍，患者的治疗效果，术后心态，魏文斌的心理活动等进行全面叙述和评价。
这种叙事加评论的方式大量出现在《新闻联播》中，表现了叙事主体掌控和操纵话语权力的强势姿态。主题先行，不能客观地描述人物，而是硬要人物服从于某种宣传目的，这种报道很难客观，也难以让公众接受。
1986年，我看过一篇获得1981年普利策新闻奖的作品《抓住高树使劲摇撼》（作者索尔·佩特，美联社记者）。这是一篇“无截稿时间限制的报道”，与我们的典型报道至少在时效上是接近的，报道的是纽约市长爱德华·科克。看完这篇报道，给我的感觉是，这位市长极有个性，不是我们平常判断标准中的好人，也不是坏人，不是非常强大的人，也不是非常弱小的人，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在的人，题目有点莫名其妙，看完作品以后，才慢慢理解了。这也是报道人物，不是表扬也不是批评，但是看完以后，我对他的性格和他的工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活生生地生活在我们之中的普通人，很真实。我这个印象比“人生追求”之类美好而抽象的说法要实在。前面讲的新闻联播的报道，拔得太高以后就有点不真实了，这就是我们在报道人物时要注意的问题，要客观，不要过多的主观操控。
我们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中的国际新闻部分，比重本来就很小，只占整个节目五分之一的时间，然而报道的主观色彩却很浓重。报道国家组织的会议时，习惯性地要突出国际霸权主义和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公正做法等等。新闻在涉及具体国家时，大多是战乱、政变、恐怖活动等等，世界真是我们安排新闻的样子吗？
这样的新闻看多了，受众在接受此类信息时，大脑中便极易出现这样的印象：相对于国外混乱无序、人的基本生存无法保障的生活，中国社会显得格外安定祥和，这一切自然要归功于我们党的领导。外国霸权主义甚嚣尘上，我们必须保持极大的爱国热情，同心同德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增强综合国力，以免受外国欺侮。这是我们国际新闻报道中带有过分主观倾向造成的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对于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负面报道，则有效地防止了人们认识上的片面和偏激，从而有利于维护国内社会的安定团结。
有一次，我收到一篇来稿，讲突尼斯一个有几十个国家参加的国际性信息会议，作者说，会议强烈反对这，强烈反对那。看完了文章，给我的感觉是，批判美国信息霸权的决议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赞同，肯定通过了。幸亏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决议没有通过。既然没有通过，上面描绘的激烈批判情形，不是作者主观、片面的选择吗？作者连最基本的事实都给遮蔽了，看来，这位老兄已经习惯性地站在反霸权主义的立场上写东西，不管什么国际会议都是这么报道，这种主观操控一旦变成惯性思维，到了颠倒是非的程度自己却没有感觉！
还有一个例子，报道的是文化活动。2004年3月23日，法国戛纳电影节落幕。大奖得主是一部纪录片Fahrenheit 9。11（华氏9·11）（图4…6），这是一个技术性的纪录片，从美术、摄影角度是一部非常棒的片子。东方卫视的报道相对客观一些，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则突出报道了纪录片中反对战争、反对布什总统的内容，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这部片子对布什是有批评，但从摄影艺术角度对该片的评价更高一点。同样一个东西，我们过分地主观操控了，无法保证报道的客观公正，这说明客观性作为新闻报道的理念和方法，我们做得都不够好。
图4…6 Fahrenheit 9。11光盘外包装
我们的一些新闻，在采访的时候，对观点的选择不注意平衡，多次招来国际上的讽刺。最近的如2008年初关于我国通货膨胀接近7％的消息，我们的记者街头采访，只选取了一个对话：现在通货膨胀接近7％，你的感觉怎样？还能接受。而几乎同时，我们关于台湾地区通货膨胀4％的报道，则是：台湾人民反映强烈，受不了啦！相信记者采访到的对话是真实的，但是你采访到的不可能只是这样一种意见，多发表几种意见，天不会塌下来，可能还会招来人家对你实事求是的赞扬。
还有，我们的传媒在报道新闻时，通过带有倾向性的副词、形容词和有方向性的谓语动词，传达了太多的主观意愿。例如“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引起强烈反响”等表示贯彻精神、发出指示时的效果性词汇，还有“翻天覆地的”、“可喜的”、“提前”、“好成绩”、“最好”、“大幅度”、“亲切友好地”、“圆满地”、“显著地”、“顺利地”等表示向好的方向变化的修饰性词汇，往往提笔就写，脱口而出，都不用动脑子，其实，不用这些词，客观一些，达到的效果肯定比这样套话连篇的效果要好。
我们太习惯于主观性的宣传了，因而，新闻职业化需要进行关于客观性原则的职业教育，有意识地纠正，才可能奏效。
六、新闻表现立场与客观报道是否存在矛盾
我们在较长的时间内，都要求报道要显示立场观点，因为我们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分清敌友是首要问题。后来，又提出了客观、公正、真实、全面的要求（20世纪50年代的新闻工作者称为“八字方针”）。在这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不同的时代说过不同的话。
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从陕西过黄河，来到了山西省的兴县，在兴县蔡家崖村，这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总部，应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要求，他于4月8日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和新华社晋绥分社的记者，发表了一个谈话，在这个谈话最后一部分，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毛泽东说的对不对？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说的是对的。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国民党全线溃败，共产党凯歌高进，这时候你亮出你的牌子，就是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样旗帜鲜明的报道，有利于造成对敌人的强大舆论攻势，也会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是，如果传媒长期遵循这种旗帜鲜明的报道原则，可能会有问题。
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刘少奇及时调整了这种说法，他说：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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