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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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胡适日记全集》，2：166167。
＇21＇《胡适日记全集》，2：210。
＇22＇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3543，210。
＇23＇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h； April 17，1927。
＇24＇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296298。
＇25＇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h； December 6，1915。
＇26＇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h； June 4，1939。
人类文明的展望
胡适在留美期间对人类文明的展望也逐渐发展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他一生的政治思想一直到1940年代的，就是他从社会立法的角度来救济传统自由主义的不足的想法。最典型的一个叙述，就是胡适在1914年9月9日游波士顿时跟哈佛大学留学生孙恒的谈话。孙恒认为当时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人“不知自由平等之益”，他说那是“救国金丹”。胡适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中国“病不在于无自由平等之所说，乃在不知诸字之真谛”。胡适对孙恒说：“今人所持平等自由之说，已非复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之平等自由。”他进一步作了解释：
向谓“人生而自由”（L’homme est né libre——Rousseau＇卢梭＇）。果尔，则初生之婴孩亦自由矣。又曰：“人生而平等”。此尤大谬。人生有贤愚能否；有生而癫狂者、神经钝废者；有生具慧资者；又安得谓为平等也？今之所谓自由者，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但不侵越此界，则个人得随所欲为。然有时并此项自由亦不可得。如饮酒，未为侵犯他人之自由也，而今人皆知饮酒足以戕身；戕贼之身，对社会为失才，对子孙为弱种。故有倡禁酒之说者，不得以自由为口实也。今所谓平等之说者，非人生而平等也。人虽有智愚能不能，而其为人则一也。
故处法律之下则平等。
胡适接着引申了他的社会政治哲学。这也就是说，胡适把人生而不平等归咎于天，亦即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天地不仁”，可以由人治，亦即由社会立法来补救：
夫云法律之下，则人为而非天生明矣。天生群动，天生万民，等差万千，其强弱相倾相食，天道也。老子曰：“天地不仁”，此之谓耳。人治则不然。以平等为人类进化之鹄，而合群力以赴之。法律之下贫富无别，人治之力也。余又言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趣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而趣社会主义。不观乎取缔“托拉斯”之政策乎？不观乎取缔婚姻之律令乎（今之所谓传种改良法（eugenic laws），禁癫狂及有遗传病者相婚娶，又令婚嫁者须得医士证明其无恶疾）？不观乎禁酒之令乎（此邦行禁酒令之省甚多）？不观乎遗产税乎？盖西方今日已渐见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义）之弊。今方力求补救，奈何吾人犹拾人唾余，而不深思明辨之也。＇1＇
其实，这并不是胡适第一次引申这个“天生”与“人治”对立，或者，更确切地说，用“人治”来补救“天生”的社会政治哲学。他在1914年7月28日的日记里，就透过描写人类用工程技术凿径筑桥，让人人都能得享大自然之美的做法，来宣扬人定胜天、以人工来弥补天地不仁的做法：
廿五日往游活铿谷（Watkins Glen； N。Y。），此地真天地之奇境也……此地近由纽约省收为公园，依山开径，跨壑通梁，其险处皆护以铁栏，故自山脚至巅，毫无攀援之艰，亦无颠踬之虞。视前游英菲儿山探险之奇之乐，迥乎不侔矣。然“佳境每深藏，不与浅人看。勿惜几两屐，何畏山神悭？要知寻山乐，不在花鸟妍”。其缺憾所在，在于不均。天下能有几许人不惜寻山之屐，不畏攀援之艰耶？今国家为凿径筑桥，坐令天险化为坦途，妇孺叟孩皆可享登临之乐，游观之美，不亦均乎！此中亦有至理存焉。英菲儿山任天而治者也，探险者各以其才力之强弱，定所入之浅深及所见之多寡；惟其杰出能坚忍不拔者，乃能登峰造极，尽收其地之奇胜；而其弱不能深入或半途而止者，均王介甫所谓“不得极夫游之乐”者也。其登峰造极者，所谓英雄伟人也：敌国之富人、百胜之名将、功名盖世之豪杰、立德立言之圣贤，均此类也。其畏而不敢入者，凡民也。入而不能深者，失败之英雄也。所谓优胜劣败，天行之治是也。活铿之山则不然，盖人治也、人择也（rational selection）。以人事夺天行之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吾所谓天行之酷也）。人之智慧材力不能均也，天也，而人力可以均之。均之者何也？除其艰险，减其障碍，俾曩之惟圣且智乃可至者，今则匹夫匹妇皆可至焉；曩之所谓殊勋上赏以待不世出之英杰者，今则人人皆可跻及焉。以人事之仁，补天行之不仁，不亦休乎！不亦仁乎！＇2＇
胡适在这两则日记里的立论，其理论基础实际上就是一个历史的进化论。活铿谷和英菲儿山瀑布（Enfeld Falls）代表的是“天行”与“人择”的两个模式。英菲儿山瀑布是“任天而治者也，探险者各以其才力之强弱，定所入之浅深及所见之多寡”。活铿谷则不然，纽约省把它“收为公园，依山开径，跨壑通梁，其险处皆护以铁栏”。其结果是连“妇孺叟孩皆可享登临之乐，游观之美”。英菲儿山瀑布和活铿谷诚然都是奇境美景。然而，英菲儿山瀑布只有年轻力强、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方能得以欣赏；反之，活铿谷因为经过了人工的整治，人人都得以享之。把这两个天然的奇景拿来作比喻，“十八世纪学者所持的任天而治（放任主义）”就像是英菲儿山瀑布；活铿谷就像是胡适所说的二十世纪的“干涉主义”与“社会主义”。前者是天行之治的典型；后者则是人择的典型。从胡适的角度来看，去拥抱“十八世纪学者所持的任天而治（放任主义）”不啻于是“拾人唾余”。莫若二十世纪的“干涉主义”与“社会主义”，“以人事之仁，补天行之不仁，不亦休乎！不亦仁乎！”
胡适所持的这种“干涉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有他思想的来源的。他在康乃尔的老师不只一位是持这种观点的。其中，胡适所敬爱的康乃尔大学创校的白校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胡适在日记里演申他的“天行”与“人择”的理论的一年之前，白校长就在1913年5月29日在“费·倍塔·卡帕荣誉学生会”（Phi Beta Kappa）和“理学会”（Ethics Club）联合主办的会里作了一个演讲。我们记得胡适在该年3月被选为“费·倍塔·卡帕荣誉学生会”的会员。白校长这个演讲的题目是《演化与革命的对比：从政治上来观察》（Evolution vs。Revolution in Politics）。这个题目是白校长从十九世纪末年开始就常公开演讲的一个题目。
革命与演化对比，白校长称前者为“灾难带动的发展模式”（development by catastrophe）；后者为“有秩序的发展模式”（orderly development）。革命的例子不胜枚举，墨西哥的革命以及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属于此类。白校长说大家的眼前就正在上演着一出革命的闹剧。他的例子就是当时英国的妇女参政运动。他说在妇女参政运动者演出全武打以前，英国的下院其实有大多数的议员愿意投票支持。然而，在妇女参政运动者用暴力的手段去宣扬她们的“理想”以后，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议员就表明说他不再支持了，因为他如果支持，不就等于说他赞成任何用暴力的手段来达成目的的行为吗！
白校长保守的态度在在地表现在他对美国独立革命的评价，以及他对非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嫌恶上。他说：
美国独立革命发生以前，如果比较稳健的人得以当道，＇北美十三州＇的殖民地就很有可能跟母国维持更久的一段关系。如果历史的发展是那个样子，则英格兰、苏格兰的人，就可以继续以移民的方式来给我们的文明注入新的活力，而不是被导到别的方向去；等＇殖民地与母国＇分家的时候，很可能是和平的方式；而到了分家的时候，这些州的人民里也就会有较高比例的盎格鲁—撒克逊种，那就会有助于同化那些后来蜂拥而来的较劣的人种。我们如果不立法限制这些劣等的种族进来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是一声不响的蛮人大迁徙，那是会毁掉这个国家的，就好像历史上前一波的蛮人大迁徙导致罗马帝国的覆亡一样。
从白校长的角度看来，大学是把革命杜绝于未萌的最佳堡垒。有一个企业界领袖说美国的大学没有尽到培养企业人才的责任。白校长说这是误解。他说美国大学毕业生只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可是他们握有将近百分之六十全国最重要的职位。最令人痛心的是，白校长说那些用欺诈之术（scoundrelism）积攒巨富的人，没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生。他说有钱人要散财，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捐钱在大学里设立或扩展其历史、政治、社会科学的科系。这是为演化作铺路最正确的方法，因为演化最能够用来杜绝革命于未萌的基础。＇3＇
除了白校长以外，康乃尔大学闪族语言教授须密（N。Schmidt）先生也忧心革命的破坏，而主张用开明立法的方式消弭革命于未萌之前。须密教授在1913年10月7日在“理学会”作了一个演讲。他的题目是：《抗争：以违法来争取合法权》（Militancy：LawBreaking as a Means of Gaining Legal Rights）。须密教授认为不遵守法律就是不道德的行为。这是因为我们都遵从权威：从父母、老师、社会、法律到个人所遵奉的道德或神祉的最高权威。激进者无视习俗或法律，只有两种解释：一是他们是罪犯；二是他们的所见超乎现行的法律，他们怀抱着更高的理想。须密教授说，当时在抗争的妇女参政运动者属于后者。他说历史上用违法的方式来争取权益的例子很多：瑞士、荷兰、瑞典、希腊和中国史上都有这些例子。
激进者用破坏的手段的用意亦同。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无法举兵来争取他们的权益，社会上的大多数者太有力了，任何武力的抗争等于是以卵击石。于是，他们改采纠缠、游击、骚扰、折磨敌人的方法。这些方法有时候相当有效。争取妇女参政权的女性所用的方法就是如此。她们并没有在井里下毒或者砸烂机器。但她们砸破玻璃、放火烧屋、揪住英国首相的大衣后摆、对准他的耳朵高呼：“给妇女投票权。”
须密教授认为有两种更好的方法：第一种是由下而上的，是用不抵抗的方法，或者用胡适引须密教授所说的“消极的抵抗”（passive resistance）（见第六章）的潜移默化的方法。这是基督、佛祖、宗教改革和匮克派的方法。也就是后来甘地用的方法。那是一种消极的屈服，虽屈服于不公不义，然抗议犹在。须密教授认为抗争者也许最好采用这种方式，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用这种方式的人最终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他们所争取的目的。另一种则是由上而下的做法。也就是说，已经享有特权或权益的人要开明、要有远见，主动立法让社会上的其它人也得以分享特权或权益。须密教授说，依他个人的看法，这是消弭革命于未萌最好、最有效的的方法。＇4＇
在1913年听取白校长和须密教授演讲的时候，胡适在思想上还是一个不成熟的青年，他还没进入绝对不抵抗主义的阶段。然而，即使他后来在意识形态上要比白校长前进得多了，即使他后来扬弃了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这种用社会立法的方式，来补“天地之不仁”、“天行之酷”的想法——不管是出自博爱、推己及人之心；或者是出自未雨绸缪、为人为世作设想；或者是出自阶级自保之心——一直成为胡适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点。等胡适从杜威1916年那两篇文章里悟出“规划”、“管理”和“控制”的道理以后，那只有更坚定他对社会立法的信念。
胡适这个用社会立法来从事改革以避免革命的信念是非常坚定的。即使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使他振奋而为之赋诗，但这个坚定的信念却从未动摇。他在1917年3月21日的《留学日记》里录下了一段剪报，记载了俄国的学生、起义的士兵以及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不分党派异见，大家革命与共，在街头上并肩齐进的气象：
一群群的学生——很容易识别，因为他们蓝色的帽子和深色的制服——加入了衣着褴褛的叛军的行列；各色各样的人士也陆续加入。一时之间，＇革命＇的理想超越了党派的异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5＇
胡适读报有感，特别为之填了一首《沁园春》，写了半阕。直到三个礼拜以后，他才有时间把下阕填好。他先写了一个序：
吾前作《沁园春》词记俄国大革命，仅成半阕。今读报记俄国临时政府大赦旧以革命暗杀受罪之囚犯。其自西伯利亚赦归者盖十万人云。夫囚拘十万志士于西伯利亚，此俄之所以不振，而罗曼那夫皇朝之所以必倒也。而爱自由谋革命者乃至十万人之多，囚拘流徙，摧辱残杀而无悔，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
词曰：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看乌衣蓝帽，轩昂少年，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6＇
即使胡适在此为“十万囚徒”庆幸，为之高歌“新俄万岁”，这并不表示胡适就像邵建所说的，是赞同革命的。＇7＇他在这首词里说得非常痛心而且透彻：“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他在《序》里说得非常清楚：“夫囚拘十万志士于西伯利亚，此俄之所以不振，而罗曼那夫皇朝之所以必倒也。”正由于罗曼那夫皇朝的愚蠢，不懂得未雨绸缪、断尾求生，用改革、立法的方式，来因势利导那汹涌澎湃的争自由之心，“罗曼那夫皇朝之所以必倒也”。俄国的罗曼诺夫皇朝之倒也，不足惜、不足悯，因为倒的是一家、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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