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月记-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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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希望死的勇气
九
年满十五岁以后，写作这件事成了他生活的中心。自己生下来就是为了成为作家，这种信念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产生的，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但总之到了十五六岁时，他已经无法想像将来从事其他职业的自己了。
从那时起，他出门总要在口袋里装上一个笔记本，把自己在路上看到听到或者想到的任何东西，都当场练习着转换成文字。那个笔记本里，还摘录着在他读过的书籍中所有他认为是“准确的表达”。
此外他还热心训练自己，对各大家的文体进行学习。读完一篇文章后，他会试着将里面的主题用风格各异的作家——哈兹立特、罗斯金，或者托马斯·布朗——的文体重新写上好几遍。这种训练，在少年时代的那几年一直不知疲倦地坚持着。到了刚脱离少年期，还没有动笔写一篇小说之前，在表现技巧上他已经具备了象棋高手对棋艺所具备的那种自信。流着工程师血脉的他，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也早早拥有了一份作为技术家的自豪感。
他近乎本能地知道：“自己并不和自己想象的自己一样”。还有，“头脑即使会出错，但是血脉不会错。即使一时看起来像是错了，但最终，它所选择的才是对真正的自己最忠实并且最明智的道路。”“在我们身上有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什么，它比我们更智慧。”于是在设计自己人生的时候，他只管朝着那条唯一的道路——比自己更聪明的什么指引的唯一道路，忠实而勤奋地倾注全力，而对其余一切都弃之不顾。
不顾俗众的嘲骂，还有父母的哀叹，从少年时代一直到死的那一刻，他都坚持着这种活法。“浅薄”、“不诚实”、“好色之徒”、“自恋狂”、“顽固的利己主义者”、“令人作呕的花花公子”——带着所有这些封号的他唯有在写作的道路上始终如一，像虔诚的修道士一样从未对修行有过丝毫懈怠。不写东西的话，他几乎连一天也活不下去，那已经成了身体习惯的一部分。就连二十年来不断侵蚀他的肉体的肺结核、神经痛、胃痛，也无力改变这个习惯。在肺炎、坐骨神经痛和脓漏眼同时发作的时候，他在眼上缠着绷带，保持着绝对安静的仰卧姿势，小声口述《火药党员》给妻子记录。
他一直住在和死过于接近的地方。剧烈咳嗽时用来捂嘴的毛巾上很少不看到红色的东西。仅就对死的觉悟来讲，这个尚未成熟的做作的青年，与大彻大悟的高僧有着共通之处。任何时候，他都把为自己的墓志铭写的诗句放在口袋深处，“宽广高朗的星空下，挖一个墓坑让我躺下。我生也快乐，死也欢洽。”比起自己的死，他其实更害怕友人的死。对自己的死他已经习惯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抱着一种迎上前去与死游戏、与死赌博的心情。
在死亡冰凉的手抓住自己之前，究竟能够编织出多美丽的“幻想和语言的织锦”？这是一场豪奢的赌局。就像出发迫在眉睫的旅人一样，他不停地写着。事实上，有几个美丽的“幻想和语言的织锦”就这样留了下来。比如《欧拉拉》，比如《任性的珍妮特》，又如《巴伦特雷的少年》。
许多人会这样说：“不错，这些作品很美丽，充满魅力。但归根结底，不过是些没有深度的故事。史蒂文森总归还是通俗作家。”但爱读史蒂文森的读者决不会无言作答：“聪明的史蒂文森的守护天使（根据它的指引，他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自己的命运），正因为知道他生命短暂，所以才让他抛弃（不管是谁在四十岁之前产生杰作都近乎不可能的）挖掘人性的近代小说的道路，取而代之，让他选择了这样的方向——致力于磨炼充满魅力的传奇故事的结构和绝妙的叙述方式（这样即便早逝，至少也能留下几篇优美的作品）。”“并且，就像一年中大部分是严寒冬季的北国的植物也会在短促的春夏之际骤然绽放花朵一样，这也正是大自然的巧妙安排之一。”
也许有人会问：“俄罗斯以及法国那些最卓越、最深刻的短篇作家不也都是和史蒂文森同年，或者比他更早就离开了人世吗？”“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史蒂文森那样，在从未间歇的病苦中自始至终感受着早夭的威胁。”
他说过，小说是circumstance的诗。比起情节，他更热爱情节所生出的若干场景的效果。以浪漫派作家自命的他，（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力图将自己的一生塑造成自己所有作品中最伟大的罗曼斯（并且在事实上，可以说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当然这么一来，作为主人公的自己置身其中的氛围，也得和小说的要求保持一致，具有诗的要素和戏剧的浪漫。身为氛围描写名手的他无法容忍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活动的场面竟然不值得用自己那只生花妙笔来描写。在旁人眼里无疑令人讨厌的他那些无益的做作（或者嬉皮作风）的真相其实就在这里。
干嘛非得异想天开地牵头驴子，在法国南部的山里闲荡呢？明明是良家子弟，为什么非得系着皱巴巴的领带，戴着有红丝巾的旧帽子装出一副流浪汉样子呢？干嘛又非得用令人倒胃的得意劲儿大谈女性论，说什么“偶人虽然美丽，但里面装满锯末”呢？二十岁的史蒂文森，是个装腔作势的家伙，讨人嫌的无赖，爱丁堡上流人士弹劾的对象。
从小在严格的宗教气氛中长大的白面公子哥儿，忽然变得以自己的纯洁为耻，半夜溜出父亲的宅邸在红灯区里四处闲逛。但是，这个效仿维庸和卡萨诺瓦的轻薄青年自己也知道，除了拿自己病弱的身躯和未必长久的生命作赌注，倾注到唯一一条道路上之外，不会有其他拯救。即便在红酒脂粉的席上，他也总看到这条道路在眼前闪闪发光，就像雅各在沙漠里梦到的天梯一样直伸向高远的星空。
十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日
因为是邮船日，贝尔和洛伊德从昨天起就去了城里，他们走后伊欧普开始脚疼，法阿乌玛（巨汉的妻子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又回到了丈夫身边）肩上起了水肿，芳妮皮肤上出了黄斑。法阿乌玛的病有可能是丹毒，素人疗法（1）大概不顶用。晚饭后骑马去找医生。朦胧月夜。无风。山那边有雷声。在森林中赶路时，又看到菌类的小灯在地上闪闪发光。在医生那里约好明天出诊后，喝啤酒到九点，谈论德国文学。
从昨天起开始构思新的作品。年代是一八一二年左右。地点在拉姆玛穆阿的赫米斯顿和爱丁堡。题目未定。《黑森林地带》？《赫米斯顿的韦尔》？
十二月××日
扩建完工。
这个年度的决算报告书寄到了。大约四千英镑。今年或许能达到收支平衡。
夜里，听到炮声。英国军舰入港了。外面传说，我将于近日被逮捕押送出境。
卡斯尔社（Casell and
pany）提出把《瓶中的妖怪》和《法雷萨的海滩》收录在一起，用《岛上夜话》的名字出版。但两个作品风格相差那么远，不奇怪吗？把《怪声岛》和《放浪女》加进去怎么样？
芳妮表示不同意收入《放浪女》。
一八九三年一月×日
低烧持续不退。肠胃衰弱。
《戴维·巴尔弗》的校样还没有寄到。怎么回事？至少也应该出来一半了。
天气很坏。下雨。飞沫。大雾。严寒。
原以为可以付清扩建费，结果只够付一半。为什么我们家这么费钱呢？虽然并不觉得生活有多奢侈。洛伊德每个月都绞尽脑汁，但是刚堵上一个缺口，另一个马上又会冒出来。好容易哪个月似乎能巧妙维持了，肯定又会赶上英国军舰入港而替士官们召开宴会。
有人说是因为佣人太多了。实际雇用的人倒没有那么多，但因为他们的亲戚和朋友到处都是，所以正确的人数我也搞不明白（比一百人应该不会多出太多）。不过，这也没有办法。谁叫我是族长，是瓦伊利马部落的酋长呢。大酋长对这样的小事是不应该说三道四的。
再说事实上，不管土人再多，他们的饭费也是有数的。还有些笨蛋，因为我们家的女仆比岛上一般标准多少漂亮些，竟然拿瓦伊利马跟苏丹的后宫相比，说什么这样花销怎能不大。很明显是出于中伤，但开玩笑也得适可而止。这位苏丹别说精力绝伦了，只是个勉强还在苟延残喘的瘦男人罢了。那些胡说八道的家伙，一会儿把我跟堂吉诃德比，一会儿跟哈伦·阿尔·拉什德比，没准儿这会儿我又成了圣保罗或者卡利古拉也说不定。
此外还有人说，在生日宴会时邀请上百名宾客过于奢侈。但是我可不记得请过那么多客人。是对方不请自来的嘛。既然对我（或者说至少对我们家的饭菜）怀有好意，特意光临，这不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吗？也有人说是因为宴会时连土人一块儿邀请，所以超出预算，这就更荒谬了。即使不请白人我也要先请他们的。所有这些费用一开始就列入了预算，本来还应该绰绰有余。其实在这么个岛上，就算想奢侈也没有地方。
可总而言之，我去年写作赚了四千镑，竟然还是不够。忽然想起了瓦尔特·司各特。突然破产，继而失去妻子，在债鬼不停的催逼下只能像机械一样赶写滥作的晚年的司各特。对他来说，除了坟墓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休息。
又是战争的谣言。这么含糊暧昧，典型是波利尼西亚式的纷争。像是要点燃了却烧不起来，以为要灭了却还在冒烟。这次也只是图图伊拉西部的酋长之间发生了些小冲突，大概不会出什么大事吧。
一月××日
流感猖獗。家里人几乎都得上了。我还额外多了份咳血。
亨利（希梅内）工作得勤勤恳恳。本来在萨摩亚人中间，即使地位低贱的人也不愿搬运污物，但亨利虽然贵为小酋长，却每晚都勇敢地钻过蚊帐去倒溺桶。大家感冒都已经好转的现在，他最后一个被染上了，发起高烧来。最近我开始戏称他为戴维（巴尔弗）。
病中，又开始新的作品。由贝尔记录。描述一位法国贵族在英国成为俘虏的经历。主人公的名字叫安努·德·桑特·伊维。用它的英文读音《森特·阿伊维斯》作题目。拜托巴克斯特和科尔文邮寄罗兰德松的《文章法则》和有关一八一〇年代的法国及苏格兰的风俗习惯、尤其是监狱情况的参考书。不管是《赫米斯顿的韦尔》，还是《森特·阿伊维斯》，都会用得上。没有图书馆，和书店交涉太花时间。这两点完全让人束手无措，虽然好在没有被记者追赶的麻烦。
一方面流传着政务长官和裁判所长都要辞职的说法，另一方面阿皮亚政府不合理的政策旧态依然。为榨取更多的税收，他们似乎准备补充兵力，驱逐玛塔法。不管成功，还是不成功，白人的受厌恶、人心的不安定、这个岛的经济不振都只会更加恶化。
介入政治令人心烦。我甚至在想，这方面的成功，除了导致人格破产外得不到其他任何结果。……但这并不表示我对（关于这个岛的）政治的关注减少了。只是，由于长时间卧病咳血，写作时间自然受到限制，在这之上还要再耗费宝贵时间的政治问题不得不令人感到有些厌烦起来。但是想到可怜的玛塔法，无法坐视不管。
除了提供精神援助外一无所能的无力感！可是，假如给了你政治上的权力，你又打算怎么办呢？立玛塔法为王？好的。那样一来你认为萨摩亚就能平安地长存于世吗？可悲的文学者哟，你真的那么相信吗？或者，你一边预感到不久后萨摩亚的衰亡，一边只不过是在对玛塔法倾注伤感的同情吗？最典型的白人式的同情。
科尔文来信说，每次接到我的信，里面总是写有太多“你的黑人和褐色人”的事情。他担心对黑咖啡和巧克力的关心会夺去太多我的写作时间，这种心情我不是不明白。但是他（还有其他在英国的朋友），看来完全不知道我对我的黑咖啡和巧克力有着怎样亲同骨肉的感觉。
不光这一件事，在其他许多事情上，由于四年来各自置身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一次也没有见过面，他们和我之间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呢？这个想法令人恐惧。亲近的人是不应该分开太久的。没见面的时候朝思暮想，可一旦见到，是否双方都会无可奈何地感觉到这条鸿沟呢？虽然可怕，但这也许更接近事实。
人在变化，每时每刻。我们是怎样的怪物呀！
二月××日 于悉尼
给自己放假，拿出五周时间从奥克兰到悉尼各处旅行，但同行的伊莎贝尔害牙痛，芳妮患感冒，我自己从感冒一直到肋膜炎。真不晓得到底是为什么来的。就这样，我还在本市的长老教会总部和艺术俱乐部一共作了两次演讲。被拍照，被制作海报，走在街上时被人们指指戳戳并小声议论名字。
名声？奇怪的东西。我什么时候竟成了自己所瞧不起的名士了？真滑稽。在萨摩亚的时候，土人眼里的我，是住在豪宅里的白人酋长；阿皮亚的白人眼里的我，是政策上的敌人或朋友，二者必居其一。那种状态远比现在这样健全的多。与这片温带土地褪色的幽灵般的风景相比，我那瓦伊利马的森林是多么美丽！我那风声呼啸的家是多么灿烂！
和隐居此地的新西兰之父乔治·格内见面。厌恶政治家的我之所以希望和他见面，是因为相信他是真正的人——给了毛利族最博大的人类之爱的真正的人。见面一看，果然是气度不凡的老人。
他实在是了解土人——甚至一直到他们最细微的生活情感。他真正做到了设身处地替毛利人着想，这在殖民地的总督里是罕有的例子。他主张给予毛利人和英国人同样的政治权利，并赞成选举土人议员，因为这些主张遭到白人移民反对，所以辞了职。但是，在他的努力下，新西兰至今还是最理想的殖民地。
我向他讲述了自己在萨摩亚所做的事、想要做的事以及争取土人政治自由虽然对自己来说力不从心，但为了土人将来的生活和幸福我准备竭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