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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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Norman Angell，“NonMilitary Sanctions for International Law，”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77194。
＇58＇“Resolutions，”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84385。
国际仲裁主义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所以你＇注：唐德刚＇现在可以了解我是‘强制维持和平联盟’一个早期的皈依者。”＇1＇从字面来说，这句话当然不能算错，因为“早期”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多早才算是早期呢？“强制维持和平联盟”是在1915年6月17日成立的，而当时的胡适其实还是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然而，胡适是不是一个早期的皈依者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所作的这个回忆，适足以掩盖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他原来是反对“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一个人。
但是，就像我在前一节的分析里所指出的，“国际关系讨论会”是一个转捩点。“国际关系讨论会”所凝固起来的思维，最后是体现在大会结束时所作的决议，那就是国际仲裁的主张。这对胡适而言，一定是震动莫名的。然而，这对胡适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毕竟，在他走到绝对不争主义的心路历程中，他的起点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在他的思想渐次蜕变的历程中，他从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先是转变成一个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公民；再一变而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世界公民；从世界公民，他再变成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现在，是胡适再一次蜕变，成为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的肇端。这就是胡适仲裁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他此后一生所服膺奉行的。
在我们开始追寻胡适转向国际仲裁主义以前，我必须改正三个我自己先前所犯的错误。我在英文版的《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一文里说：胡适从一个“狂热的和平主义者”转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这与其说是一个转变，不如说是他世界主义在逻辑上更进一步发展的自然结果。其次，我在那篇文章里，还认为胡适从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转向成为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主要的影响只有杜威。第三，我在那篇文章里完全没有提到安吉尔对胡适的影响。＇2＇现在，这三点我都需要作修正。按照我在本书的分析，胡适转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就意味着他扬弃了他之前所服膺的绝对的不抵抗主义。那不是他前一个阶段的立场的逻辑延伸，而是转向。因此，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的是正确的；他说他“放弃了不抵抗主义，而开始接受这个比较新的、具有建设性的对力量的看法，这个用法律的条件来更有效、更经济地使用力量的哲学”。＇3＇其次，从上节的讨论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适转向的契机是在他开“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时候。安吉尔提出仲裁的主张很显然对胡适有极大的影响。这发生在他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前。杜威对胡适的影响，主要在于为他提供了分析的观念与语言。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国际关系讨论会”是胡适从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转向国际仲裁主义的转捩点呢？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胡适在会期当中就意识到地层的移动。他在会议期间，6月21日，给韦莲司的信上说：“我在与会代表当中找到了几个不抵抗主义的支持者：一个匮克派的女性、一个天主教徒、还有妳离开旖色佳那个晚上所认识的洛克纳先生＇“世界学生联合会”秘书，始终是不抵抗主义者＇、讷司密斯先生＇后来变成“强制维持和平联盟”麻省分会秘书＇、甚至安吉尔（或许有所修正）、以及我自己。”＇4＇他7月1日在会后追记的日记里还只用“不争主义者”来称呼自己及其同志：“会员当中乃有持‘不争主义’者二十余人。”但是，他在当天写给韦莲司的信就把“道义的抵抗”加进去了：“另外一个令人欣喜的特色，是有一大批不抵抗主义或道义的抵抗的支持者。七十多个与会代表里，至少有二十个是。”＇5＇胡适在这封信里附了一些简报，可能也包括了“国际关系讨论会”在会后所作的几项决议。
韦莲司在7月13日的回信，在在地说明了她跟胡适“智者”所见略同：
这自然让我在脑海里刻画出一个世界舞台的形象。其中，国际法与法庭已经成为事实，反映了国际警卫队是实际的需要的信念。这至少在教育能作得更深、更广以前必须如此。在群众暴动等等危急的情况之下，道义的抵抗，如果没有一个显著的标志来作后盾，是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我想这或许就是“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态度。我起初很不喜欢那个联盟的名称。你的看法如何呢？＇6＇
胡适在次日给韦莲司的信，石破天惊，完全一反他绝对的不抵抗主义：
妳说国际关系在不久的将来（也许甚至在遥远的未来）都必须使用武力，这句话是对的。旖色佳的讨论会有很多支持道义的抵抗的代表。但是，当讨论会作决议的时候，全体一致地宣告说他们支持用军事或经济的力量来做国际法的后盾。诺曼·安吉尔主义者（Norman Angellists）＇胡适意指所有与会代表都是安吉尔的主张的支持者＇从来就不主张裁军。＇7＇
曾几何时，胡适居然从一个反对“以暴制暴”的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从来就不主张裁军”的人？我们记得在五个月前，也就是2月中，他还去参加了“美国限制军备联盟”在纽约召开的会议。当时成立的“废除军国主义大学联盟”的名字还是他取的呢！他的“必也一致乎”到哪儿去了？胡适在两个星期以前，也就是7月1日追记“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日记里，还在歌颂“和平非攻”呢！他当时还说：
今之持和平之说者类多少年。一日余与克雷登先生谈，先生感叹世风之日下，以为古谚：“老人谋国，少年主战”（Old men for counsel； young men for war），今乃反是。少年人乃争言和平非攻矣。余以为不然。今之少年人之主和平，初非以其框怯畏死也；独其思想进步，知战争之不可恃，而和平之重要，故不屑为守旧派之主战说所指挥耳……孟子言勇至矣：“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也。孔子困于匡，厄于陈蔡而不拒；耶稣钉死于十字架而不怨；老氏不报怨：此大勇也。其勇在骨，其勇在神。＇8＇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时候的胡适已经乱了方寸。在他所景仰的安吉尔提出制裁的观念，在他的和平运动的同志讷司密斯转向“强制维持和平联盟”，在“国际关系讨论会”立下军事或经济的制裁的决议案以后，他的绝对不抵抗主义顿然进退失据。这是在不久前才成为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的他，再一次的转向、蜕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的开始。然而，这个转变并不困难。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倒退五十步的做法。制裁之道，从他之前所服膺的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角度来看，是“以暴制暴”，或者说是“以霸道来制暴”。倒退了五十步以后，他大可以把它合理化，说成是“以王道之力来制暴”。当然，即使只是倒退了五十步，其所代表的是从“激进”倒退，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向右移动了一大步。
胡适从绝对不抵抗主义转向国际仲裁主义的思想，不只反映在他给韦莲司的信上。我在前一节征引了他在“国际关系讨论会”结束半个月以后，也就是1915年7月15日给葛内特的一封信。那封长达十一页的信，就更具体地宣告了他从绝对不抵抗主义的立场转向，从而服膺“以王道之力来制暴”的理念。我在上节的分析里，提到他在大会期间，曾经尖锐地质问了代表主张备战的“国家安全联盟”的帕特南少校。胡适以中国为例，说：“什么叫做充足的国防？除了美国以外，每个列强都觊觎中国；它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国防应如何呢？有一个跟日本一样强的陆军和海军？或者跟德国一样强？或者跟所有的加起来一样强，因为日本是英、法、俄的同盟国？假设中国决定要有充足的国防，要多强大才足以确保公道与正义？”
胡适当时的立论仍然是站在绝对不抵抗主义的伦理基础之上，亦即：“以暴制暴，暴何能已？”然而，在“国际关系讨论会”开完以后，胡适转过来批判“以暴制暴，暴何能已”以及他从前所说的“救世之道无他，以人道易兽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强权而已矣”，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式的世界观而已。他对葛内特说：
要希冀中国能有充足的国防来抵御她所有的敌人，就跟希冀这个世界能用更理性、更人道、更文明的方法来处理国际事务和关系是同样——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更——没有指望的。我也可以说，这两个愿望实现的希望和可能性，在概率上是一样的渺茫。去为中国的国防而奋斗，或者去为世界的改进而奋斗，可以说是愚昧的，也可以说是睿智的。然而，为后者（世界的改进）而奋斗是正面的、建设性的，而且是正义的，所以我决定投身于和平主义者的阵营。我祈愿和平主义者能够把当前低落的国际道德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和平主义者的鹄的（cause）如果能够实现，就意味着给予弱小国家一些保障。我在这里所说的“和平主义者的鹄的”，当然不是意指战争的消弭。我所意指的，是用一种比较理想的国际关系体系来取代战争。
换句话说，在开完“国际关系讨论会”以后的胡适，已经不再作孟子式的“以暴制暴，暴何能已”的道义之吼；他对“以人道易兽道”、“以公理易强权”，也不再心存幻想。他不再侈言王道。他的新理念是我在前文所称的“王道之力”——当然，“王道”与“力”，对绝对不抵抗主义时期的胡适而言是“不一致”、是两相矛盾、水火不容的两个名词和概念。他对葛内特说：
我不赞成裁军。如果备战是失之于偏颇，裁军之说也同样是失之于偏颇。这对中国来说，特别是如此。只要这世界上的强国把私利与己得摆在公理正义之上，只要中国所受的冤屈不得矫正，只要我们还没把列强予取予求、强权就是公理的滔天罪证从亚洲的地图上泯除，只要和平主义者没有权利、没有发言权去争取裁军，只要所有这些存在一天，我就绝对不会用我的话和笔去赞助增强军备的拥护者。但是，我也不会去阻止他们。其实，我也没有能力去阻止他们。就像我有一个晚上在会场上所说的，唯一能防止东方的军国主义兴起的方法，是去遏止西方的军国主义。我相信只有把我自己投身于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正义与和平的旗帜之下，我才能直捣问题的核心。
投身于国际组织、国际正义与和平的旗帜之下，就意味着“力”的使用，只是这是“王道之力”，而非暴力：
你从我上面的陈述，就可以了解我为什么反对“不抵抗”这个字眼。为什么不要抵抗邪恶？我们岂不是每天都在跟邪恶奋斗着吗？我们是一直在抵抗着，只是我们所用的方法不是暴力。道义的抵抗有两面。在消极的一面，它所教导的是：使用赤裸的力量来反抗是无益的。（这就是安吉尔所说的力与力互相抵消的道理）。在积极的一面，它所意指的是用智慧、预防、劝戒（＇美国威尔逊总统当政时的国务卿＇布莱恩（Bryan）之语）、组织、谦卑（左颊被掴，再奉上右颊）、仁慈，等等方法去抵抗。
然而，胡适所要强调的是，道义的抵抗绝对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毋宁是要积极地采取行动。不但要防患未然、未雨绸缪，而且还要力主正义、膺惩罪凶：
道义的抵抗，就理论本身来说，并不反对采取仲裁的步骤，如警察、国际警察等等。非武力论，可以是一个二十世纪乌托邦主义者的理想。然而，要达到那个理想，仲裁是必经之道。零犯罪率，以及法庭、监狱与刑罚的废止，这些都可以是我们的理想。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从私刑、血债血还的私了办法进展到法律制度和警力，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事实上，那些批判不抵抗主义者赞同使用警力是不一致的人，他们自己其实并不真正相信“必也一致乎”，他们只是好辩（argue for argument’s sake）而已。＇9＇
胡适在晚年所作的《口述自传》里，形容他在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以前的和平主义或不抵抗主义是“极端”或“激进”型的。这确实是正确的夫子自道。当时的胡适所批判的不只是那些慷慨激昂，侈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留学生。他所批判的还包括美国那些风声鹤唳，把欧战的风云说得仿佛就要席卷美国之势的人。美国在欧战之前，就产生了一个未雨绸缪的备战运动（preparedness movement）。欧战爆发以后，在军、政、经、舆论界领袖的鼓噪之下，这个运动倏然勃兴。1915年5月7日“露西塔尼亚号”（Lusitania）邮轮在爱尔兰海岸被德国的潜艇击沉，1，198个乘客死亡，其中有139个美国人。美国政府在五、六、七月三度对德国提出了警告。美国的主战派磨刀霍霍。到了秋天，备战运动如火如荼。各种民间的备战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已经下台的老罗斯福总统不但自告奋勇，愿意御驾亲征，率一师的自愿军上前线，他还主张全民练兵。已经退休的陆军参谋长伍德（Leonard Wood）将军，更组织了夏令练兵营，专门训练大学生。其中，最有名的是在纽约州北部普烈兹堡（Plattsburg）的夏令营。从1915年夏天开始，伍德将军在普烈兹堡的夏令营，顺应企业界的要求，在大学生的营期结束以后，增加了一期专门训练企业界人士。＇10＇
从他先前绝对不抵抗主义的立场来看，胡适对美国这个备战运动应该很不以为然才对。然而，他现在的反应却显得暧昧。他非常注意批判这个运动的文章。他在1915年11月7日给韦莲司的信里，附了一张《纽约时报》的剪报。这张剪报是康乃尔大学康福（W。W。fort）教授写给《纽约时报》编者的一封读者投书。康福教授是胡适在康乃尔时候的法文老师，也是他查经班的老师，后来当了费城黑沃佛学院（Haverford College）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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