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功罪-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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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有没有什么英雄？实在想不起来，好像是没有。至少没有让人记得住的大英雄。那是一个需要英雄而没有产生英雄的时代。只产生了很多皇帝，当然还有皇后及其亲戚。从朱全忠篡唐，到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周，凡五十三年，正规的皇帝出了十几个。再加上那十个小朝廷的皇帝们，大大小小共有五十几个。
有一个叫冯道的人，一生经历过五个政权。这本来没什么，五代么，就应该是这样。问题是他在这五个朝代里都当大官，这就值得说一说了。后唐庄宗时官拜副部长（户部侍郎，充翰林大学士），明宗时复拜中央副秘书长（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后唐亡，石敬瑭入洛阳，改国号为晋，仍拜冯道为首相，封鲁国公，少帝时封太尉封燕国公。契丹灭后晋，冯道又臣事辽太宗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北走，刘知远入洛阳建立后汉，拜冯道为太师。郭威篡汉，改国号为周，复拜冯道为太师中书令。冯道病殁于周世宗时，享年七十三岁。如果他等几年再死，等到赵宋政权建立，依例他还能做成一朝大官，那就是六朝元老了。
冯道一生，历五朝事十一主，这在推崇忠诚不贰传统观念的中国人看来，简直太过分了，是为非常的耻辱。宋人欧阳修作《新五代史》，曾痛斥冯道这种不义之徒：“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也就是说，国家之亡，就亡在冯道这样无耻的大臣身上。欧阳修还举了一篇五代时的小说中的故事，作为反例：一位李姓妇人，其夫死在官任上，她于是带着儿子捧着丈夫的骨灰返乡。过开封住店，店老板见她形迹可疑不让住，而李妇偏不肯走，争执之下，店老板扯她的手拉到街上。李妇觉得“被淫”，深以不能守节为耻，就当街将自己的那只手臂剁了下来。欧阳修叹曰：“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欧阳修是一代文章大家，他已把丑话说在前面，后人也就不好反驳了。久而久之，冯道竟成为历史上反复无常、趋炎附势、寡廉鲜耻一类小人的代表。照欧阳修的意思，冯道应该向李妇学习，国家一改变颜色，就得自己把自己给砍了；至少也该坚不出仕，这才无愧于先朝皇上的厚恩。欧阳修的节妇观与义士观，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深远。宋代是中国人重建道德风气的时代，同时也是汉民族由极盛走向衰弱的开始。宋亡时，面对强大的蒙古军队的入侵，志士仁人迭出，节节抵抗，直至最后一位忠臣背着最后一位小皇帝跳入大海。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
文天祥的忠勇，甚至受到敌人的敬重。元廷对他颇为优待，丞相孛罗亲自劝他，许以高官厚禄。而文至死不降，在狱中作《正气歌》，关押三年被杀。
然而一个民族，只有文天祥这样的英雄，显然也是不够的。大家都成了文天祥，大家都去跳海，这个民族就要从世界上消失了。蒙古侵略军的残暴，较之日本鬼子和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南京大屠杀杀了三十万，举世震惊；而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全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蒙哥命旭烈兀讨伐木剌夷，务将木剌夷斩尽杀绝。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蒙古人奉行的几乎是种族灭绝政策，那时又没有联合国宪章及海牙国际法庭，没有任何威慑力量予以制约，尽可无法无天。
幸好当时出了两个人。一个是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字晋卿。单从他的取名来看，就晓得将有“楚才晋用”的故事发生。他出任宰相，以博学与品格影响了成吉思汗，使之渐渐接受了一些汉文化，不那样动不动就屠城了。另一个干脆是汉人，从事道士工作，名丘处机，人称丘神仙。丘神仙的特点是装神弄鬼，经常给成吉思汗讲道，劝讽他少事杀戮：“要征服天下，在乎不嗜杀人。”成吉思汗叫左右记录下来：“神仙劝我的话，都要依从，不可忘记！”因而稍敛蒙古人的犷悍之气，使中原百姓免遭许多屠戮。其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又深受另一位汉人宰相姚枢的影响，同时还延揽和重用了如窦默、许衡、刘秉忠、王文统、张文谦等一大批著名汉儒。国难当头，正是这些直接为侵略者政府服务的汉奸们，使中国本土不至于像那些一个个被征服的西方国家一样，受到灭绝种族式的浩劫。
蒙古人彻底改变其好战嗜杀的民性，是经历元代以后。中国本土的蒙古人，包括它的帝王将相，几乎全部汉化，连蒙语都不说了。中国被强大的武力所征服，而蒙古民族则被中国的文化所征服。就长远的历史来看，当然是后一种征服更具有力量，也更具有意义。这是誓死不降的文天祥当初所没有料到的。同样的故事，这绝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早先，有鲜卑族拓拔氏的北魏，有契丹人耶律氏的辽朝，有女真人完颜氏的金朝。其后，又有关外女真人后裔满族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清朝。
说到辽朝，又回到前面提到的冯道。冯道曾事臣辽太宗耶律德光，按中国人历来的说法也就是当了汉奸。辽灭后晋，冯道来朝，耶律德光问：“你怎么也来了？”冯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又问：“你是什么老头？”冯答：“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如此装痴卖傻，逗得耶律德光大乐，于是封为太傅，位列三公。
冯道只是卖傻，而非真傻。在自贬以求全求宠上，他可以说是无耻。但问起国计民生的大事来，他可是一点也不傻。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答：“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冯道一言，使契丹改变了夷灭中国人的初衷，救了无数无辜的百姓。
我不能断定，冯道是为了拯救中原百姓才去当“汉奸”的。但冯道为政的贤明清正，却是连鄙视其人格的欧阳修也不得不秉笔直书的。欧阳修不愧为大文章家，一是一二是二，分得清清楚楚。要是到了别人手里，除了指他脑后有反骨外，怕是再指不出什么来了。殊不知反骨也是一骨。
冯道家世耕读，从幼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恶食，唯以吟讽为事。当官以后，为人刻苦自励，生活淡泊，曾住在茅庵中，与随从人员共用瓢勺碗盏，一个锅里吃饭。父死归乡丁忧，他亲自耕田砍柴，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这样体察民情，所以深知民间疾苦。唐明宗问他治术，他说：“陛下以至德承天，当日甚一日以答天心！”又问农事，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接着背了一首唐诗给明宗听：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天下君，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明宗听得眼睛一亮，说此诗甚好，叫身边的秘书录下来，经常念诵自省。
对君王如此，对下面的人如何呢？一次，一个军士跑到衙门前指名辱骂冯道，冯道听了说：“他肯定是醉了！”叫人把他请进来，好酒好菜招待了一番。那时冯道第一次为官的后唐还没有亡，也就是说，他还从未当过贰臣、汉奸、叛徒，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当街辱骂的，那军士多半是无理取闹。冯道不恼，还请人家吃喝，尽欢而散，中国历史上恐怕难得再找到几个这样有风度的大官了。他的贤名，外国人也佩服和敬重。后晋时他出使契丹，契丹主准备亲自到京郊迎接他，有人告“天子无亲迎宰相之理”，乃罢。天子为什么要郊迎宰相？而且是“上国”的天子，郊迎“儿皇帝”石敬瑭的宰相？原因就是两个字：服了！
文天祥至死不反，是中国人的自豪；冯道反来反去，却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幸。事实上，反来反去的是迭次更替的朝廷，是世事和政局；他冯道倒是以不变应万变。谁来做皇帝他都欢迎，都乐于为之办事，并以其德高望重给最高当局尽可能以善的影响，让民众休养生息，使动荡混乱的社会尽可能维系一种更深沉的秩序和安定，维系这个民族细若游丝的命脉。没有人说他是英雄，他手无缚鸡之力，无法镇压反叛的军阀或御敌于国门之外；他只有等你们来了，笑眯眯地迎上前去，让你们喜欢他，尊重他，把权力交给他，他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乱中求治。老实说，这个朝那个代，这个党那个派，对于老百姓有什么意义呢？就老百姓而言，让咱们过上安生的日子，就是最好的。
不管后人怎样评说，冯道自己是挺达观的。他有自己的忠孝观和人生态度，曾著书述其历事五朝的经过，自命为“长乐老”：“孝于家，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父为母，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冯道，瀛州景城人，字可道。“道可道，非常道。”冯道之可道，就是非常道。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日于河溪屯子（原载《书屋》2000年第1期）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时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体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计，静静地听一段广播讲话。那是一个断断续续、语气既坚定又无奈、比实际年龄要苍老疲惫得多的声音，那是他们的天皇的声音。他宣布，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将他这份用文言文发表的“休战”书直白地翻译出来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复杂的感情：仇日还是憎美
整个日本一片震惊，随后是伤心屈辱、惶恐茫然。一个又一个有泪无声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进自己的肚腹，颟顸地倒在污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边，尤其是中国，却鞭炮锣鼓一片欢腾。战争结束了，而且是中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晚清以来一百年民族失败的耻辱史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个自参与八国联军打下北京，就一直在庞然大物的中国面前凶恶、狂妄、刁蛮、残暴地跳来跳去闹腾个没完的小个子国家，乖乖认输了！纵观二十世纪，如果说只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国人骄傲和庆贺的话，那就是抗战的胜利。中国人站起来了，虽然他后来又站起来了好几次；中国掼掉了扣在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虽然他注定还要在贫穷、动乱和饥饿中继续熬过漫长的岁月；但毕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欺凌宰割，毕竟与美苏英法一道跻身于“世界五强”。
也许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能够体会得到中国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负，民族的自卑和自贱，多少年以来，而且还将不知多少年地左右著我们的情绪、观念、自我定位、心态和生态。在别的国家眼里，中国人真是难以理解。一方面，对战败国抱著“以德报怨”的宽宏大量，将大批侵略军优先用军舰送返日本，只对极少数战犯提出起诉，放弃巨额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又为对方老是以怨报德、忘恩负义而激忿，什么参拜靖国神社、拒不公开认罪、篡改历史教科书、钓鱼台岛纠纷、极端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表演、电脑软件《提督的决断》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旧恨。一方面，大量回忆和描写抗日战争的出版物、影视作品，大屠杀纪念馆，慰安妇的控诉，民间索赔，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惨痛的过去；另一方面，却多少表现得有些“馄饨挑子一头热”地跟日本套近乎，发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国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对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听到美国大兵强奸日本少女，心里头又像听到邻村的二妞被洋鬼子糟蹋了一样不好受；满心信任和称赞日本商品的同时，打心眼儿里嘲笑蔑视它们的制造者：“小日本做的！”
学者余英时曾用一个词形容中国人对美国的民族感情，叫“羡憎交织”。其实，这个词用来形容对日本人的态度更为确切。美国太遥远了。美国不管它有多好和有多坏，总不至于让中国人牵肠挂肚或是金疮迸裂。而日本就可以很轻易地做到，它就在你的隔壁，动不动就能让你既惊且惧，既慕又叹，既恨还爱。你说不清他们到底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是亲戚还是宿敌，是谦卑还是骄狂，是聪明还是蠢笨，是刻板还是滑头，是战争还是和平。
说起对美国的“羡憎交织”，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打遍天下几无敌手，最终败在美国人手上。二次大战后，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主导了对整个日本社会的结构性改造，使日本得以迅速修复战争创伤，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强国。美国是日本的最大的克星，又是最大的救星，是主人、恩师又是竞争对手，不由得它不对之“羡憎交织”。“日本可以说不”，就是这种情结的最好注解。
当电视里面出现，西方七大工业国领袖济济一堂，规划著世界的经济版图和秩序时，一个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个头比其他人矮去一大截的日本首相也忝列其中，我们总不免要多打量他几眼，—用所谓“羡憎交织”的目光。我们不会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德国人、意大利人，更谈不上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当然也不会这样去看美国人。历史上美国对中国是有恩的，谈不上有什么过不去的“仇”。美国从来没有侵占、分割过中国的领土，相反却在抗战中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中国军队在韩战和越战中与美军交过手，韩战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而越战却是美国输了。有人说，韩战中中国志愿军的被俘人员数十万，而美军只有上万，中方死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