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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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处，沈从文写道：两人皆觉得非迁个住处不可，恰好我住在新民邨也正需要搬家，故商量去找一相当房屋，预备三人同时可以住下。
同样的说法，在《记胡也频》里，沈从文谈及三人在北京时的往事时，也曾出现过。
在银闸一个公寓里，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在汉园公寓，仍然又同住在那个公寓的楼上。①“同住”并非“同居”，二者的区别，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应当是明确无误的。“同住”二字引起的一些海内外人士的疑问，大约是受了有关传闻的影响，企图从当事人那里寻找佐证的一种联想。沈从文用不着以有意的含糊来混淆视听，以损害丁玲的名誉。至少，贬损别人同时也脏污自己，即便对沈从文自己，也不是什么聪明之举。丁玲在“同住”二字上产生的未曾明言的惊讶，似乎同她直到８０年代才读到《记丁玲》一书时的整体心境有关。其实，早在１９３１年，她就看过有着同样提法的《记胡也频》。由于时间过去了５０年，她大约是早已忘却了。
实际上，这“同住”，在上海期间，指的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共同租赁萨坡赛路２０４号一事。当时，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在北京汉园公寓的“同住”，也曾引起过一些猜疑。当时是这座公寓小主人的美籍华人黄伯飞，在他的一篇回忆文字里，作过这样的说明：
这几位住在汉园公寓的青年，我虽然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不知怎的却都知道他们搞创作。我和沈从文所住的房间只是一墙之隔。沈从文的房间是楼后坐二楼左角的一间。我的房间正对着围绕天井的左边的走廊。沿着左边走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这两个房间彼此相通，他们两个只用靠近楼梯的一个门口出入。
这三个人我常见的是沈从文。他每次从外面回来差不多总是挟着一些书籍和纸张，脚步迅捷地走到我的房门前边就向左一转走到自己的房间去。胡也频总是一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有时几天都看不见他。丁玲则多半的时间躲在她的房间里。①关于这种传闻究竟是否确有其事的问题，沈从文和丁玲的回答都是否定的。１９８４年，笔者曾当面向沈从文提及这个问题。对这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传闻，沈从文带着几分难以理喻的厌烦。沈夫人玩笑似地插话说：“不必回避，有什么就说什么吧。”沈从文摇摇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没有这回事，那是上海小报造的谣。”
尽管如此，作为对事实确证的要求，当然不能仅以本人的证言为准。然而，倘若承认男女间的性爱，并非仅仅是一种生理欲求，它还需要情感与精神（包括双方的人格、气质）的相互吸引，那么，一贯被丁玲看作“软弱”、“动摇”、“胆小”的沈从文，是不会引起丁玲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的。她与沈从文的关系，即便在当时，也不会超出朋友之间的范围，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沈从文传……萨坡赛路号
萨坡赛路号
天气渐渐热起来。西湖已不适宜久住。７月，胡也频和丁玲从杭州来到上海，住永裕里１０号。这时，上海《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彭浩徐（学沛）——前《现代评论》的编辑，与胡也频在北京时相熟，听说胡也频到了上海，遂邀请他担任该报副刊的编辑，每月可得２００元的报酬。①其时，沈从文正陪母亲去北方看病，等他重新返回上海，在胡也频、丁玲处得知这个消息后，三人商量将这副刊定名为《红与黑》。②又由这副刊，激活了三人在北京时萌发的自己办刊物的幻想。——这时，新书业已成为上海商业赢利的时髦行业，由于眼红北新书局的兴旺，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等一批新书店相继开张，新书业的勃兴，无意中为作家的作品开通了出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的作品也获得了相应的发表与出版的保障。这一情势直接刺激了三人的冒险——三人又商定了编辑出版《红黑》、《人间》杂志的计划。
在接手《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后，胡也频和丁玲搬到８６２沈从文传
①
②谈到胡也频编《红与黑》副刊的起因时，丁玲说：“正好彭学沛在上海的《中央日报》当主编，是《现代评论》派，沈从文认识他，由沈从文推荐胡也频去编副刊，也频当时不完全了解报纸性质。……但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日报》去当副刊编辑。”——丁玲：《胡也频》，《胡也频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据丁玲回忆，胡也频编《红与黑》副刊，每月可拿到七八十元的编辑费与稿费。280
了萨坡赛路１９６号。这时，沈从文住马浪路新民邨，为商量与筹备《红黑》、《人间》杂志的出版，沈从文几乎每天都到他们那里去，连伙食也包在了一处。一个多月后，由于沈从文的出现，煽起了房东青年妻子微妙的感情欲望，胡也频感到在那里继续住下去已不合适，而沈从文也正需要搬家，于是，三人共同租赁了萨坡赛路２０４号。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开始了其后一年间共同的紧张而忙碌的编辑与写作生活。这时，胡也频父亲恰好来上海，答应为他们转借１０００元筹办刊物和红黑出版社。于是，三人商定，由胡也频负责《红黑》杂志，沈从文和丁玲负责《人间》月刊，并在各书店出版三人取名为《二百零四号丛书》。
１９２９年，《红黑》与《人间》两个月刊的创刊号，分别于１月１０日和２０日出版发行，三个人酝酿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红黑》第一期出版发行后，三个人一起赶到集中了上海各书店的四马路和北四外路，去看刊物出售情况。他们从一家书店溜入另一家书店，每人既紧张又兴奋。各家书店橱窗里都陈列了这本新刊物，在他们眼里，由刘既漂设计的刊物封面，“红黑”二字显得既极醒目，又格外厚重大方。看着读者正拿着这期刊物翻阅，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几天后，他们又分头跑到各处去打听销路，所得的情况比他们预料的要好——《红黑》第一期仅在上海就卖出了近１０００本，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北京、厦门有朋友愿意为他们帮忙发行；武汉、广州也有朋友陆续来信，希望他们能够多寄一些。种种情况使他们高兴得脸上发红，预备各期增印到５０００份。
一份迅速增长的信心成为推动他们生活与工作的动力。虽然，以三人之力，支持两个刊物，是一种极为沉重的负担——最初的稿件，几乎全部出自三人之手，编辑、出版、发行各种繁杂事项，均得自己动手。然而，这是他们自己的刊物，是用自己心血孕育、催生的婴儿。在沈从文看来，它是三个文学青年在社会压迫的困境中，实证生命价值的象征。于是，在胡也频身上，迸发出惊人的实干精神。他既要负责编辑，又要跑印刷所，送稿，算账，购实纸张，接洽书店；沈从文和丁玲则待刊物印出，便忙着抄写订户名单，然后按名单将刊物分寄各处，或付邮到外埠，或亲自送刊物到上海各书店。虽十分忙碌，精神却十分愉快。
《红黑》和《人间》是他们争取文学“独立”的产物。——在与文坛其他作家的关系上，他们渴求自主，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门户之争；在文学与商业的关系上，又希望不俯就商业赢利的趣味。其时，在上海文坛上，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开始勃兴，在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和鲁迅、茅盾等人之间，正爆发着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激烈论争，国民党政府正着手实施“党治文化”，制定“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开始酝酿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便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相抗衡。而上海各书店的老板，又正以商业赢利为目的，迎合读者趣味，竭力使文学作品商品化。虽然，沈从文和胡也频三人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无形中开始出现了并不完全一致的理解，却共同不满意于掺杂着某些意气用事的无休止的理论论争；对文学商品化倾向又怀有共同的不满与厌憎。正如丁玲后来所说，他们出版《红黑》，是“几个又穷又傻的人，不愿受利欲薰心的商人的侮辱，节衣缩食想要改造这种唯利是图的社会所进行的共同冒险”。①——这种共同的认识，成为维系三人关系和《红黑》、《人间》刊物的纽带。
在《红黑》发刊词《释名》里，他们这样写道：红黑两个字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这红和黑，的确是恰恰适合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但我们不敢掠美。我们取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句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总得”意思。……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这个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②发刊词流露出沈从文一贯坚持的不从外部形式上俯就“时代兴味”的思想倾向，和坚持刊物独立地走自己的路的决心。《释名》代表着三人当时的共同心声。
我们起始写文章的时节，希望的只是尽我们的力，给这个日趋寂寞的新文学重新再能够兴奋一次。
那时节正是新的创造社派在上海方面酝酿到“文学为争斗工具之一”的主张时代，对立而作意气抗辩的为《奔流》一派人物，《新月》有梁实秋《骂人艺术》，是一本销路最好的书。为了方便起见，出版界译了许多新书印出，上海方面还有几个讲“都市文学”的作家，也仿佛俨然能造作一秒空气，①我们是除了低头写作，什么意见也没有的。在乱糟糟的热闹空气里，镇静并不从我们身边离开。我们自己知道一切从东方或西方转贩而来的意见和主张，出于许多人的口中，似乎已经很多了，当时却很少人来努力写一点作品，故很希望自己做一点自己能够作到的事。②
虽然在这期间，沈从文不愿、也没有卷入文坛的论争，但文学论争所涉及的一些实质问题，却不能不促使沈从文思考。他反对文学成为单纯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那样一来，文学就会成为政治的副产品或点缀物。他看到了因此而出现的文学创作中的弊端：因为有“思想”，他们就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国际联盟”以及不下于国际联盟那种与２０世纪中国某公馆厨子毫不相干的问题。他们想到革命，就写革命，……他们能得大众的了解和同情，是他们把习惯的一套给了时代，不像是时代真正给了他们什么。①然而，沈从文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又不能不在宽泛的意义上与社会政治问题发生联系。这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矛盾统一现象，现实地摆在沈从文的面前。倘若将文学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手段，并非为着追赶政治时髦，而是出于作家严肃的选择与真诚的追求，——他不否认这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又当如何？
“说明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堕落与腐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一切不能继续下去的错误”，把文学凝固于一定方向上，使文学成为一根杠杆，一个大雷，一阵风暴，有什么不成？②
沈从文一面在心里这样问，又一面在心里回答说：文学原许可人作这种切于效率的打算。文学虽不能综合各个观点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面，但认清了这方面的作者，却不妨在他那点明朗信仰上坚固顽强支持下去。③
文学是用生活作依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一件事情。它不缺乏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飞到过去的世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若觉得在“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制度”的错误，而把意识坚固，做一点积极的事情，他仍然不缺少那个权利。他有一切权利，却没有低头于一时兴味的义务。①
沈从文不反对文学为修正社会制度的错误作出努力。相反，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也从未脱离修正社会制度的错误，向人类远景凝眸这一总的追求。然而，他却宁愿走一条在他看来虽不“切于效率”，却更带长远影响的文学创作道路。这是与他对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的确认分不开的：
我不轻视左倾，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独立价值。②既不屑充当国民党政府的喉舌，以获取政府的津贴；又不愿效法商人，迎合读者的一般趣味以赢利，他们的努力不能不是一次天真的冒险。其结果，他们不得不一面为刊物而奔忙，一面应付沉重的生活压力。自１９２８年来到上海以后，沈从文不得不为一家三口的吃饭问题而挣扎。在北京时，沈从文最大的奢望就是每月能有３０元的固定稿费收入。眼下，虽然每月的稿费收入已超出这个数目的几倍，可是，按上海的生活标准，每月２０元房租，１０元水电费，加上三口人吃饭，每月支出至少在１００元以上。这时，母亲的肺病正逐渐加重，成天咳嗽、咯血，九妹又要上学。治病、上学的开支也得靠卖文筹措。而上海各书店的惯例，１０万字左右的集子，只能拿到１００元左右的稿酬。除办刊物外，沈从文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写作。虽然，一些新开张的书店，如光华、神州国光、华通等，出书时都要沈从文给他们打头炮，为得到他的书稿，正慷慨大方地赠与他“名家”、“天才”各种名头，可是一到需要支付稿费时，却极尽敷衍、拖欠、赖账之能事，常常让沈从文失望而归。１９２８至１９２９两年间，几乎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从文的作品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