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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康生评传-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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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一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向他们传授黑龙江、山西、山东等省的所谓“夺权经验”,说“只有三结合才能夺权”,而“三结合”又必须让左派“占主导”。这次谈话中还指令他们着手清理“红战团”的问题,并具体部署了斗“红战团”的策略。
二月十三日下午。出席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举行的中央碰头会。会议主要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上,谭震林、陈
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严厉痛斥了康生一伙搞乱党、搞乱政府、搞乱
工厂农村,搞乱军队的罪行。康、陈一伙百般狡辩,。多次蛮横地打断叶、陈、徐等同志的发言。
二月十六日下午,中央碰头会在中南海会议室继续举行。会上,谭震林
同志驳斥了张春桥阻拦陈丕显同志来京的种种狡辩;陈毅同志揭露了康生
在延安整风中搞抢救运动的罪行;李先念同志又揭露了康生指使人炮制《红
旗》杂志第十三期位论(即《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所带来的危
害。
同日夜,康生背着会议主持者周恩来同志,指示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到人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中央碰头会的‘记录”’。然后,带着这份“记录”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同志作歪曲汇报。
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八日,怀仁堂会议室连日紧张举行会议。康、陈一伙向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老一代革命家们进行围攻批斗。其中数康生叫得最凶。正是通过这次会议,林彪宣布: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以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会。
三月六日至十四日,康、江、陈一伙积极策划在社会上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以同他们在怀仁堂的围攻批斗会相配合。
三月十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讲话中,对刘少奇的《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一书肆意歪曲和批判,对该书所说“思想意识修养”,“既不通又不科学”;所说“共产主义道德”,“完全是孔孟之道”;所说“没有偶像崇拜”,就是“暗示攻击毛主席”;所说“无事不可对人言”,就是党的机密也可告诉蒋介石“;所说”自爱心。自尊心“,就是”活命哲学“。总之,该书”只谈个人修养,不谈夺取政权“,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泥坑“。
三月十二日,同外宾谈话,介绍他促动、支持聂元梓等七人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过程,解释他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的含义。
同日,同另一外宾谈话,说我党干部“大体可以分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叛徒,第二部分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第三部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攻击老干部“搞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主革命,搞资本主义”,说他们“对打倒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赞成的,但是对打倒民族资产阶级就不赞成了”。当外宾谈到“四个伟大”在英文中顶多用两个伟大时,康生立刻说:“如果把这个意见告诉那些青年同志,他们会斗你的,因为你取消了两个伟大”。
三月十六日,同陈伯达、王力一起到毛泽东同志处请示《毛泽东选集》要不要修改问题。
三月二十日,同外宾谈话。诬蔑罗瑞卿同志是“暗藏的反革命”,是“叛徒”,是“赫鲁晓夫”。说现在“在我们党内”、“政府里”、“军队里‘还有这样一些人,对这样一些人”要象对细菌一样,用一种霉素来治,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整掉“。
三月二十一日,同外宾谈话。说中央党校过去都掌握在“反革命分子手里”,他们“反对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
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说对”这种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的学校“,”我们当然要彻底地取消“。
三月二十七日,出席“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康生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公开向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
四月初,先后收到中组部群众组织搞的《部分主要干部政治历史问题摘
要》、《部分中央和中央局管理的干部政治历史问题摘要入《新疆自治区部
分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和《内蒙自治区有严重政治嫌疑问题的干部》
等材料,立即责令中央办公厅“印百把份”,“供中央文革小组了解干部,组织‘三结合’领导班子参考”。
四月五日左右,奉林彪之命在家准备一个专门论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的讲话稿。
四日八日,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会议进行中,突然收到中联部“造
反总部“打来的电话记录,内称中联部”工勤总部“正在挑起武斗。康生看后,就武断地认为是伍修权支持的,立刻让王力以中央文革办事组名义草拟一个”重点打击伍修权“的所谓”四八指示“。原件经康生签名,由文革办事组派人到中联部宣读。从此开始了对伍修权同志的诬陷和迫害。
同日晚,康生、王力在中央文革办公处接见中联部的几个人,专门布置了对伍的迫害。康说:“伍修权是彭真黑帮的人”,他的问题“可以上街剧大标语”。并亲自拟了“打倒彭真黑帮分子伍修权”、“打倒里通外国分子伍修权”等几条标语。最后还给中联部写了一个书面指示:“伍修权最近贴出的大字报是错误的”,是“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希望中联部同伍修权划清界限”。
四月×日,指示中联部收集整理关于“三和一少汗的材料;四月十三日,在军委扩大会上作所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篇讲话。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这种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并且一直贯穿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阶段“。又说在这两条路线中,究竟执行哪一条,”这是划分左、中、右的最基本的一个标准“。
讲话中还攻击刘少奇同志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他长期以来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就是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
四月十四日,接见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席间,康生给聂元梓写了一张纸条,指令她迅速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同志的所谓“问题”。
同一天,在人大会堂接见内蒙群众代表,接见中,凭相面诬陷王逸伦同志是“特务”。
四月中旬,康的小姨子苏枚(原中央政法干校干部),由于害怕社会上刮起的“揪叛徒”之风,突然自杀身亡。康却利用权势,硬说是被人谋害致死,强令追查凶手。结果把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等七人逮捕入狱,受株连者五十多人。在刑讯逼供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四月二十四日,陪同毛泽东同志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市革委会负责人。
四月二十七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内蒙群众组织代表,再次诬陷王逸伦:“我不认识王逸伦,但在一次中央接见的时候,我左看右看这个人不象共产党”。
四月底,向常驻我国的外宾和外国专家作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的报告。
讲毕回到钓鱼台吃饭时,他对人说:今日报告“其实只讲了四个字。‘高举、顶峰’”。
五月一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市革委会全体成员,以及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全体代表。
五月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组部全体干部并讲话。他说:中组部的“问题很多”,主要问题是对刘、邓反动路线“揭过批判得不够”,“对安子文黑帮,对赵汉、乔明甫、李楚高等人揭露斗争得还不够”,“中组部分化的还不明显,革命力量发展还不大”。因此,中组部还“不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问题,而是学习青年敢闯敢干的革命精神”,“狠批刘邓反动路线”,“学习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组织抓叛徒联合调查团的办法”,利用自己掌握材料多这一优越条件,迅速行动起来“揪叛徒”。他特别强调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到‘三结合’夺权阶段”,“非常紧迫地需要你们掌握的这些材料”。最后,他宣布:决定组成一个业务组进驻中组部协助工作,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将文书档案、干部档案加以启封”,为有关部门“主动提供材料”,并研究一些问题。
五月十一日,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陪毛泽东同志乘小汽车在北京城里转圈,以调查大标语、大字报的情况。事毕,康到北师大附中接见全体师生,并大讲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
同一天,又指示林枫专案组,“要集中精力,突破重点”,说“重点是林枫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在东北反林总的问题”。
五月十六日,同黄永胜、吴法宪等一起接见中央专案组的全体工作人员。
五月二十五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如何学习《五。一六通知》、《伟大的历史文件》和林彪的讲话等。此外还谈到“揪叛徒”的起源,承认自己是“揪叛徒”的发起者。
五月二十九日,同一兄弟党代表团会谈。会间休息时,与王力谈起“三和一少”的问题。王力说:“岂只是‘三和一少’,实际是‘三降一扑’”。
康生接着说:“我看是‘三降一灭’,就是对帝国主义搞投降主义,对修正主义搞投降主义,对各国反动派搞投降主义,扑灭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主要是扑灭东南亚的武装斗争”。
六月一日,在中调部一群众组织的报告上得知沙韬同志的近况,立即作批:“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改了名宇,(这)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下来的。”
六月二日,收到北京卫戍区关于王逸伦在狱中表现的报告,其中说,王近日“犯病次数繁多,病情也重”,特要求以“面谈”代替“写材料”。康生批道:“王逸伦狡猾得很,请告卫戍区千万不要被欺骗”,“不要同意”他以“面谈”代替“写材料”的“阴谋诡计”。
六月三日,鉴于康生煽起的“揪叛徒”之风已经造成严重恶果,他不得
不召见一些学校的“抓叛徒小组”,声称要“纠偏”,建议“抓叛徒小组”
改为“调查小组”。
六月七日,同外宾谈话。主要讲:(1)第三个里程碑主要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如何回答来划分的。(2)人民群众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合,主要表现在千百万人手中拿起红语录,说有了这种结合就会“产生伟大力量”,就会“成为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保证”。(3)吹捧林彪是“全党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最好的典范”,说林的“四个第一”普遍地适用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领域。
六月十二日,同外宾谈话。他说:“我们过去把刘、邓、王的国际政策叫‘三和一少’,现在看,这个说法不够,应当把它叫做‘三降一灭’”,而且这种“三降一灭”的政策,不是“从现在起”才实行,而是“从一九五〇年”起就实行了。还说:这个问题,“我们中央还没有讨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1。六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党团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攻击王稼祥“犯了修正主义错误”,是埋在中联部的“定时炸弹”。
七月四日,接见河南“二七公社”、“八大总部”、“河造总部”等群众组织,肯定他们是“造反派组织”,相反,说“公安公社是坏的,有坏人操纵。”
七月十八日,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向他们造谣说:“四川李井泉的产业军到了河南,要挑起武斗”。
七月二十一日,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时,再次造谣说:“百万雄师已经到了河南”,“我知道,百万雄师是反‘二七公社’的”。就这样,在康生等人的一再煽动下,七月二十七日,河南省发生了“二七公社”血洗郑州烟厂的所谓抄“百匪”的大惨案,当场打死十人,伤残百余人。
七月二十二日,出席中央文革小组会。在讨论武汉“七二〇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等人坚持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写到宣传提纲里去。
七月二十四日晚,同吴法宪一起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五同志的会议。会上,康生指使一些便衣人员对他们拳打脚踢,罚跪,搞了通宵的残酷斗争。
七月二十五日晚,在审定新华社写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1 “三和一少”,本是1962年7 月我党内个别同志产生的一个错误思想,毛主席在1963年5 月曾先后同兄弟党的同志说过,这种错误“七月犯,八月改”。因而是一个短暂的局部性的思想错误。可是康却把“三和一少”篡改为“三降一灭”,把一个短暂的思想错误扩大为1950 年以来的整个对外路线错误。
派》的新闻稿时,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在新闻稿中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新闻,致使各地发生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态。
七月×日,在康生的同意下,戚本禹指使北航韩爱晶对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同志进行人身迫害,致使彭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七月×日,伙同江青、陈伯达,决定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人身迫害,指使
专案组对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进行工人运动的丁觉群和一九二
九年同刘少奇在沈阳同时被捕的××。进行逼供,制造假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
七月三十日,接见河南群众代表并讲话。当有人谈到文敏生同志时,康生竟说:“文敏生貌似忠厚,内藏奸诈”,“实际是刘少奇、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仅此一句,文敏生同志就被关进监狱多年。
八月四日,听取“彭真专案组”的汇报,并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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