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层线-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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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少的班级利于学生的学习，因为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这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中尤为重要，因为这段时间是帮助儿童发展注意力和纪律性的时期。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来减小班级规模和添置像电脑这样的教学辅助设施。因此，必须基于仔细的成本收益分析来权衡资源的分配方向。
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获得最好的教师资源的方式之一是通过科技。科技能够帮助教师们分享经验、做课程计划、以及设计课后作业和问题。我是一家总部在印度但业务遍及三个大洲的名为Heymath公司的主管。这家公司给教师们提供设计数学课程和课后作业所需要的工具、模板、以及评估系统。它创造了一个交流社区，让全世界范围的数学老师能够分享最好的实践经验。Heymath也根据老师允许的范围内为学生提供辅导和帮助。因此，技术能够以相对少的投资帮助改进教学质量。
学校也需要一套问责系统。该问责系统的关键是一套全国范围通行的对学生表现的衡量标准，再加上常规的基于该标准的测试。因为学校录取的学生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学生的成绩衡量也必须考虑到学生的被录取时的质量：因此成绩的进步程度和成绩的绝对数值同样需要被衡量。我们也需要找出办法来公布对学校表现的评估，这一评估必须能够在学校之间进行比较而且能够被家长轻易地理解。不好的学校需要给予启动资金进行改善，但不应该给他们多次机会。2002年的《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最后，家长的选择也能够帮助学校间树立竞争原则。学校代金券项目如果被恰当地执行，那么学生能够用脚投票从而不好的学校不会阻碍好学生的发展。特许学校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这些准公立学校比公立学校较少受到监管约束，拥有更大的自由的同时也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们从学区所得到的经费拨款与其从所吸引到的学生数量成正比。证据表明这样的学校能够带来巨大的成绩改善，特别是相对于那些几乎没有关门风险的公立学校。
表现最差的公立学校显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行改变，因为存在与这些学校和周边社区的问题更深一些。组织化的资本投入和社区介入需要建立起来（这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样）。如果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一学校会关门，那么集体救援行动就不可能发生。因此，必须有一个特定的时期，在该时期内资源被提供、改变被鼓励、关门的威胁被搁置。但是，如果在这一时期内，没有学习成绩改进要求，安静的非竞争的生活被永久的保证，那么集体努力也很难被引导出来。与发展中经济体一样，初期的哺育和保护与随后的竞争结合起来能够较好地起作用。
奥巴马政府为教育改革铺就了一条道路，其中涉及了比之前的《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更为细致的评估学校的方法。该教育改革计划要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测试标准、根据学生表现对教师进行评估、为进行改革的州和地区提供额外的资金。这些是重要而有用的想法，而且如果被执行下去，将会对改进教育是很大的一步。但是，我们不应该低估对统一标准、公布成绩、以及淘汰不好学校和老师的抵触，尽管他们只是少数——但安静的没有竞争的生活是让人沉浸的而且值得他们为之抗争。
对学生考入大学及大学阶段的帮助
来自家庭收入底部1/5的年轻人中，仅有34％最终进入了大学，而相对的家庭收入在顶部1/5的年轻人则有79％进入了大学。而且，那些进入了大学的学生中，家庭收入位于底部1/5的学生只有11％能够毕业，而家庭收入在顶部1/5的学生则由53％的毕业率。因此，退学的比例在贫穷人口中不成比例地高。
在更早时期被培养的认知和非认知技能对于上述差别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而且我在之前也讨论了对此进行弥补的可能性。还可以加上一条，大学可以对这些弱势的年轻人的给予便利，让他们能够更容易对学校进行申请、学费更能负担、更容易能够在学校呆下去并取得成功。
来自于更好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拥有大量资源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大学申请过程，包括学校的咨询老师和家庭中曾上过大学的亲戚。而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则没有这些资源。尽管存在着很多政府的辅助项目，但是其效率值得质疑。最近，有一些项目被建立起来帮助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与拥有大学申请经验的大学生之间形成联系。如果这一做法起作用的话，那么就值得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助学金也能够有所帮助。研究表明1000美金的补助能够将大学出勤率提高约4％，能够提升毕业率，并能够让学生选择用4年制本科教育替代社区大学。大量的助学金计划已经在进行中了。其效果好坏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助学金发给那些只有依靠这笔资金才能上大学的年轻人手中，同时也要讲申请助学金的程序设计得简单一些——目前这样的助学金项目有很多，但都没有被广泛地宣传，而且每个项目都有独立地申请程序，这些都增加了没有条件上网和打印的贫困家庭孩子的困难。最后，这些助学金的持续发放也要根据学生的在校表现来进行。
工作学徒制和培训
人力资本也能够通过在职训练来获得。学徒制，特别是在私人部门，对于培养工作习惯和行为进而帮助贫困青年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在美国，人们在其职业生涯中往往会更换工作多次，因此必须有外力来推动公司来提供这种学徒制。在公司自身很可能不能够长时间地使用其培训好的员工以及学徒制所需要的大量资源的事实面前，为公司提供补偿使公司拥有提供学徒制的动力是必要的。
决定什么能够真正起作用
很多关于如何帮助弱势人群增加人力资本的建议已经而且正在被提出。但是，在理论上不错的建议常常在实践中行不通。尽管我们应该尝试那些有证据和尝试表明成功几率很大的建议，并且在理想状态下，这样的项目也应该定期评估。这些评估将能够帮助辨别效用不佳的项目，同时也能够帮助项目的改进。
随着弱势人群的人力资本质量被改进，工资的不平等也应该逐渐消失。尽管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是否任何形式的对项目的介入应该被实施，是否某个项目会成功，又或者，这样的成功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对于那些在社会资源再分配上落后的人会有政治压力，这种压力要么是直接的要么间接的来自于实施了这样政策的人所获得的好评。相反的压力则会来自于那些承担了更高赋税的人群以及那些不相信收入再分配的人群。在一段时间内，较大的政治分歧还会继续存在。但是，我们必须希望随着弱势人群看到了这些项目提供的社会阶梯能够帮助他们的孩子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机会再分配的前景会减少潜在的冲突和增长的代价。
保险和安全网
正如我在第四五章中所讨论过的，在美国能够在长时间的萧条中支持失业人员的安全网的缺失使得公众焦虑感增加而且会产生不成比例的货币和财政上的反应。增强工人对经济逆境的抗风险能力是改进措施的目标之一。这一问题不是与不平等不相干的。低收入导致人们的安全度低或者说让他们没有能力有足够的储蓄帮助他们自己度过失业期。
在寻找救助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企业和雇佣关系的本质，即强调灵活性和移动性，这可能与欧洲大陆的长时段安全网不相匹配。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会考察既能提升美国工作者在经济萧条期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又能保持其系统固有的灵活性的一些改变可能。
区别对待但规定明确的失业保险
现有的失业安全网依靠的是一个用暂时性延长失业救济的办法来应对长期大量的失业的政治策略。关于失业救济是否会被继续延长以及获得失业救济的标准，劳动者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政治家在紧急立法这一借口的掩盖下，利用公众对于救助行动的需求，不经仔细推敲地推动通过了许多他们个人感兴趣的项目。
如果美国的复苏确实从本质上有所改变，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少的话，那么是否失业救济应该更为长期地进行就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更长时段的失业救济不仅仅要求更高的成本而且让一些失业人群对找工作这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焦虑感。一个反应不那么灵敏的劳动力市场可能改变美国的雇佣关系本质，同时这种宽松也能让企业能够抓住一些新机会。美国可能想要为了给劳动者更多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一部分公司灵活性，但是这一决定是长期性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先更好的分析复苏的本质是否改变会让这一问题更为充分地被考虑进而也能更好地设计解决方案。
但是，有两项改革的净福利是很清楚的。第一，规定明确但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失业保险的延长对美国是有好处的。用另一句话说，不是基于当下政治形势采取特事特办的失业救济延长，而是将对失业救济的延长决定与一个公式相结合。这一公式的可以是工作职位减少的数据（一些州已经提供了）、创造的新职位和减少的职位的比例、以及萧条已经持续的时间这几个因素的简单函数。更复杂一些的公式则可以考虑加入以下因素：其一，工作的减少是在哪些领域（是那些产出具有周期性的产业还是说特定工作的减少表明的是更为长期的变化？）；其二，新创造工作的性质（是那些全职的、长期的工作还是兼职的、暂时性的工作？）。保持问题简单性的好处在于，劳动者能更容易地预测和计划失业救济的延长，而这正是减轻焦虑感的关键。
第二个需要改变的是医疗保健领域。很多围绕失业产生的焦虑感来自于伴随着失业产生的自身及家庭的医疗保险的丧失。正如我所写的，国会刚刚通过了一项接近于全民保险的法案，——这里说接近全民保险是因为即便法案的条款全部被执行，非法移民也仍然不包括在内。在实现有效全民保险的长期而艰难的征途上，这项法案的通过只是第一步而已。该项法案的许多条款确实在一年内就要陆续开始实施了，但是许多州立法都试图跳出该法案条款之外，当保守党当权后有可能废止该法案，同时主要的法律障碍是否被完全克服也仍然存在一些疑问。即便该法案在立法上的挑战被顺利地克服掉，那么有效的改革也需要想办法在减缓甚至减少医疗保险成本的同时确保把每个人都能被纳入其中。但是，该法案中所反映的政治计算中，强调了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扩大的好处是清晰而且见效迅速的，尽管法案里关于成本和控制的细节很少。这项法案中有很多好的想法（当然也有一些坏的），但是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哪些想法能够得到发展的动力。关于全民医疗保险和其成本之间的辩论离最终的结论还很远，这一辩论还将在接下来的很多年伴随着我们；因此更为仔细地研究关键因素是有用的。
全民医疗保险
美国完全没有兴趣对私人医疗保险进行激进的彻底改变。全民医疗保险的关键在于逆向选择问题。如果一个保险计划不成比例地吸引了过多的已经有健康问题的人群，同时吸引的年轻人和健康的人群又太少的话，这一保险计划就是不可持续不经济的，因为前者具有更高的保险风险，而后者对于补贴前者是必需的。
如果不少的年轻和健康人群选择不保险的话——年轻人对于其自身的健康有着很强的自信——那么，在每一个计划都不能拒绝有健康问题的人群加入而同时能保持适当水平收益的全民保险系统成功的关键在于确保那些年轻和健康人群付钱加入。激励机制可以是胡萝卜和大棒的组合——胡萝卜可以是对没有求偿的人给予回扣，大棒可以是对没有参加全民保险的人进行罚款。罚款和回扣都应该足够高可以使让那些健康的个人加入全民保险，而不会宁可交纳罚款而只在需要时加入保险。并且更多地吸引了有健康问题人群的保险计划应该从那些较少吸引有健康问题人群的保险计划得到补偿。
全民医疗保险也会需要对穷人进行补贴。我在第四章中讨论过无条件再分配，对穷人进行补贴显然会造成与那些讨厌的上述再分配的美国人的矛盾。很多美国人确实相信那些倒霉的、收入低的美国公民仍然应该给自己及家人支付健康保险，这并不正确。而且，许多没有保险的病人最后也会得到治疗，但是由于之前没有任何的预防性治疗，这恶化了健康问题并增加了治疗成本。最后，全民健康保险有更大的好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政策制定者都被告知需要扩张宏观政策时，全民健康保险在萧条期带来的焦虑感的减少以及相应的对更大范围宏观政策的减少，都能够使美国能更好地根据实际运用其财政和货币政策。
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最主要问题在于，一旦逆向选择问题被解决，美国医疗保险似乎就不再需要成本收益分析了。2006年，美国在医疗保障上花费了15％的GDP，而该比例在德国和法国为11％，在英国和日本则只有8％。以人均水平来说，美国在医疗保障上花费6347美元，而日本则只有2474美元。这一区别在一直在扩大：1970年美国人均在医疗保障上的花费比上述其他国家多花40％，而2004年这一差别扩大到90％。但是人民的健康水平则没有得到相应地提升：19702004年间，上述其他国家在65岁人群中的预期寿命增加都高于美国，只有加拿大除外，加拿大和美国一样只有3。7岁的增长。
三个因素对于成本上升很重要。第一，在美国投入的价格更高：比方说，美国换臀的价钱是加拿大的两倍。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部分在于美国医生的报酬水平。第二，由于支付医生和医院报酬的依据是其提供的服务而不是疗效，由于保险最终买单，这样的系统容易导致对健康保险的过度使用。第三，该系统倾向于使用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