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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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可能永续，只要战神一发号，就会马上土崩瓦解。
如果基督教想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那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的责任，去提升国际道德的标准。你们大多理所当然地认为你们所号称的“文明”＇注：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的盘石之上的。可是，我要出以至诚地告诉你们：眼前这个文明不是建立在基督的爱与公理之上，而是建立在丛林——强权就是公理——的法则之上。我们闭上眼想一下，就在当下，有多少基督教的国家正在教堂里对它们的基督祈祷，祈求牠保佑它们可以成功地摧毁其他基督徒！然后，我们再反思这些基督的戒律：“要彼此相爱”；“爱你的仇敌、不抵抗恶人”。
胡适说传教士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收信徒；第二，传播基督教的观念与理想；第三，从事实际的社会服务：
从前传教士收入的多寡，是取决于他们收了多少信徒。但那不是中国所需要的，也不应该是教会派传教士所应注重的。比较重要的，是去传播基督教的精义；这精义，我指的不是基督乃童贞女所生、原罪、赎罪，等等教条，而是指那些基督教的真髓：爱、爱汝邻居、爱你的敌人、不抵抗、宽恕、牺牲、奉献，等等。传教士应该用最合适的方法，去对当地人传播这些基督教的理念。他不应当注重教会的会众是否增加了，而是让这些理念在人们的心中生根结果。
传教士所可走的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路，是从事实际的社会服务，包括教育、社会改革、医疗与手术的服务。传教士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医疗方面，我认为这是传教事业至高无上的光荣与胜利。
外国传教士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具有新的观点，具有批判的精神，那是当地人由于生于斯长于斯而习而不察的，却又是任何改革运动所必须的。
胡适在录下了这张剪报的内容以后，在《留学日记》里加了一段按语：“昨日星期，此间十六七所教堂之讲演无一见诸报章者，独我之演说词几占全栏，不可谓非‘阔’也，一笑。首末两段自谓大有真理存焉。”＇51＇
胡适自诩“首末两段自谓大有真理存焉”。第一段的论点，其实就是我在第六章分析过的，也就是从他的世界大同主义到绝对的不抵抗主义思想的发挥。最后一段，把传教士和归国留学生相比拟的说法是别有意味的。且不论这个比拟是否恰当，且不论这个说法是否太抬举了归国留学生，仿佛留了学就一定会有“新观点和批判精神”一样。胡适的这段话不但是他的夫子自道，而且是他对所有归国留学生的期许。他刚回国的那几年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但这是后话。
事实上，胡适在这个演讲里所说的话，真正奠定了他日后对基督教传道事业的看法的，既不是第一段也不是最后一段，而是他建议传教士所走的第三条路，亦即从事实际的社会服务。胡适在回到中国以后，特别是在1920年代，与教会以及教会大学人士有过多次客气但不留情面的交锋。他多次预言基督教在中国寿终正寝可期。他给教会人士的建议，就是奉劝他们不要再浪费心神、财力去作救人上天堂那种科学昌明以前所遗留下来的迷信，而专心致志于社会改良的现代事业。
胡适会有这种要基督徒放弃远在天边的天国迷梦、“回头是岸”、耕耘在地上的“天国”的想法，绝对不是痴人说梦。他留美刚满二十三岁的时候，就成功地扮演过像天主教神父为信徒作忏悔一样的告解（confession），为一个牧师作了他的忏悔式。这位牧师就是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所提到的节克生牧师（Rev。Henry Jackson）。节克生牧师是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毕业的神职人员，比胡适大二十二岁。胡适认识节克生是他1914年9月初到麻省的安谋司参加“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所举办的夏令营的时候。胡适在11月7日的日记里说：“吾在安谋司赴美东学生会时遇美国人节克生君，与谈甚相得。”＇52＇人的记忆不可靠，这里又是一个例子。胡适1939年4月22日在报上看到节克生的讣闻。当时，胡适是中国驻美大使。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就把他们订交的地点给弄错了。他说：“他在1914年到Cornell去讲演，我偶然听了他的讲演，写信去和他讨论一个问题，以后，我们通信多次，成了朋友。他请我到他家去住过。去年＇1938年＇他到旅馆来看我。他说，我们的通信对他脱离教会的事颇有影响。这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个例子。”＇53＇胡适二十五年后的这个回忆是错误的。他当年的日记说他们是在“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的夏令营认识的记录才是正确的。
总之，胡适与节克生在“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的夏令营认识以后，他们一见如故。此后，他们开始通信。节克生送了胡适一本他所著的《十字架的真谛》（The Meaning of the Cross），请胡适批评。《十字架的真谛》是1911年出版的，是节克生在新泽西州曼克雷尔（Montclair）的“联合公理会教堂”（Union Congregational Church）所作的布道。＇54＇胡适在1914年11月7日的日记里节录了他给节克生的意见：
你不只一次比较了苏格拉底与耶稣之死。坦白说，柏拉图所描述的苏格拉底之死，和《对观福音书》里所描述的耶稣之死，前者让我所受到的感动要远超过后者。我认为一个人必须已经有了基督徒的观点，才会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要比苏格拉底之死来得伟大和高尚……我想我可以说你可能自己不自觉，但你还是不公平地贬低了苏格拉底之死吧？
你说：“耶稣的行为在在地证明了他是上帝之子。而就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行为亦若是。”我觉得你作了循环论证而不自知。你已经先作了基督徒的假设，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对心中没有这种假设的我而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种种并不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就好像苏格拉底之死以及司提反之死（《使徒行传》第六章）也不能证明苏格拉底或司提反是神的儿子一样。
从某个角度而言，我是一个一尊信徒，虽然我从来就没有为我的宗教命过名。如果耶稣只是一个凡人而不是神的儿子，我对他的景仰会更大。作为神的儿子，耶稣的所作所为并不特别伟大。然而，如果耶稣只是一个凡人，则他就不但在过去，而且在将来会永远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简言之，用你自己的话来说，你“是成功地把耶稣之死的道理从狭隘的神学理论里解放出来了”，就差有一点没作到，那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理论。这个理论也需要证明。＇55＇
节克生在收到胡适的意见以后，显然又寄了另一本他的著作给胡适，那就是他在1910年出版的《用油画杰作来作德育》（Great Pictures as Moral Teachers）。＇56＇节克生在这本书里选取了二十幅描写《圣经》故事的油画杰作，每一幅杰作，都附有一篇他写的诠释。其中一幅是赫夫曼（Heinrich＆nbsp；Hofmann，18241911）的《客西马尼园里的耶稣》（Christ in Gethesmane），节克生的诠释的题名是：《耶稣的勇气》（The Heroism of Jesus）。节克生在这篇诠释里，一开始就用苏格拉底之死来对比耶稣之死：
如果我们只看表面，同样是面对死亡，客西马尼园里的耶稣，比不上监牢里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相当“欣然和悦”地喝下他的毒药；耶稣则痛苦地恳求解脱。在雅典的死牢里，苏格拉底沉稳和悦地面对他最后的试炼；在客西马尼园里，耶稣则汗出如血、断续的祈祷、生气、无比的沮丧、精神崩溃。福音书的作者所用的形容是“被忧伤缠绕着”。在这样的对比之下，耶稣如何能被敬仰为一个至人呢？难道牠不配得享基督徒心中给牠的地位吗？难道牠不比苏格拉底勇敢吗？＇57＇
节克生对他自己的反问句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说苏格拉底之死跟耶稣之死，根本就属于不同的层次。“对苏格拉底而言，他的死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对耶稣而言，则牵涉到罪与宽恕的问题。”他说，“耶稣的痛苦，一部分是因为牠对罪直观、敏锐的了解。客西马尼园所象征的真理就是这一点。耶稣越爱世人，世人的罪——那使被爱的世人堕落的罪——越发撕裂着牠流血的心。”＇58＇
胡适把自己的回信摘录在12月11日的《留学日记》里。在这封回信里，胡适进一步引申了他苏格拉底之死比耶稣之死伟大、高尚之论：
你问我：“如果在耶稣的生命里，没有比苏格拉底之死更要有价值的作为，我们如何解释在世人的心目中，耶稣之死要远胜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呢？”“在世人的心目中？”在教徒的心目中，也许耶稣之死占有较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哲学世界里，苏格拉底之死无疑地跟耶稣之死占有同样重要、甚或更重要的地位。耶稣之死造成了一个宗教；苏格拉底之死则造就了哲学。这个哲学对希腊、罗马世界，以及我们当代这个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世界的理想已经不再是基督教那种自我否定（selfabnegation），而是希腊那种自我实现（selfdevelopment）的理想；不再是基督教信仰的理想，而是苏格拉底追求真理的理想——也就是苏格拉底为之而死的真理！……＇原文就有的删节号＇
我承认对基督徒而言，耶稣之死远比苏格拉底之死重要。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这么多世纪以来的传统使其然也……＇原文就有的删节号＇其差别就在于传统加诸信徒的。那完全是主观的，没有一点客观的价值。
你（在《用油画杰作来作德育》里的《耶稣的勇气》篇）说：“对苏格拉底而言，他的死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对耶稣而言，则牵涉到罪与宽恕的问题。”那不正确。苏格拉底的问题不只是他个人之死。
苏格拉底为真理而死；他为求真而死。他得罪了＇雅典＇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士，因为他要探究他们的行为和道德；因为他相信“未经检视的人生不值得活”。他被迫害的方法和罪名跟耶稣并没有什么不同。在他死以前，他的朋友要帮忙他逃走，但他拒绝。他用他的死来作身教，教导我们：“只有真善美的生命——不是所有的生命——才值得去珍惜的；只有不义、不法——而不是死——才是必须避之唯恐不及的。”……＇原文就有的删节号＇
如果希腊人跟犹太人一样富有宗教情怀，如果克里托（Crito）、斐多（Phaedo）、柏拉图跟加利利的渔人一样头脑简单，如果苏格拉底的学说多注重一点神灵方面，说不定苏格拉底学说也可能变成一个宗教，苏格拉底说不定也可能变成一个神……＇原文就有的删节号＇
我并不否认耶稣的勇气，但我也不能坐视苏格拉底被贬低。＇59＇
节克生牧师在跟胡适通信以前，已经对基督教产生了许多疑问，已经有了离开教会的念头。胡适的雄辩使他萌生破釜沉舟的决心。根据胡适在1939年4月22日的日记所附的讣闻，节克生牧师确实是在1915年脱离了教会，从事社会服务，特别是教育与社区的服务。他后来出任设立在纽约的“社会工程研究所”（Social Engineering Institute）的所长，＇60＇积极从事研究、批判与游说联邦社会立法的工作。这正应验了韦莲司对胡适说的一句至理名言：“你应该理解我们之所以会接纳别人意见的诀窍在哪里。当一个人愿意去请教别人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有了四分之三的答案。在这种情形出现以前，说得再多，都只是徒然用自己的头去撞墙壁而已。我常觉得一个人比较愿意去向自家以外的人倾吐、聆听他们的意见，这其实是相当理性的本能。”＇61＇这句至理名言是韦莲司从她跟她母亲困难的关系里悟出来的。
无论如何，胡适在1915年1月底到纽约去的时候，在节克生牧师的坚邀之下，在22日坐火车到节克生在新泽西州北曼克雷尔（Upper Montclair）的家去住了一个晚上。胡适在《留学日记》里记说：“夜与此君谈宗教问题甚久。此君亦不满意于此邦之宗教团体（anized Christianity）。以为专事虚文，不求真际。今之所谓宗教家，但知赴教堂作礼拜，而于耶稣所传真理则视为具文。”＇62＇他们当晚的谈话一定是感动了节克生。胡适1月24日傍晚回到旖色佳，节克生在第二天晚上就迢迢地到旖色佳去找胡适长谈。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上作了一个非常赋有宗教意味的描述。他把自己描写成作告解（confession）的神父，接受节克生牧师的忏悔：
今晚，我跟节克生牧师（就是我最近跟妳提起的那位）在我的房间里谈得很好。我当了听他告解的神父，听他诉说所有他内心里到底是要说真话还是妥协——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追随＇耶稣还是＇要当＇耶稣会辩士”（Jesus vs Jesuitism）——之间的挣扎。他对基督教有很多意见；他对教会体制下的基督教不满意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勇气公开说出他心中看见的事实；他一直在作妥协。他的教会，或者应该说，他教会里的一部分人，不愿意看到改变。
他现在已经决定离开教会。不久以后，他就要把他对基督教和教会的看法公之于世。他想要作一个自由的人，自由地去说和写他所相信的真理。他要在七月以后搬来旖色佳住。我读了一段约翰·墨理（John Morley）在《论妥协》（On promise）＇韦莲司在两个月前推荐给胡适读的书＇的话，即“世人的微笑值多少呢？而为了赢得它＇我们得牺牲我们的道德勇气；还有那世人的皱眉又值多少呢？而我们对它的恐惧居然远胜于真理的萎缩以及我们内心灵魂之光的渐行渐熄。页197。＇”开头的那句话。他很喜欢这段话。他说他需要像这样的书来作他的道德良药。所以，我就把“这本我送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即墨理的《论妥协》＇借给他。我同时也借给他易卜生的《国民公敌》。＇63＇
这一场由无神论的胡适扮演告解神父，听节克生牧师忏悔的�
![[综]舍我其谁封面](http://www.667book.com/cover/45/4525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