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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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决非恃强凌弱的人类种族。相反，在其内部交往中，倒充满了原始古朴的人间温情。谁家遇到无力应付的难处，只要喊一声，便可得到左邻右舍的慷慨援助。婚丧嫁娶、架梁起屋，主动帮忙几成义务。出远门走长路的错过宿头，夜半叫门，即使与主人素昧平生，也可得到热情的接待。他们对人生的艰辛既有切肤之痛，对别人的难处也便能感同身受。他们对人热情、爽直、重信义，也以热情、爽直、重信义求报。如果对胃口，信得过，对你是一团火，甚至可以舍命相报。肚子里弯弯多的人，照例不大容易接头。如果发现遭到欺骗、侮辱，转眼便可翻脸成仇。他们将人生的尊严看得极重，也因此常常为着一点小纠纷，酝成个人与个人、村寨与村寨、宗族与宗族之间的械斗，往往隙嫌一起，便是几代人完结不了的血仇。杀仇人与被仇人杀，机会均等。这时，源于人类远古祖先的野蛮天性便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山民的纯朴与蛮悍构成湘西民性的无法分割的两面。
生存环境的严酷，使人生命运充满随机性或偶然性。生死祸福，寿夭穷通，全在不可测之天。人生命运难以自主地把握，人们也不曾认真想过如何自主地把握自身的命运。也许，他们过多地看到了人生的莫测变幻，其变化的迅疾使他们直觉到人生的无常。“三穷三富不到老”，“为人狠什么，谁又料得定谁”，几乎成为长辈对年轻一辈的家常训条。陷入迷乱的单纯理智只能将人生的无常归因于天命：“一切都是命，万事不由人。”因此，神在这里被普遍地信仰着。但它并未发展成为统一的宗教，仍停留在远古巫鬼文化的多种或泛神信仰的阶段。在苗族和土家族之间，最重要的神校允歉髯缘氖献迳瘛诿缱逦泄心福谕良易逦瞬看笊瘛Ｋ敲磕甓家傩惺⒋蟮募漓牖疃涑∶婕≈亍⑺嗄隆⒆稀Ｖ蒙砥浼洌挥扇瞬桓械剑嫦鹊幕炅榫鸵右跫浞祷乩戳恕Ｈ擞肴恕⑷擞肷窳椤⒆匀煌蛭铮舜巳谖惶濉Ｋ且荒耆渴栈裼牖独郑路鹨丫徽鲎匀桓芯醯讲⒈蛔嫦确窒砹恕３苏庑┦献迳瘢粲诒镜爻霾母髦稚裥｝，如苗族的三十六神、七十二鬼，土家族的灶神、土地神、四官神、五谷神乃至各种山精树怪，一律被真诚地信仰着，而从汉族地区传入的佛教、道教中的神、佛、鬼、怪，在这里也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些山民眼里，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人与自然万物都能通过神发生交感，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社会。这种生命一体化的观念，不仅体现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上。孩子生下来，家里担心长不成人，便选定一棵老树，在树枝上系一块红布，树前摆一盘“刀头”，点几炷香，烧几陌纸，拜寄老树为干妈，孩子便可平安长大。他们有许多禁忌，如夜里不能在家里吹哨——吹口哨会招惹鬼怪；不能用脚踩或移动火坑里的三脚——对祖先不恭或不吉利；大清早忌谈龙、蛇、虎、豹、鬼；在外客死的人不能抬进屋——野鬼不能见家神；七月见蛇进屋不准打——据说是祖先的化身；孕妇家里不能随意动土、钉钉——防止震荡胎儿坠胎；见蛇交配不能对人说，只能先对树说——此乃不祥之兆，对人说人死，对树说树枯……，凡此种种，多出自对祖先的尊重和趋吉避凶的考虑，而又一律奠基于人、神、自然万物的生命能够相互感应、交通的观念。而且，神还是人事纠纷的裁决者。凡遇疑难是非，当事人常常砍鸡头，饮血酒、发血誓，以明心迹。凡做亏心事者往往怯于报应，不敢这样做。在苗族和土家族中间，还有专司神职的人员。苗族称巫师，土家族称土老司，一切重大的祭祀活动由他们主持，他们成为沟通人神的使者，享有神之下、人之上的社会地位。
——在这里，神尚未完全解体，它仍被人们真诚地信仰着，在绝大多数场合，神尚未蜕变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瞒与骗的工具。在这种神之信仰的背后，是人性的纯朴，观念的单纯，以及洋溢在人际交往中的脉脉温情。这种人际关系中也有野蛮的一面。但就连这野蛮，也似乎浸透着敢于拿来与神对面的率直与天真。
寒暑更替，日月升降，年复一年，他们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
这是一个有声有色，有血有泪，有大痛苦，也有大欢乐的人的世界。然而，他们全部的人生哀乐，他们埋藏在心底的所有期待与想望，全像荒蛮群山中的草木，随季候的变换，周而复始默无声息地自行荣枯。他们无从弄明白外部世界的种种，而他们在外面人头脑里，除了道听途说得来的野蛮与神秘的印象，也一片茫然。历代封建王朝修撰的正史，除了记载对“蛮族”实施征服杀戮的“伟绩”，照例对他们不屑一顾。而他们自身又无法记载自己的历史——无论苗族还是土家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在近代由于汉文化教育在湘西的渐次实施，在他们中间，也曾出现过一批知识分子，但在他们身上，有的只是对汉文化传统的认同。他们既然常常不得不对外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当然谈不上喊出自己同胞的心声。但是，历史不会永远沉默。它业已注意到，发生在湘西的一次次血与火交迸的背后，隐含着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喊出自己的声音——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审视自身的长处与弱点，以求得外部世界理解与同情的强烈渴望。如果没有承担这一使命的人，就造就出一个来！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终于迎来了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的机运。这种交汇与碰撞影响到湘西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形态的相互撞击，正蕴酿着湘西内部前所未有的精神躁动，它为长期被历史所遗忘的南方为数民族最终喊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历史契机。
沈从文传……卖马草出身的将军和他的后裔
卖马草出身的将军和他的后裔
湖南、四川、贵州三省接壤，属湘西境内，有一座小城，因附近有筸子溪，就地被取了一个极实在的名字，叫作镇筸；又有一个极美丽的名字，曰凤凰。小城坐落在一个山洼里，四周皆山，山上古木参天，树草繁密，为各种鸟兽虫蛇栖息之所，四季皆有百鸟和鸣。据当地老辈人说，早年城里的居民夜半醒来，常常听见一种不知其名的鸟叫声，其音清越宛转，绵远悠长，极为好听。有人说这是九头鸟，又有人说这是凤凰。四周山上多野鸡、锦鸡、寒鸡，凤凰城是否因此而得名，不得而知。
凤凰确实很美。城四周用精致的石头绣起一道城墙，沱江自贵州铜仁东北向入湖南境，向东过凤凰城北，再东北向流入湘西著名的武水。城东沱江河面上，有一座大桥，桥面两测层叠着住家的房子，中间夹成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桥下游河流拐弯处，建一座万寿宫。宫旁矗立着一座白塔，从桥上能欣赏白塔倒影。城里多清泉，清冽的泉水从山岩缝隙里渗出，人们在石壁上凿成壁炉似的泉井，井前铺有青石板，井边放有竹筒做成的长勺，供人随意舀水之用。泉井四周长满青苔及羊齿植物，映得四周青幽碧绿。城内街道用石条铺成，每逢雨天，便能听见穿钉鞋的行人在石板上敲起的清脆声音。城内外又多庙宇庵堂，武侯祠、大成殿、马王庙、药王宫、凤凰阁，玉皇祠等等。每逢庙会，远近而来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沿路都有人伺茶。香火不断，钟磬不绝，小小边城被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中。庙堂建筑的四檐装有“铁马”风铎，即便在平时，风吹铎铃丁当，声音随处可闻。每逢约定的赶场日子，城外各山道上，大清早便扯起条条人线，一时间，城内条条街道上，便只见人头攒动。百行作业，随行交易的各色人等综合成的哄哄市声，老远便能听见。下午五时左右，城里便又恢复了平日的清静。原籍新西兰、在中国居住了数十年的艾黎老人，曾称凤凰和福建长江是中国“两个最美的小城”，倒也名实相符。
然而，距今２５０年前，这里还是少有人住的边陬荒蛮之地。雍正年间，清政府开始对湘西实施“改土归流”政策。为防苗族人民的反抗，遂派戍卒屯丁来这里驻扎，始有城堡居民。到本世纪初，凤凰才逐渐发展成有三五千居民的小城。由于凤凰地处苗区，出城数十里便是苗乡，清政府设置的辰沅永靖兵备道——计辖府四、直隶州一、直隶厅四，共２０多个县份——道尹衙门就设在这里。沈从文在《凤子》里，曾这样记述当时凤凰城四周的形势：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５００左右的碉堡，２００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１７０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的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座碉堡。①湘西“改土归流”后，过了５０余年，这里爆发了历时１０余年的著名乾嘉苗民大起义，作为这次起义导火线的勾补寨事件，就发生在凤凰境内。至１８世纪末，起义失败。其后又过了５０年，至１９世纪中期，苗族人民因生力牺牲过重，已无力再举，凤凰城近边的苗民，已经大半被同化，用以防范苗民“叛变”的城堡也已渐次凋残破败。
就在这时，位于凤凰正南方向的广西桂平县，发生了一件震动中外的大事。１８５１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金田村组织与发动了农民起义。一时间，起义军攻克永安、全州、郴州，围长沙，克益阳、岳州、武汉、九江、安庆、南京，一路所向披靡。清朝调集重兵进剿，却屡战屡败。１８５３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南京），太平天国正式成立。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于１８５３年被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各地招募乡勇，创建湘军。１８５４年，湘军完成组建与作战准备，开始出湖南境与起义军作战。
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统帅的湘军中，有一支由湘西乡勇组成的筸军，其中，多“深山雾谷寒苦之民”，皆蛮悍骁勇。率领这支军队辗转各地与太平军作战的是一群青年将校，其中有四位后来获清朝提督衔。这四人中，最著名的是凤凰人田兴恕，后来在《清史稿》“列传”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位与田兴恕同为凤凰人的将领，是沈宏富。①《清史稿》有关这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