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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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胡适日记全集》，1：562564。
＇60＇《胡适日记全集》，7：646647。
＇61＇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April 23，1915；请参见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62。
＇62＇《胡适日记全集》，2：17。
＇63＇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January 25，1915，《胡适全集》，40：3435。
＇64＇《胡适日记全集》，1：161。
＇65＇《胡适日记全集》，1：217，221，224。
＇66＇ Socratic Discourses by Plato and Xenophon（London：J。M。Dent＆Sons，1913）。
＇67＇ Five Dialogues of Plato bearing on Poetic Inspiration（London：J。M。Dent＆Sons，1913）。
＇68＇ R。W。Livingstone； ed。，The Pageant of Greece（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23）。
＇69＇《胡适日记全集》，4：600。
＇70＇“Phaedo，”in B。Jowett tr。，Louis Loomis； ed。，Plato（New York：Classics Club，1942），pp。9697。
＇71＇ Glenn Most，“A Cock for Asclepius，”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43。1（1993），pp。96111。
孔教运动：从支持到批判
胡适对孔教运动的态度一直为人误解。这再次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对先入为主的观念保持戒慎的态度。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留学归国以后的胡适跟提倡打倒孔家店的《新青年》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所以人们总认为胡适一向就是反对孔教运动的。事实上，胡适跟基督教就有过一段先亲和、后拒斥的心路历程。而且，即使在他对基督教的宗教情怀冷却以后，胡适虽然终其一生批判、甚至是憎恶作为宗教体制的基督教，但这丝毫没有减损他的宗教情怀，更不妨碍他敬佩耶稣的伦理道德教训。同样地，胡适对孔子和儒家或儒教的态度，也有几乎完全雷同的心路历程以及几乎完全雷同的分殊。换句话说，胡适对儒教也经过了一段宗教上的探索，尽管这个探索是在智性的层面，而完全没有牵涉到任何宗教感应的情愫。同样地，等他对儒教作为一个宗教运动的可取与可行性作出否定的结论以后，对于孔子和个别儒学大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宗教情怀、以及“格物致知”的执著，胡适仍存有他的崇敬与顶礼。然而，对儒家体制，特别是与国家政权比附的儒家体制，胡适是睥睨以视之的。
胡适对儒家作为思想道德的理念与儒家作为一个权威体制之间所作的分殊，在在地反映在他1959年春天所接受的一个访问里。当时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的施友忠，到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也就是现在“胡适纪念馆”所在的“胡适故居”访问胡适。这篇用英文发表的访问稿，在约略介绍了胡适的生平思想以后，摘述了胡适对他一生参与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回顾，其中之一有关儒家。胡适强调他并没有参加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运动。相反地，他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对孔子的逻辑思想给了相当高的评价。他回想起来，觉得他当时实在太抬举孔子了。他说在那之前，他刚刚研究了孔德。施友忠说：“孔德的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也是胡适信念的一部分。”胡适解释说他所以支持吴虞，愿意替他的文录写序，是因为他有意要用平等的眼光来评判先秦诸子。“这个意念，再加上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的态度，使他成为那些历来被冷落的诸子——特别是墨子——的拥护者，同时也对独尊孔子的做法予以当头棒喝。”＇1＇
胡适在这个访问里提到孔德，同时又以实证主义者自居，对习于视胡适为实验主义者的人而言，固然可以语惊四座。然而，这完全符合我在第五章所说的，胡适在哲学思想上有糅杂、调和、挪用的倾向。无论如何，这个访问的重点在于说明胡适所批判的，不是儒家的本身，而是儒家与国家、社会、知识权力之间互利共生的关系。胡适在留美时期对儒教的合离过程，就是他这个亲和宗教情操、憎恶体制权力的分殊历程最好的写照。
胡适第一次在《留学日记》里谈到他在康乃尔大学演讲“孔教”，是在1912年12月1日：“昨夜二时始就寝，今晨七时已起，作一文为今日演说之用。十二时下山，至车站迎任叔永（鸿隽），同来者杨宏甫（铨），皆中国公学同学也。二君皆为南京政府秘书。叔永尝主天津《民意报》。然二君志在求学，故乞政府资遣来此邦……下午四时在Barnes Hall＇芭痕院＇演说‘孔教’，一时毕，有质问者，复与谈半小时……”＇2＇这很可能是胡适给他所主持的“传道班”的学生所作的演讲。我在本章上一节提到胡适为“康乃尔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主持了一个“传道班”。这个“中国传道班”上课的时间就是星期天下午四点半，地点就在芭痕院。有趣的是，根据《康乃尔太阳日报》的报道，胡适演讲的题目是“儒家与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3＇当然，报纸的报道经常是错误百出的。所以我们并不能确定胡适当天的演讲究竟是只讲儒家还是也讲了道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是把“Confucianism”翻成“孔教”，而不是儒家。我们很可惜不知道胡适这篇演讲的内容。然而，拥护孔教的梅光迪在1913年2月5日给胡适写的信上说：“读孔教演稿，倾倒之至。”＇4＇
我们不知道胡适这篇“孔教”的演讲的主旨为何。然而，他能让梅光迪“倾倒之至”，则一定不会是梅光迪所不能认可的。梅光迪在此之前已经屡次在信上跟胡适谈过孔教的问题。我在本章前一节提到，梅光迪1912年6月下旬，去参加了“北美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协会”在维斯康辛州的日内瓦湖所举办的夏令营。跟胡适一样在基督教夏令营受到震荡的梅光迪，在回学校以后写给胡适的信上说：“迪对于此会感触至深，自此一行顿觉有一千钧重任置于我肩上，然此重任愿与足下共荷之也。盖今后始知耶教之真可贵，始知耶教与孔教真是一家，于是迪向来崇拜孔教之心，今后更有以自信，于是今后提倡孔教之心更觉不容已，此所谓千钧重任者也。”梅光迪又接着说：
迪自来此邦，益信孔教之有用。前与足下已屡言之：欲得真孔教，非推倒秦汉以来诸儒之腐说不可。此意又足下所素表同情者。然国人知此意者绝少，海外同人更无人提及。此乃最可痛哭者耳。迪谓吾国政治问题已解决，其次急欲待解决者即宗教问题。
梅光迪说：“吾国政治问题已解决。”这不只是他一个人一相情愿的想法。当时的留学生里有这样想法的所在多有。在他的理想里，孔教与基督教的结合与互补，将是解决人类宗教问题的锁钥。然而，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前，中国人自己必须先昌明孔教。在教义与制度上，把孔教提升到与基督教不相伯仲的程度。这也就是梅光迪从日内瓦湖的基督教夏令营回来以后，会在信上告诉胡适说他有“千钧重任”之感的原因：
吾辈今日之责在昌明真孔教，在昌明孔耶相同之说。一面为使本国人消除仇视耶教之见，一面使外国人消除仇视孔教之见。两教合一，而后吾国之宗教问题解决矣。今日偶与韩安君谈及此事，韩君极赞吾说，并嘱迪发起一“孔教研究会”与同志者讨论。将来发行书报，中英文并列。迪思此事为莫大之业，且刻不容缓，晚与许肇南、朱达善两君谈及，两君亦极赞成。故即函商吾子，不知以为何如？若吾子表同情，东来后当与吾子细谈此事及商定章程办法。吾子通人，又热心复兴古学之士，谅必有以教我。迪极信孔、耶一家。孔教兴则耶教自兴；且孔、耶亦各有缺点，必互相比较，截长补短而后能美满无憾。将来孔耶两教合一，通行世界，非徒吾国之福，亦各国之福也。
梅光迪这封信里，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点，跟一年半以后，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演讲有雷同的地方。这个论点是有关中国古代的宗教。梅光迪说：
吾国宗教原于古代鬼神卜筮之说。又崇拜偶像起于《传》＇《礼记：〈祭法〉》＇所谓“以勋死事则祀之”一语。在古人之意不过备其学说之端及崇德报功之意，并无所谓迷信，无所谓因果祸福。后世教育不讲，民智日卑，而鬼神祸福之说乘势以张。又自暴秦坑儒专制体成，诵经之士乃以尊君为学。西汉诸儒咬文嚼字，牵强附会，务以求合时主心理，盖不如是不足以进身取容也。
最后，梅光迪在这封长信里提到了陈焕章的书。他说：“近者，陈焕章出一书，名曰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乃奇书。迪虽未见之，然观某报评语，其内容可知。足下曾见此书否？陈君真豪杰之士，不愧为孔教功臣。将来‘孔教研究会’成立，陈君必能为会中尽力也。”＇5＇
胡适的回信可惜现已不存。然而，从梅光迪接着所写的信看来，他认为胡适是大体赞成他在那封长信里的论点的：“足下对于迪前函谅表赞成，尚望将所作数百言而中心之书寄下，以观足下高论之一斑也。”＇6＇从梅光迪过后又写的另外一封信，我们可以推测他们之间即使有歧见，至少梅光迪认为他们已经大致有了共识：“吾子匡我甚是，然吾二人所见大致已无异矣。”事实上，梅光迪自己了解他跟胡适之间有一个关键性的歧见存在，那就在于孔教是否为宗教的问题：“近得见陈焕章之书（藏书楼中有之），推阐孔教真理极多，可谓推倒一世。望足下一读之也。惟陈君亦以孔教为宗教，若以吾子之说绳之，亦有缺憾，尚望吾子有以告我。”＇7＇这个歧见是一个关键，也可能就是胡适后来转而批判孔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点，请详见下文。
1913学年度，“康乃尔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了一个“宗教之比较研究”（parative Study of Religions）系列的演讲，分一整学年讲完。根据胡适在1914年1月28日《留学日记》的记载，这个系列的演讲一共有二十三次。从宗教史、原始宗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孔教、道教到日本的神道。胡适在日记里说：
主讲者多校中大师，或其它校名宿。余亦受招主讲三题：一、中国古代之国教；二、孔教；三、道教。余之滥芋其间，殊为荣幸。故颇兢兢自惕，以不称事为惧。此三题至需四星期之预备始敢发言。第一题尤难，以材料寥落，无从摭拾也。然预备此诸题时，得益殊不少；于第一题尤有心得。盖吾人向所谓知者，约略领会而已。即如孔教究竟何谓耶？今欲演说，则非将从前所约略知识者一一条析论列之，一一以明白易解之言疏说之不可。向之所模糊领会者，经此一番炉冶，都成有统系的学识矣。余之得益正坐此耳。此演说之大益，所谓教学相长者是也。＇8＇
胡适的这三个演讲是这一系列演讲的第四、五、六次的演讲，一口气在三个星期内讲完，演讲的日子在星期四。他的《中国古代之国教》是在1913年11月6日下午4点45分开讲的。根据《康乃尔太阳日报》当天的报道，胡适的这篇演讲会从公元前二十三世纪，也就是胡适所说的中国信史的开始说起。可惜我们不知道胡适这个中国信史开始的年代的根据是什么。这篇报道说，胡适会分析中国古代之国教与儒家的不同，并指出其对后来的道教的影响。演讲的第一个部分将着重于历史跟宗教的形式；第二部分，则在分析其哲学及其根本的教条，包括古代中国对来生的看法。＇9＇
胡适演讲过后的第二天，《康乃尔太阳日报》又写了一篇报道。根据这篇报道，胡适说一般西方人以为中国的国教不是儒、就是释、再不然就是道，或者是这三教的混合。他说这个了解是错误的，其实中国古代的国教早在孔子、老子出生以前的十八、二十个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不但如此，这个国教到今天还存在。它跟儒教、道教的关系，很类似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帝虽然不是宇宙的造物者，但他也是万能和公正的。古代的中国人所相信的是现世报。他们认为一个人有两个灵魂。其中一个是在人死以后，就跟着一起死了；另外一个则升天。人死了以后，灵魂的处境如何，并没有确切的说法。有一派认为人没有来世。另外有一派则相信立功的不朽。由于这种哲学的观点没有办法满足一般人的要求，所以当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是张开双臂去迎接的。胡适说：据报道，中国国教里的天坛，可能会变成农业部的农业实验站。他说如果这个报道正确，那就意味着中国的国教终于将随着帝制的灭亡而走入历史。＇10＇
胡适在这篇《中国古代之国教》演讲里说古代中国人相信一个人有两个灵魂，一个灵魂随形之死而死，另一个则升天。这显然是根据《礼记：〈郊特牲〉》：“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随着形而死的灵魂叫做“魄”，升天之灵叫做“魂”。孔颖达在《左传：〈昭公七年〉》的注疏里说：“人之生也，始变化为形，形之灵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内自有阳气。气之神者，名之曰魂也。”这一升一降的原因，孔颖达解释为：“以魂本附气，气必上浮，故言‘魂气归于天’；魄本归形，形既入土，故言‘形魄归于地’。”
胡适在这篇演讲里又说中国古代没有来世说，只有现世报，相信立功的不朽。我们记得在上文所引梅光迪1912年6月25日的那一封长信。梅光迪在那封信里说：《礼记：〈祭法〉》里有“以勋死事则祀之”一语，其寓意只不过是在崇德报功，无所谓迷信，无所谓因果祸福。这跟胡适在这篇演讲的立论雷同。我们不知道这是他们“英雄所见略同”，还是胡适受了梅光迪的启发。无论如何，胡适在这篇《中国古代之国教》演讲里所作的立论，他在日后会继续发挥。但这是后话。
胡适接着在11月13日讲“孔教”。根据《康乃尔太阳日报》在演讲当天的预告，胡适在演讲里会说明为什么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而且也会用孔子的人格特性，来说明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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