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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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误于土偶木头。随随便便，便把中国四万万人，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他甚至于把“我中国几千年来，人种一日贱一日，道德一日堕落一日，体格一日弱似一日”都归罪于这个不合理的婚姻制度。
令人惊讶的是，周质平只征引了胡适《婚姻篇》上篇的论述，而完全不顾胡适在下篇所作的结论。事实上，胡适在这整篇文章里，对传统中国的婚姻的看法，跟周质平所说的刚好相反。胡适所痛骂的，不只是相信媒妁之言的父母，而且还包括了那些讴歌“自由结婚”的“志士青年”。换句话说，胡适说新旧两派都错了，都该各被打五十大板。这也就是说，十七岁不到的胡适，还没到美国去留学的胡适，老早就对婚姻制度抱持了一个折中论的看法。胡适开宗明义，就批判新派人物，说他们对传统中国婚姻的诊断，完全牛头不对马嘴。他说：
现在的新学家，都说中国的婚姻是极专制的，是极不自由的。中国的婚姻所以不进步，也只为父母太专制的缘故。一个人如此说，二个人也如此说，便把现在所有的青年子弟，都哄得什么似的，都说这中国婚姻，是极专制的，是极要改做自由结婚的。哎！列位，这句话是大错的，是大错的。＇27＇
胡适说，传统中国的婚制是“极不专制的，是极随便的。因为太不专制了，太放任了，所以才有这个极恶的结果”。胡适所谓的“极不专制”、“极随便”，就是指父母把婚姻这么重要的人生大事委托给媒婆、瞎眼的算命先生和泥菩萨。
最值得玩味的，是胡适的补救之道：“照我的意思，这救弊之法，须要参酌中外的婚姻制度，执乎其中，才可用得。第一是要父母主婚；第二是要子女有权干预。”由于胡适的补救之道与众不同，而且跟周质平所下的结论完全相反，更重要的，由于它反映了胡适在留美以前，就发展出一个传统与现代调和的婚姻观，我们在这里必须比较完整地引述：
（第一）父母主婚。现在上海有一部书叫做《法意》，是法国一位大儒孟德斯鸠做的。他那书中有一段话，说得最好，兄弟把来翻做白话，给大家看看。那书中道：
我所以要说婚姻要父母主张者，因为做父母的慈爱最深，况且多活了几岁年纪，见识思想毕竟比较子女强些、见得到些。若是专靠子女的心思，那做子女的，年纪既轻，阅历世故自然极浅了。况且少年心思必不周到，一时之间，为情欲所蔽，往往把眼前的东西当作极好，再也不会瞻前顾后，他们的选择怎么靠得住呢？（严译本759页）
这是一些也不会错的，不用兄弟再说了。但是他那书中还有一句话说：“做父母的和子女最亲切而且知道子女的性格，别人断比不上。”这句话行到中国便有些不合用了。古语道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可见得父母爱子过深，反不明白做儿女的性格了。全国的人，内中自然有一二明白的人。但是溺爱不明的人居多。所以那些讲新学的人便说这是一定要男女自由结婚的。兄弟却不如此。因为父母溺爱不明，难道做子女的便都是事理通达的人么？所以兄弟说一定要父母主婚。这是极正当极合时势的办法。
（第二）子女有权干预。做父母的能照兄弟的话做去，那是极好的了。但是内中有些父母的嗜好和做子女的不同。譬如儿子爱学问爱德行，父母却爱银钱、爱美貌。父母尽父母的心力做去，却不合儿子的性情，可不是反了吗？可不是一样的不和睦么？所以兄弟也想一条先事预防的法子，是要使做儿女有干预之权，做父母的也要和儿女相酌而行，这才是完全的好法子了。
还有一层。近来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学问相长、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无父母的，便由师长或朋友介绍，结为婚姻。行礼的时候，何等郑重！何等威仪！这便是一种文明结婚，也是参合中外的婚礼而成的。但是这是为一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说法的，而且只可于风气开通的地方行罢了。要是在内地一般未开通的父母子女，那还是用用兄弟前面说的话好呵。
毫无疑问地，青少年时代的胡适对婚姻的看法，在在地反映了他“作新民”、以爱国的理念：“兄弟却要恭恭敬敬的告诉我中国千千万万的做父母的，极希望那些做父母的，个个都把儿女的婚姻看做一家一族的最大问题。不但看做一家一族的最大问题，而且要看做中国的大问题。稍稍留一些心儿、担一些担儿。”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忘掉个人的幸福与利益的考虑：“娶两房好媳妇，嫁两个好女婿，这也是做父母的幸福。难道列位做父母的竟有福不会享么？”他劝做父母的要懂得时势的变迁，要懂得因势利导，作两全其美的因应之道：“列位做父母的，再要是一定要糊糊涂涂的过信媒人、过信瞎子、过信土偶木人，那便是列位自己不要享福，那便是列位自己愿做中国的大罪人，哈哈！那可怪不得那些青年男女要说家庭革命了！”
换句话说，胡适并不是到了美国以后，因为周质平所说的“中国情怀”的作祟，才开始为传统中国的婚制作辩护。胡适日后诚然对中国传统作了严厉的批判，但这并不表示他一向就是反传统婚制的。他在《竞业旬报》上所写的《婚姻篇》，可以说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持中西调和观的雏形。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在康乃尔大学所作的演讲，《中国的婚制》，只不过是根据他留美以前在《婚姻篇》里所发表的论点，加上他留美期间观察领略到的西方习俗以后，所作的演申而已。
胡适对他与江冬秀的婚姻，一定有其错综复杂的情绪，绝不是外人所能体尝其万一的。其错综复杂的程度，绝不是弗洛伊德的“合理化”的观念所能道尽其中心酸的。他在接受、抗拒、矛盾；遐想、疑虑、随缘之间的婉转与徘徊，绝不是外人所能道者也。我们在第一章引了胡适1908年7月写给他母亲的家信。他在那封家信里，拒绝回家完婚。那封信的文字强硬、语气悲愤。虽然他表明不会悔婚，其所弥漫的，却仿佛是哀兵之气。然而，即使事实摆在眼前，他仍然不免于遐想。有一天，家里的来信里夹了一封署名“宝孙”，看来像是一个女子写给她母亲的信，笔迹、词意都不错。他问那是不是江冬秀写的；如果是的话，他说他就要谢谢母亲了，因为那表示江冬秀的文字已经大有进步。他说他这几年来，阅历较深，已能懂得知足。他颇后悔这几年来屡次写信要求江冬秀读书，弄得自己与母亲、母亲与亲家间多一层怨尤，真是不该。语锋一转，他紧接着说：“实则儿如果欲儿媳读书识字，则他年闺房之中，又未尝不可为执经问字之地，以伉俪而兼师友，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28＇一直到他留美的晚期为止，胡适仍在接受、抗拒、矛盾；遐想、疑虑、随缘之间的婉转与徘徊着。＇29＇
＇1＇ Jerome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p。43。
＇2＇ 胡适，《敬告中国的女子》，《胡适全集》，21：412。
＇3＇梁启超，《新民说：论生利分利》，《饮冰室文集》，页72。
＇4＇ http：//。guoxue。/master/liangqichao/wacsn。htm，2009年11月6日上网。
＇5＇ 胡适，《敬告中国的女子》，《胡适全集》，21：12。
＇6＇ Yungchen Chiang，“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Journal，”Gender＆History，18。3（November 2006），pp。524525。
＇7＇ 胡适，《敬告中国的女子》，《胡适全集》，21：910。
＇8＇ 胡适，《白话（一）：爱国》，《胡适全集》，21：106。
＇9＇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台北：远流出版社，1995），页125。
＇10＇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159。
＇11＇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27128。
＇12＇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37。
＇13＇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26。
＇14＇ 胡适，“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适全集》，35：322323。
＇15＇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5：228。
＇16＇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32。
＇17＇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44。
＇18＇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31。
＇19＇《胡适日记全集》，2：245。
＇20＇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27。
＇21＇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37。
＇22＇ 胡适，《贞操问题》，《胡适全集》，1：634；胡适，《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答萧宜森》，《胡适全集》，1：652。
＇23＇ 以下所讨论的周质平的文章，请参阅周质平，《国界与是非》，耿云志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5657。
＇24＇ Joseph Levenson； Liang Q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p。1，219。
＇25＇ 胡适禀母亲，1915年3月22日，《胡适全集》，23：78。
＇26＇《胡适日记全集》，1：416417。
＇27＇ 以下有关胡适《婚姻篇》的引文，见《婚姻篇》，《胡适全集》，21：2429。
＇28＇ 胡适禀母亲，1909年9月13日，《胡适全集》，23：14。
＇29＇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
第三章 作新民，以爱国
胡适青少年时期在上海的六年，是他一生思想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上海时期的胡适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是多亏了他所写的《四十自述》。然而，也正由于《四十自述》的关系，我们对这个阶段的胡适的认识，到今天为止，一直逃不出他为我们铺陈出来的故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青少年胡适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那是胡适的功劳；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对青少年胡适的了解有相当的局限，那也是胡适刻意造成的。
青少年的胡适最不为人所知的，有几个面向。第一，他跟梁启超一样，有他为中国“作新民”的一个阶段。其实，他在《四十自述》里，已经很清楚地点出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他指出梁启超对他的影响有两点：一是《新民说》；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然而，他说的就像禅机一样，是不点破的，是要人自己去寻思体会的。第二，胡适的“作新民”与他在这个阶段强烈的爱国心是息息相关的。而“爱国”这个主题，是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所完全没有触及的。如果我们以留美作为断限来分析胡适，留美以后的他跟留美以前的他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爱国的看法。留美以前的胡适是一个动辄曰爱国、凡事不忘爱国的青少年；留美以后的胡适，在他最极端的阶段，曾经是一个即使家破人亡，也绝对不抵抗的和平主义者。第三，胡适留美以前的强烈的爱国心，又跟他当时的悲观心绪纠结在一起。胡适在1914年1月29日的《留学日记》里说，他初到美国的几年，唯一值得称颂的，是他所新得的乐观主义。＇1＇在一篇英文著述里，他把美国人的乐天与达观，比拟成一种良菌，经过几年的接触以后，逐渐医好了他的未老先衰症（premature senility）。＇2＇
作新民
胡适在上海求学的时候，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梁启超。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得很感人：
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课外的书籍。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像是在这时代读的。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往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3＇
这一段话，有回忆，也有他四十岁作回顾时的立场，更有他对梁启超的盖棺论定。胡适后来把梁启超定位为一个宣扬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思想的人。他在1933年12月22日的日记里，把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为两期：一、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集团主义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4＇什么叫做维多利亚时代的个人主义思潮呢？那就是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所说的中国人缺乏西方民族所具有的美德：
《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方民族的许多美德。梁先生很不客气的说：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逊人最优。
为什么梁启超说盎格鲁撒逊人最优呢？因为他们具有中国人“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美德。这些美德“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5＇
如果说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表扬了梁启超这些“侧重个人的解放”的美德，那么他1933年7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所作的《中国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的讲座里，则盖棺论定地批判了梁启超的局限：
然而，就像大家都一定已经注意到的了，所�
![[综]舍我其谁封面](http://www.667book.com/cover/45/4525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