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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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把不应分割的事业分割开来，以致形成了各阶层的不同习惯，不同做法，从而陷于拙劣。但就其行为的本质来说，并不是恶劣的，如果调和适宜，则可以产生果敢活泼和节俭克制，对于理财会起到最好的作用。但是没有起到这种作用，反而变成了浪费挥霍和贪婪吝啬，这并不是因为本质的恶劣，而是由于调和失宜所致。例如使氧和氮化合就变成空气，为动植物的生存所必需。但是，若把这两种元素分析成单独的气体，则不仅对生物不起良好作用，反而有害于生物的生存。从我国古来的理财情况来看，凡是支配金钱举办事业的人，一般都是士族以上的统治阶层。在政府里兴建的土木工程和执行文事武备计划的当然不用说，其他如社会上一切读书、习武、研究技术和爱好风雅等，除去谋求个人的日常生活外，不管是否有用，能够有余暇去从事人生中比较高尚的事情的，也只有士族以上的人。所以他们的行动自然灵敏活泼，敢作敢为，这的确可以称为我国文明的根本。然而唯独对于理财一道，由于千百年来的积习，这些人只知出而不知入，只知消费而不知积累，只知消费现成的东西而不知创造没有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浪费挥霍的弊病也就不可避免了。况且积习既久，形成一种风气，认为理财之道不是士君子的事，不但不以不懂为耻，反而以懂为辱，结果，最高明的士君子和最笨拙的理财者，便成了同义语，这可以说是迂腐已极。再看看农商以下的被统治阶层的情况，他们和上层阶层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恰如两个世界，人情风俗迥然不同，他们受上层阶级的统治和轻侮，谈话时的称呼不同，坐的席位有区别，服装也受到限制，适用的法律也有不同，甚至有关生命的权利也操在上层阶级的手里。据德川时代的律书所载：
“凡各役卒，倘发现商人百姓等贱民有非法言论和不轨行为，不得已而格杀者，经调查属实后，免予追究”。
根据这条法律，商人和农民好象经常面对着千百万敌人，如果能够活着，只是幸免于不死而已。既然生命都得不到保障，又怎能顾及其他呢？既无廉耻功名之心，也无钻研文学艺术之志，惟知服从政府法令，缴纳赋税，可以说身心都被束缚着。然而，人类的思想活动是本能的要求，不是用任何方法所能完全压制或禁锢的，它总会找到空隙和发挥的途径。这些商人农民想改变其身分固然不可能，但在积累私人财富，经营产业方面，却有充分发挥其智慧的宽阔余地，很少受到阻碍。因此，稍有才干的人就竭力积蓄财富，经历千辛万苦节俭克制，其结果，也有积累了巨万之富的。但是，这种人只是为了致富而致富，并无其他目的。勤俭致富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只是把它当作生平的唯一目的。所以，他们认为世界上除去财富以外，再没有可贵的东西，认为财富是拿任何东西都不换的。对于学术等属于人类精神方面的崇高事业，不但不加理睬，反而认为是一种奢侈而加以禁绝，甚至看到上流人的这种举动，还窃笑其迂阔。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固然不无道理，然而，其品格的卑劣和精神的懦怯，实在可鄙。如果调查一下日本国内号称富豪的来历和他们的兴衰，便可以得到明证。自古以来，白手起家成为巨贾豪农的，都不是学者士君子之流，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学无术的粗人，他们对于可耻的事也不以为耻，不可忍受的也能忍受，一味吝啬终于积累了财富。至于败家者，不是本身无能，不从事生产积累，就是沉湎酒色穷奢极欲，因而耗尽资财。这与士族之流的超然物外不事生产，追求所好，不肯降志屈节，因此而陷于贫穷也不介意的情形相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因沉湎于肉欲而败家和因超然物外而破产，在败家破产这一点上并无二致，但从思想方面来说，上层人物尚存有智德活动的一面，而下层人物则只知道贪财图利以满足肉体之欲而已，因此，两者行为是有很大差别的。由于以上情况，被统治阶层的节俭克制变成了贪婪吝啬，而统治者阶层的活泼果敢变成了浪费挥霍，两者都不利于理财，所以才造成今天这种情况。我们日本固然贫穷，但天然物产并不缺乏，况且在农业方面，与世界各国相比较，也有很多值得夸耀之处，决非天然的贫国。我们的税法也许苛刻些，但并不是将税款投入大海，它还是留在国内成为财源的一部。但是，日本全国为什么贫穷到现在这种地步呢？这不是因为财力缺乏，而是缺乏理财的能力。也不是缺乏智力，而是由于智力被分割为两段，上下不通气的缘故。总而言之，日本国家的财富可以说自有史以来一直到今天，还没遇到同它相适应的智力。因此，把这被分为两段的智力配合起来，使其与实际相适应，也就成为目前经济上的急务了。但是，由于千百年来的积习极深，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运动所能改变过来的，最近这个运动已经逐渐抬头，可惜上下两个阶层不能互相采取对方的长处，反而有许多人效仿对方的短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趋势，不能完全归咎其本人。因为滔滔的天下大势，自上古以来一直冲裹着亿万人类向前奔流。所以，现在仍不能骤然抗拒这股潮流，也是理所当然的合乎情理的。
第十章 论我国之独立
在第八、九两章已经论述了西洋各国和日本的文明渊源。从总的情况看来，不能不说日本的文明落后于西洋。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末，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在从前闭关自守时代，日本人还不知道有西洋各国，然而，现在已经知道有西洋国家，并且也知道了他们的文明情况。同他们的文明相比，知道彼此之间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也知道我们的文明远不及他们，并知道落后的要被先进的压制的道理。这时，我国人民首先考虑到的，就是自己国家独立的问题。本来，文明的含义十分广泛，凡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领域，莫不属于文明的范畴。在世界各国当中争取本国之独立，只不过是整个文明论中的细微末节，但是，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述，文明的发展，是有阶段的，因此必须随着它的进展，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现在我国人心正在忧虑国家的独立问题，这就说明我们的文明目前正处于使人忧虑我国独立问题的水平，同时也证明了人民都在关心这一问题，而无暇顾及其他。因此，我在文明论的末章，提出我国独立这一问题，也是根据人民总的趋向，对大众所关心的问题提出讨论。至于彻底探讨文明的蕴奥和作深入的研究，只好留待将来以后的学者去完成了。
在封建时代，人与人之间，有所谓君臣主仆的关系支配着社会。幕府以及各藩的士族，不但向当时的主人效忠，并且还追念到列祖列宗一心一意地报效主家，抱着所谓“食其禄者死其事”的态度，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主家，不能自主。臣下称主人为国之父母，主人爱臣下如赤子，以“恩义”二字圆满而牢固地把上下之间结合起来，其关系之美好也不是没有值得称赞的地方。由于当时普遍存在着尊崇忠义的风气，所以即使不是真正的忠臣义士，也要顺应这种风气而保持高尚的品格。例如，在士族中间教训子弟时，必提到身分和门第等语，或者说：“身为武士者不应有卑劣行为”，或者说“不要玷污祖先的门第”，或者说“不要对不起主人”等等。这些身分、门第、主人，就是士族们应遵循的道义所在，和维持一生品格的纲领，这也就是西洋所谓的道德纲常（Moral
tie）。
这种风气不仅存在于士族与国君之间，而且普遍浸透到日本全国人民中间。商人、农民以至于“秽多”和“贱民”之间，凡是人与人相交往的地方，不论大小，都存在这种风气。例如在商人或农民之间有嫡系和旁系之分，在“秽多”和“贱民”之间也分头目与党徒，其规矩之严，犹如君臣一般。
这种风气，或称为“君臣之义”，或称为“祖宗门第”，或称为“上下的名分”，有叫作“本支之别”等等，不论什么名称，总之，日本自古以来，支配着人与人的关系，而达到今天的文明，归根到底，都是由于这种风俗习惯的力量。
近年来，我国和外国有了外交关系，日本文明和外国文明互相对比起来，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落后于外国，就是人民精神面貌也不相同。西洋各国人民智力充沛，有独立自主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平等的，处理事物是有条不紊的，大自一国的经济，小至个人的生活，就目前的情况来谈，我们日本人无论如何是望尘莫及的。大体上说，到了今天人们才恍然大悟，完全承认西洋各国的文明和日本的落后。
因此，国内有识之士，探讨日本之所以不文明的原因，首先归咎于旧的风气不对头。于是，为了扫除旧习，才着手进行改革。从废藩置县开始，废除了一切陈腐的东西。诸侯降为华族，武士变成平民，广开言路，登用人才。在这个时期，过去五千石俸禄的大臣也有的变成了兵卒，步卒也有的当上了县令，累世经营钱庄的豪商巨贾也有破产的，身无分文的赌徒也有成为政府的供应商人的，寺院改成神宫，僧侣成为神官。富贵功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才干，而形成了所谓功名自在唾手可得的时代。自开国以来深入日本人心的恩义、门第、名分和差别等等的观念逐渐消失，而只重视个人的才干，这种情况，也可以用“人心活泼”，和一般所谓的文明蒸蒸日上等字样来形容。
试问这种功名自在文明蒸蒸日上的情况，是否完全实现了有识之士的目的，都认为这种文明蒸蒸日上的情况是真正的蒸蒸日上而别无他求了呢？绝对不然。有识之士绝不能满足于目前的文明。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来观察它对日本人民的思想所给的影响，好象人们刚卸下祖先遗留下来的重担，而尚未肩起代替的新担，正在休息似的。道理非常简单，例如废藩之后，诸侯和藩士之间君臣之义已不复存在，若在暗地里勉强履行君臣之义，便会被指责为不识时务而且也无言以对；步卒充当队长，指挥从前的老上司，老上司也不敢违抗命令，从外表看来，似乎上下易处，法制森严，但实际上，只要老上司拿出点钱，就可以免除兵役，所以，步卒既可以得意洋洋地充当队长，而老上司也可以逍遥自在。赌徒虽然当成了政府供应商人而趾高气扬，而破产商人则只怪时代的趋势，事不由己，也是心安理得。神官自以为得势，喜形于色，而僧侣可以公然娶妻，也是其乐融融。总之，现在上下贵贱都是皆大欢喜的时期，除了贫穷而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人感到苦恼的了。力战而死当然是傻瓜，报仇也是无益，出师则有危险，剖腹则疼痛不堪。求学也好，作官也好，都是为了金钱，只要有了钱任何工作都可以不干。真成了“钱之所向，天下无敌”的社会，人的品行，似乎可以用金钱来定其行情。这种情况和往昔窘困的时代相比，怎能说不舒适呢！所以说，“现在的人民，已经卸下了重担正在休息。”
然而，所谓“休息”，是指无任何工作可做而言。如果工作做完或无工作可做，休息也是应该的，然而照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决非无事可作，而且事情比以往任何年代都要艰巨。有识之士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深知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因而力图引导人心急起直追。学者开始创办学校，教育人民；翻译家译述原文书籍，刊行于世；政府和人民也都在竭力提倡文学技术，力争上游，但是在人民的行动上，仍不见显著的功效。从事于学术界的人们，虽然不是不积极搞业务，可是，在思想上，似乎还缺乏为了事业不惜抛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的这种高度的觉悟，总是有些对于事物漠不关心而悠闲自在。
有些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现代人行为轻薄。而归罪于“忘古”二字，重新提倡大义名分企图复古。为此，他们开始研究这方面的学问，从古昔的神代寻求证据，提倡“国体论”，企图以此来挽救人心，这就是所谓“皇学派”。皇学派的学说并非没有道理，在君主国家，主张尊奉君主，把行政权交给君主，本属理所当然，也是政治上的关键问题，所以尊王之说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皇学派关于尊奉君主的问题，没有进一步从政治上的得失去寻求根据，而是归根于人民思古的幽情，更错误的是他们甚至不反对使君主徒拥虚位，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崇虚忘实的弊病。本来，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非一举手一投足所能轻易改变的，所以，想依靠人的情感，实现尊奉君主的主张，首先必须改变人情，使人们弃旧从新。然而，我国人民，数百年间不知有天子，而仅仅是在传说中提到天子。因此，虽然政治体制因维新运动而恢复了几百年前的古制，但是王室和人民之间依然没有密切的感情。君民的关系仅仅是政治上的关系。若论感情的亲疏，现在的人民由于自妗质贝岳矗褪芊饨ㄖ鞯耐持危远杂诜饨ǖ墓手饕榷酝跏腋忧酌堋Ｋ淙豢梢越⑵仗熘挛ㄓ幸痪难担邮导噬峡矗涂梢灾酪欢ㄒ胁煌ā０聪衷诘那槭疲嗣袼坪踔鸾ネ淳扇盏墓叵担辉倩衬罘饨ㄖ髁耍窍胍匦陆魍跏业母星椋蛊湔嬲晌跏抑嘧樱谙执嗣竦乃枷肭榭龊臀拿髑榭鱿拢词欠浅＠训模负跏遣豢赡艿摹Ｒ残碛腥怂担踔聘镄率腔谌嗣瘛八脊诺挠那椤保怯捎谌饲橐丫岫癜缘赖哪桓衬酵跏摇Ｕ馐遣豢疾焓率档乃捣ā９嫦笳飧鏊捣ǎ诵乃季傻幕埃嗣窬澳降囊灿Ω檬鞘倌昀瓷钊肴诵牡哪桓陌哉⑶宜邢衷诘氖孔寮捌渌臧褡嫦让诺诘娜耍蠖嗍家岬芥‘仓时代以后的情况。因此，应该说霸政的历史也是悠久的，涉及的面也是广泛的。如果说人情是忘旧而慕新，则王政是在霸政以前，可说是最旧的，如果问王霸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