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7崛起南海-第8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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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级班的这些读书人来说，放弃数年寒窗苦读考出的功名，投靠海汉从头再来，多少也是有些不划算的感觉。毕竟他们的功名在海汉人眼中并不值钱，去了多半也得从最底层的书吏做起。但如果能在下一次的乡试或者会试中考出好成绩，那立马就能山鸡变凤凰，可以选择的出路也就多了，至少不会沦落到依靠街头卖字作为营生手段的地步。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两句话一向被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奉为金科玉律，但自唐代开科取士以来，也只有考中“进士”之后才能有官可做。而进士的录取率一向很低，天下读书人只有极少一部分能够获得这种殊荣，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也没法通过这条独木桥混进体制内。
这种激烈的竞争当然是每个读书人在选择科举这条道路的时候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所以大部分读书人除了考取进士做官这个终极目标之外，其实也还是有比较现实一点的打算，比如说考取到力所能及的功名之后，就转行去从事别的职业。
比较体面又有收入保障的职业，大概便是给在任官员当师爷了。科甲出身的官员学的是四书五经，只会写写八股文，甚至有些靠着纳银捐官走上仕途的官员连八股文都写不了，要这些菜鸟官员上任之后去办理征粮收税、审人办案、迎来送往、上报拟稿、下发告示这些实际事务，多半都只能抓瞎。所以就必须要找一些有文化又懂实务的助手，来协助他们处理政事。
如果仅仅只是书虫，没有一定的社会经验，那也很难会得到官员的青睐，毕竟师爷这个职位并不属于衙门的正统编制，饷银都是由雇主官员自己掏腰包而非公费开支，没点真本事是肯定不行的。而科举考试并没有年龄方面的限制，所以当了师爷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参加科举。可以一边拿着优厚的待遇一边进修等下次考试机会，这对于读书人来说的确是一条极佳的出路。
当然了，如果本身有官方认可的功名，那做师爷的起点肯定会更高一些。州县官员一般会聘请有实务经验的秀才，而各省道台以上的官员聘请的师爷基本都是举人，并且这些高级师爷手中也将或多或少地掌握一部分官府实权，其身份地位就绝非普通读书人可比了。而且抓着从师爷身份跃升为一国重臣的例子，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晚清的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师爷出身的肱骨大臣。
但话说回来，官员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师爷这碗饭也不是人人都能捧起来吃，这个行业里也同样存在着竞争，能被聘请为师爷的读书人比例，其实比考中进士当官的也高不了多少。所以大多数人最终还得另谋其他出路。
比如文笔好的读书人可以专业代笔写公文，唐代诗人李邕一生中代写公文八百余篇，《新唐书》中记载“李邕代撰官折受筹银巨万，据此为豪富者。”类似这样的公文高手，还有贺知章、宋之问、骆宾王等人，靠着这个特殊的本事，也能混个衣食无忧。
此外也有落榜文人遵循圣人的先例，自己开书院或者给权贵做家教，依靠教育产业发家致富。比如这白鹿书院的山长一职，历来就必须要有举人功名在身才可有资格接任。而这儋州大大小小两位数的书院，其创始人几乎全都是历朝历代的落榜文人。觉得经营书院麻烦想偷懒的，也大可找个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只需管理那么几个学生，同样能混个丰衣足食。
当然还有一类人选择的谋生方式更为直接，就是下海经商。走这条路的文人一般都有着殷实的家境，的确不是一般人可以效仿。如明朝的沈万三，清朝的伍秉鉴，都是科举无望之后选择跟随父辈经商，之后就成为了当时的商业巨子。
但以上的这些例子对于儋州本地的读书人来说，想要实现都有一定的难度，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儋州这地方的统治权已经不再属于大明所致。整个海南岛上的大明官员要嘛选择了投靠海汉，要嘛就处于赋闲状态，师爷这个职业根本就没有市场需求，自然也无从谈起就业机会。至于写公文这种事，连衙门都停止运作了，又哪还有什么公文要写，近两年所有上报的公文全部都是海汉那边专门的部门代劳了，让民间文人们连打零工的机会都没有。
至于下海经商这条路，海汉倒是十分欢迎，这两年里也的确有一些家境富庶且心思灵活的读书人抓住了商机，成为了与海汉合作的分销代理商或是种植园农场主。但这个办法也不是人人都能用，毕竟这个时代的大部分读书人还是坚持认为商贾是属于比较低贱的职业，不愿意放下自己作为文人的尊严。而有这种打算的人，又未必有相应的能力和起步的本钱，可能连入行的门槛都跨不过去。
如果以上这几条路都走不通或是不愿去走，又不愿意放下身段为海汉效力，那就只能先待在这里混混日子，反正靠着给书院做代课教师的收入，起码一日三餐还是能混过去的。范长逸本来不太想安排宁崎参观高级班，但后来还是改变了主意——要是海汉人在此期间看中了某人直接带走，那对白鹿书院的名声也大有好处。
这并非不可能发生的事，毕竟能够在科举中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文化素质都不会太差，而且这里每个人都是范长逸认可之后才能留在书院里继续研读经史子集，本事也算是有一点。范长逸认为这些人虽然还是想考取大明的功名，但并不代表他们就对大明有多忠诚，否则怎会心甘情愿地留在“敌占区”生活，早就应该迁离这里了。更大的可能，还是这些人抱着待价而沽的心态，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秀才或举人的身份，得到一个更好的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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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初级班和终极班的学员，书院对高级班这些已经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其实已经没多少可以传授的学问了。让这帮人寄身书院，一方面是为了展现书院的教学成绩，另一方面有些教学工作也可以交给他们去做，以冲抵他们在书院的开销。当然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帮人自己所作出的选择。
对于高级班的这些读书人来说，放弃数年寒窗苦读考出的功名，投靠海汉从头再来，多少也是有些不划算的感觉。毕竟他们的功名在海汉人眼中并不值钱，去了多半也得从最底层的书吏做起。但如果能在下一次的乡试或者会试中考出好成绩，那立马就能山鸡变凤凰，可以选择的出路也就多了，至少不会沦落到依靠街头卖字作为营生手段的地步。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两句话一向被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奉为金科玉律，但自唐代开科取士以来，也只有考中“进士”之后才能有官可做。而进士的录取率一向很低，天下读书人只有极少一部分能够获得这种殊荣，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也没法通过这条独木桥混进体制内。
这种激烈的竞争当然是每个读书人在选择科举这条道路的时候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所以大部分读书人除了考取进士做官这个终极目标之外，其实也还是有比较现实一点的打算，比如说考取到力所能及的功名之后，就转行去从事别的职业。
比较体面又有收入保障的职业，大概便是给在任官员当师爷了。科甲出身的官员学的是四书五经，只会写写八股文，甚至有些靠着纳银捐官走上仕途的官员连八股文都写不了，要这些菜鸟官员上任之后去办理征粮收税、审人办案、迎来送往、上报拟稿、下发告示这些实际事务，多半都只能抓瞎。所以就必须要找一些有文化又懂实务的助手，来协助他们处理政事。
如果仅仅只是书虫，没有一定的社会经验，那也很难会得到官员的青睐，毕竟师爷这个职位并不属于衙门的正统编制，饷银都是由雇主官员自己掏腰包而非公费开支，没点真本事是肯定不行的。而科举考试并没有年龄方面的限制，所以当了师爷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参加科举。可以一边拿着优厚的待遇一边进修等下次考试机会，这对于读书人来说的确是一条极佳的出路。
当然了，如果本身有官方认可的功名，那做师爷的起点肯定会更高一些。州县官员一般会聘请有实务经验的秀才，而各省道台以上的官员聘请的师爷基本都是举人，并且这些高级师爷手中也将或多或少地掌握一部分官府实权，其身份地位就绝非普通读书人可比了。而且抓着从师爷身份跃升为一国重臣的例子，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晚清的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师爷出身的肱骨大臣。
但话说回来，官员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师爷这碗饭也不是人人都能捧起来吃，这个行业里也同样存在着竞争，能被聘请为师爷的读书人比例，其实比考中进士当官的也高不了多少。所以大多数人最终还得另谋其他出路。
比如文笔好的读书人可以专业代笔写公文，唐代诗人李邕一生中代写公文八百余篇，《新唐书》中记载“李邕代撰官折受筹银巨万，据此为豪富者。”类似这样的公文高手，还有贺知章、宋之问、骆宾王等人，靠着这个特殊的本事，也能混个衣食无忧。
此外也有落榜文人遵循圣人的先例，自己开书院或者给权贵做家教，依靠教育产业发家致富。比如这白鹿书院的山长一职，历来就必须要有举人功名在身才可有资格接任。而这儋州大大小小两位数的书院，其创始人几乎全都是历朝历代的落榜文人。觉得经营书院麻烦想偷懒的，也大可找个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只需管理那么几个学生，同样能混个丰衣足食。
当然还有一类人选择的谋生方式更为直接，就是下海经商。走这条路的文人一般都有着殷实的家境，的确不是一般人可以效仿。如明朝的沈万三，清朝的伍秉鉴，都是科举无望之后选择跟随父辈经商，之后就成为了当时的商业巨子。
但以上的这些例子对于儋州本地的读书人来说，想要实现都有一定的难度，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儋州这地方的统治权已经不再属于大明所致。整个海南岛上的大明官员要嘛选择了投靠海汉，要嘛就处于赋闲状态，师爷这个职业根本就没有市场需求，自然也无从谈起就业机会。至于写公文这种事，连衙门都停止运作了，又哪还有什么公文要写，近两年所有上报的公文全部都是海汉那边专门的部门代劳了，让民间文人们连打零工的机会都没有。
至于下海经商这条路，海汉倒是十分欢迎，这两年里也的确有一些家境富庶且心思灵活的读书人抓住了商机，成为了与海汉合作的分销代理商或是种植园农场主。但这个办法也不是人人都能用，毕竟这个时代的大部分读书人还是坚持认为商贾是属于比较低贱的职业，不愿意放下自己作为文人的尊严。而有这种打算的人，又未必有相应的能力和起步的本钱，可能连入行的门槛都跨不过去。
985。第985章 考察书院的收获（）
海汉利用手头的海上运力资源和驻广办的便利，资助海南岛上的读书人参加大明的乡试会试，这种做法已经有数年传统，在海汉入主儋州之前就在施行了。比如这潘默参加的崇祯二年、五年两次乡试，就都是免费搭乘海汉帆船前往广州，在当时参考期间的食宿也是由海汉驻广办包揽，并不需要考生们另行花钱。
这种举措的花销其实很有限，左右不过百八十个人半个多月的食宿而已，对海汉来说只当是那个月多接收了一点移民而已。但对于家境不算太好的读书人来说，这无异于相当大的恩惠了，所以有些落榜文人考完回到儋州之后，便会选择投靠海汉，一是求个稳定的饭碗，二来也是报答知遇之恩。
最早去到三亚投效的一批人，适逢海汉刚刚起步不久，对知识分子的需求非常迫切，基本不会设置什么门槛，收入不低，入职便可入籍，举家迁去三亚也可得到妥善安置。而且当时海汉对文化事业的赞助力度很大，儋州文化圈子里各种大型活动几乎都是海汉出钱赞助，文人们自然也对这种肯花钱又有品位的老板有着不错的观感。
不过后来海汉入主儋州，一部分文人意识到了海汉的野心，出于对大明朝廷的忠诚，开始拒绝与海汉合作，有比较极端的如忠明书院黄子星之流，甚至还策划暴乱来进行反抗。但当海汉在儋州的统治逐渐稳固下来之后，一些识时务的文人再次选择了押宝在海汉身上，直接就放弃了参加科举的机会。从儋州前往大陆参加乡试的考生逐年减少，这其实就是最为主要的原因。
而海汉此时对知识分子的需求已经不如早期那么迫切，开始慢慢地设置准入门槛，并且对于招揽文人的宣传力度也没有那么大了。今时今日的海汉并不缺乏主动前来投奔的文人，所以对于这些依然抱着旧观念，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科举上的旧式文人，海汉并没有再花大力气招揽的兴趣。
正如宁崎所说，与其低声下气去求这些文人，倒不如顺应他们自己的选择，让他们继续去考大名的科举。万一瞎猫撞上死耗子，有人考中了进士，那时候再来想办法做工作也不迟。不过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状况，到时候也不会是由宁崎的文教部门来负责了，而将会由安全部来接手——这些可以打入大明官场内部的楔子，不充分利用起来就太可惜了。
海汉前几年在福建官场的投资可谓是成效显著，精心扶持起来的许心素一系如今已经基本控制了福建的驻军，并且也为海汉进入当地市场，控制福建海峡航道，以及渗透大明官场都提供了绝佳的配合。如果不是有了来自福建官方的助力，海汉要想在东南海域夺取澎湖、台湾这样的落脚点可不会这么容易实现。
有了这样的先例，海汉对于收买拉拢大明官员的活动还是很上心的，如果能从入仕之初就与官员建立起共同的利益关系，那当然最好不过。而要达成这样的目标，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对海南岛出生的考生进行扶持赞助，待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