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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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立新”的样本的单子，给文化大革命增添了一些情调。他们让“流
氓阿飞”去“剪掉长发”，“脱掉你的火箭式皮鞋”。他们要求人
们戒酒、戒烟，丢弃“养蟋蟀、养鱼、养猫、养狗这类资产阶级习
惯”。他们说，“洗衣店不要为‘资产阶级家庭’洗衣”，“浴室
要把不给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服务，不给他们按摩作为一条规定”。
这群红卫兵还要求把他们自己学校的名称“第26中学”改名为“毛
泽东主义中学”。①
一些红卫兵的活动更不令人愉快。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在中
国常常被视为主要的“资产阶级”代表，说不清有多少人被他们自
己的学生骚扰、拷打或折磨——常常致死。以前的资本家和地主的
家常被以搜查“私货”或藏匿财物为名遭到侵袭和抢劫。艺术品被
没收，典雅的家具被毁坏或被涂成红色，墙壁上刷满毛泽东的语录。
一些成分不好的阶级（如地主）成员，被集中起来赶出大城市。仅
在北京大学，一百位教职员工的家被搜查，书籍及其他个人财产被
没收，有260人被迫在脖子上挂着列有自己“罪行”的牌子被“监
督”劳动。②
尽管没有怎么得到官方的支持，但愚笨莽撞的暴力和兽行却一
直持续发生且不断加剧，在同年早些时候的“五十天”里就在党的
领导下开始了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恐怖统治。
从一开始，红卫兵运动就为严重的派性所困扰，他们争论的主
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之间的分歧
围绕着60年代初的教育政策所导致的错误方针。①出身干部或军人
家庭的学生主张红卫兵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试图缓和对党的
机构的批评，把斗争矛头引向其他目标：知识分子、学者、前资本
家和地主，以及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带有“资产阶级文化”标签的阶
层。
相反，出身资产阶级背景的学生，则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次
消除60年代初他们所遭受的歧视的机会，那时越来越注重阶级背景
使得他们在大学招生、入团和入党及工作分配问题上处于不利的地
位。在他们看来，红卫兵运动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以证
明其参加革命行动的程度将不会受其讨厌的家庭出身的限制，也使
他们有机会向党的机构合法地发泄不满。在过去“五十天”里遭到
压制和处分的毛主义的同情者现在看到了推翻工作组强加给他们的
裁决的可能性。
对北京和广州的红卫兵组织的许多事例的详细研究可以看出学
生运动中出现的分裂，一份对广州近2200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表明，
占压倒多数的（73％）干部子弟参加了保卫党的机构的组织，而半数
多点（61％）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和许多（40％）出身“资产阶级”家
庭的学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尽管分析有所不同，但同样的数据表
明，“保皇派”组织吸引的大部分成员（82％）是干部和工人的子女，
而“造反派”组织则主要从知识分子家庭（45％）吸收其成员。②
在毛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并不像当时大讲特
讲的那样，参加反修革命运动最激进的学生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
是资产阶级自己的代表。然而，从一种不太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观点
来看，学生运动内部的分化就更容易理解了。对党批评最激烈的是
那些从党的教育政策中得益最少的人，是那些其家庭是党的“阶级
路线”的主要受害者的人，而那些支持党反对对党的攻击的人，则
是在入党、上大学和工作分配等现行体制中受益的党的官员的子女。
党的机构的反应
红卫兵运动并未按照毛的意图发展，却陷入混乱、派性和暴力，
这可归咎于许多原因。部分地是因为“十六条”所包含的对群众运
动的限制不足以抵消该文件、党的官方报纸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
富有煽动性的言辞；部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方式明显偏离了
十一中全会最初的设想。按这种发展，文化大革命不是由革命委员
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而是由红卫兵把反对党的权威作为其权利和
义务的方式来进行。也许最重要的是因为党的决定，这个决定要发
动数百万不成熟的年轻人，在当时十分激烈的政治环境中，鼓励他
们进行反对那些规定得模糊不清的目标的“革命斗争”，并将任何
把他们置于领导或控制之下的企图谴责为“压制群众”。
其他使红卫兵运动出现困难的原因，可在党的机关内部的反对
派中找到。官员们对其成绩要由大中学组织松散、身穿军装、手舞
红色毛的语录本的几伙人来评价的观念只能感到迷惑不解。但显然
他们的饭碗已难以保得住。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公开宣布要解除党内
走资派的职务。而且林彪在十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同一个问题时，
措词更为严厉。林彪说：文化大革命要依据三条政治标准，“对干
部进行全面的审查和调整”。这三条标准是：他们“高举不高举思
想红旗”，“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以及“有没有革命干劲”。符
合这些标准的将获得提升或保留官职；不符合标准的将被免职，以
便在支持和反对毛的计划的人之间“打破僵局”。①令人惊恐的是，
事态很快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更多行业的人将被卷进来。如上文
所述，截止当时，已有不知多少教师和校长被自己的学生拷打、折
磨甚至谋杀。党的干部绝难避免遭受类似的暴力行为。仅在红卫兵
运动的头几个月，就至少有一位党的干部——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在
激进学生搞的批斗会上丧命，另一个——黑龙江省的潘复生——在
被绝食四天后住进医院。①
在一些地方，干部可能已注意到党的命令而无拘无束地接受红
卫兵的审讯和批判。但官员们接受审讯和批判的方式总的看来，他
们是想尽力拖延、转变或分化这场运动。②刚开始，一些干部试图完
全禁止红卫兵组织，根据是他们还没有得到十一中全会的正式批准。
另一种策略则与“五十天”中工作组采取的方法相似，他们允许红
卫兵成立组织，然后对其活动规定严格的限制，禁止他们举行示威
游行、张贴大字报，或者出版他们自己的报纸。
然而，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的红卫兵集会以及赞扬性的社论在
中央党报的发表，很快使得否定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成为不可能。
随后地方干部开始采取一种更为圆滑的方法。一些人试图牺牲几个
下属（用中国象棋作比喻，中国人常用“丢车保帅”这个习语来形
容这种策略）的方法来证明他们忠心耿耿而不会使自己有危险。有
些人举行“大辩论”讨论他们的党委是否真正实行了“革命”领导，
但又巧妙地控制会议以确保产生正确的结果。一些人在墙上刷上毛
主席语录以阻止红卫兵张贴大字报和标语，因为他们坚信用大字报
盖住毛主席的话就等于是对毛主席的亵渎。其他人正通过把他们的
干部转移到地方兵营内以躲避红卫兵，因为激进的学生是不得进入
兵营的。
然而，省和地方干部的主要策略还是鼓励成立保守的群众组织
以保护他们免遭激进学生的批判。通过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共青
团做工作，就有可能把那些维持现状对其有利害关系的学生组织起
来，把那些较激进的红卫兵组织描绘成寻求向党报复的资产阶级家
庭的成员。通过工会做工作，地方领导人还把更为保守的工人组织
进“赤卫队”，以保护党和政府的办公地免遭激进的红卫兵的袭击。
这些措施的结果，使起初以大中学校校园为基地的红卫兵运动，开
始向外转向工厂的各级劳动大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策略得到了有利于党的机构高于文革
小组的中央的一套规章的促进。起初，中央的政策只准许出身于“红
五类”——工人、农民、士兵、干部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学生加
入红卫兵组织，并且禁止“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参加红卫兵
运动。这不仅限制了学生运动的规模——在1966年夏末秋初，只有
15—35％的大中学生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学生，①但这又自相矛盾
地正好把红卫兵成员局限在更有可能保护党的机构的学生之中。
为什么官员们用所有这些方式抵制红卫兵运动？其答案部分在
于，面对一场他们肯定认为是无政府的和失控的红卫兵运动，他们
有自我保护的欲望。但是地方和省的官员肯定还认为他们有北京撑
腰，而且最好的战略就是尽力渡过这场运动最险恶的时刻，并希望
尽快把这场运动引向结束。毕竟无论是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周恩来
都没有被十一中全会开除出政治局。刘的确在排列表上靠后了，但
他依然是人民共和国的主席。邓和周保留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
理的职务。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6月初被任命为党的宣传部部
长，他也试图防止红卫兵运动产生太多的受害者。所有这些中央领
导人，在他们的讲话中，都积极支持为把红卫兵成员限制在“红五
类”家庭的学生中，保持红卫兵组织的团结和纪律，并以少数服从
多数的原则使激进的少数派服从较保守派的多数派所做的各种努
力。
毛主义者的反应
因此，到9月底，对毛、林和中央文革小组来说，文化大革命
并未按初衷发展已是愈益明显了。对“四旧”批判太多，却几乎没
有怎么批判最主要的官员。只有几个低级别官员被迫辞职。党的机
构的主要趋势是躲避、暗中破坏和应付这场运动。
因此，10月初，文化大革命大大地激进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
权威以牺牲党的机构为代价而得到加强。这个发展最先反映在10月
1日国庆节之际的一系列讲话和社论中，其中大多数社论是由中央文
革小组成员执笔的。这些讲话批评了党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
重申红卫兵有权反对党组织，强调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党内的
修正主义分子，而不是保守组织所说的“四旧”。也许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宣布要推翻对红卫兵组织成员的限制，从而使出身“坏”家
庭成分的激进学生能够合法地参加这场群众运动。
此外，从10月9日到28日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以对到当时为止的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作出评价，并寻找克服所遇到
的阻碍的办法。①首先，毛和林向代表们再次保证了这场运动的目的，
以寻求得到代表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他们许诺，只要是欢迎而
不是试图躲避群众的批评，大多数干部是可以“过”文化大革命的
“关”的。毛说：“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
大胆放手工作。”毛甚至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承认在60年代初出现
修正主义，部分地是他“退居二线”和决定放弃负责日常工作的结
果。而且，毛承认他未料到发动红卫兵会产生“大问题”。①
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仍未被宽心，本来预计三天的会议
开了两个多星期，原以为平和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②陈伯达在
一篇报告中指出，在60年代初已很明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的路线斗争现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反映。毛泽东和林彪
不再对有顾虑的干部给予安慰，而是猛烈地攻击那些试图妨碍和躲
避运动的干部。毛抱怨“只有极少数人坚决地把‘革命’一词放在
其他之前，绝大部分人把‘畏惧’放在第一位”。林把对党的抵制
归罪于中央一些干部的阻挠，并点名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可能应对此
负责。他们二人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966年事态发展的结果，将大大减少保守的群众组织的影响。③
年底，北京的一些保皇派组织进行了最后一次反抗，他们攻击激进
的红卫兵组织，批评林彪，捍卫刘少奇，坚持认为正确的路线是“踢
开中央文革小组，闹革命”。但他们显然已是强弩之末。一些保守
组织作了自我批评，有些被激进的学生接管，另一些则因他们的首
领为公安局逮捕而垮台。
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底也得以加强了群众对党的机构的进
攻，放松对加入群众组织的限制使得激进派人数剧增。与此同时，
中央文革小组加强了与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同情心的组织的联络，驱
策他们合并成更大、更有战斗力的团体。在11月和12月，已允许
红卫兵进入工厂和公社，工人也有权组织他们自己的“革命造反”
组织，这就打破了以前由党委机关把持的对组织工人、农民的有效
的垄断。免费乘车去北京已被取消，以鼓励红卫兵结束他们的“革
命旅行”，返回他们所在的城市和省去进行反对地方党委的“革命”。
最重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甄别群众组织要攻击的高层官
员，并向友好的红卫兵提供可作为他们用以进行批判的根据的情报。
红卫兵代表带着哪个干部要经受“考验”的十分具体的指示从北京
派往主要的省城。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已被告知刘少奇和邓小平反对
毛泽东，可以作为批判对象。中央文革小组还向红卫兵提供了刘、
邓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自我批评的副本，11—12月，攻击二
人的大字报开始大批出现。根据1980—1981年在审判“四人帮”的
法庭上提供的证据，张春桥曾于12月18日在中南海会见清华大学
激进学生代表蒯大富，要他公开羞辱刘和邓。据说张说要“把他们
搞臭”，“不要半途而废”。①快到年底时，陶铸因为企图保护省委、
中宣部的和文化界的干部免遭批判，以及据说要剥夺中央文革小组
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权而被撤销职务。其他五位重要的中央官员——
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和贺龙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上被连续
批斗、辱骂了数小时。
这些事件传递的信息表明：在中国，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没
有一个人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