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者-部长与国家-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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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班长的名字真巧，都有个“富”字：马万富、樊玉富、王德富和王作福（谐音“富”）。
余秋里看着浮肿非常严重的四个“富”班长，挨个儿跟他们握手，但这回王进喜的话没能让他脸上有丝毫的笑意。他的眼睛落在工人床头的那些酱油瓶上：“每人一个酱油瓶，干啥用？”
王进喜如实报告：“大伙儿吃不饱，就买酱油兑点开水填填肚子……”
余秋里长叹一声，对在场的工人们说：“实在累了饿了，就要注意劳逸结合。老铁你要给大家合理安排好。”
“行。我一定照办。”
出“干打垒”，王进喜扯了一下余秋里的右胳膊：“部长，我知道你也是天天跟我们一样吃野菜团子。今天你就留在我这儿吃顿饭吧！”
余秋里侧过头，笑问：“你有啥新名堂吗？”
“不是新名堂。是我听说你要来，就派人上老乡家买了头老母猪。中午我们杀了它改善一下伙食。”王进喜以为今天要“拍”一下部长，哪知碰了一鼻子灰。
“老铁啊，你赶快给人家退回去！”余秋里皱着眉头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神情，声色俱厉地：“你是英雄，怎么能这样呢？吃人家的老母猪，你也太狠心了嘛！”
王进喜两眼眨巴了半天，伸长着脖子，非常不解地问：“那你不吃了？把母猪退了？”
“退！马上就去退！”余秋里的声音提高了一倍，吼道：“你们这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坏行为！王进喜啊王进喜，你是不是英雄我今天不管，但你这种行为我要记你一账，记你一辈子！”说完，那只空袖子重重一甩，上了吉普车……
英雄王进喜这回成了“狗熊”一个，耷拉着脑袋，站在原地好一会儿。他心想，我要是把前几天自做主张将井上的“落地油”偷偷拿出去给大伙儿换了吃的事说出来，我王进喜这辈子可真的就完蛋了呀。
“队长，这部长真是凶啊！”有职工走到王进喜身边，轻声说道。
王进喜气不打一处来：“什么凶不凶？部长说的在理！赶快把老母猪退了！”
经过几天调查，余秋里的心头装满了许多他在北京根本想象不到的事：
有一个队，40多名钻工中，跑了近一半。而且跑的人中党员团员为数不少，甚至连副队长和指导员都带头跑；油建指挥部的一名藏族工人，人高马大，平时干活力气大，可就因为吃不饱，该职工就把队上的东西拿出去换东西吃，队长知道后狠狠在会上批评，让他罚站，这藏族职工第二天就再没见人影；有位钻工带着自己积蓄的二十块钱偷偷跑到附近的小镇上想换点东西吃，碰上一位老乡拎着一个麻袋，对他说，我有一只兔子可以卖给你。一阵讨价还价后，最后那钻工交了二十块钱，拎回了那只口袋。回到队上，他得意洋洋地当着指导员等人的面打开口袋，说我们今天有好吃的了。哪知口袋打开，那“兔子”噌地蹿走了。指导员等人哈哈大笑，说那哪是兔子嘛，是只野猫！白花了二十块冤枉钱的职工为这哭得好不伤心。第二天，队上的人再没见他……采油队为了防止职工逃跑，发动党员干部，实行“一盯一”的严密看管制度。这一夜老孙等几个干部暗中盯住三个有逃跑苗头的职工，白天不用说，想跑也跑不掉。晚上下班后，几个党员干部轮流值班，直到想逃跑的人都“呼呼”睡下了才能歇一歇。第二天该上班了，可这几名职工怎么还睡在炕上呀？干部们揭开高高隆起的被子一看：哪儿有人呀！是几件衣服伪装的！又是一群人跑了……
唉，跑就跑吧。可跑掉的也有回来的。
你瞧，这人是回来了，但他是被公安人员押回来的。一问，人家公安局的同志还是四川来的呢！原来这个被押回来的工人逃到了老家四川，可他刚从成都火车站下来，就被公安人员逮住了。他叫喊着问人家为什么抓他。人家公安人员说：你肯定是越狱的劳改犯，不抓你抓谁？那工人连忙掏出自己的工作证，说我是石油工人，在黑龙江搞会战呢！怎么会是劳改犯嘛？你们抓错人了。公安局的人看看工作证，又看看这位满身油乎乎的、头发又长、又身穿胸前别着“农垦”两字的杠杠服棉衣，就给了那工人一拳：说你别再装葱了，拿伪造的证件想隐瞒你越狱劳改犯的身份？休想！那时大庆油田没有对外宣传，为了保密需要，油田职工对外都叫“农垦”战士，他们穿的衣服上也都标着“农垦”标记。外界的人哪知道这些？他们知道只有“吃官司”的人才去“农垦”改造的。所以，这位四川籍石油会战逃兵就这样被当作越狱劳改犯抓了起来。他算运气的，当地公安局非常认真地把他带回大庆进行核证。但核证后，他回到单位还是哭得死去活来，说什么也要回老家，说你们看到了没有，我们当石油工人的饿死累死在这儿先不说，人家竟然还把老子当越狱劳改犯对待，要不就叫我们是“叫花子”，其实我们连“叫花子”都不如……这人这么一说，在职工中影响极坏。后来他又偷跑了，并且还带走了两个四川籍职工。
据我在大庆采访当年的老同志回忆，说像这种情况还不止一个。有人逃跑后，被地方公安局当越狱劳改犯抓起来甚至关了几个月的都有……
恐怖。
余秋里的队伍现在就是这个样。怎么办？已到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漏雨的牛棚里，独臂将军办公室内的灯彻夜长明。会战领导小组的成员聚集在最高指挥官那儿，急商当务之急。
“这次擅自离岗的人员中多数是转业军人。”烟雾缭绕中，康世恩吸着烟蒂，长吁短叹地说着。
“嗯？”余秋里的眉睫猛地一挑，“有这方面的统计？”
张文彬连咳了几声后说：“有，有有。康副部长说得没错。跑的人中转业兵占多数，也有营团干部。”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后面添了一句，“不过咱们的人中本来从部队来的就占了百分之八九十。”
余秋里的眉毛立即竖了起来：“这也是不允许的！军人就得有军人的样子，军人当逃兵，是军人的最大耻辱！耻辱！”一个接一个的拳头砸在桌子上，杯子和墨水瓶“哗啦”地倒在一地。工作人员进来帮着收拾，被余秋里赶了出来：“出去出去！我们要开会呢！”
空袖子甩得屋顶上挂着的那盏灯泡直晃动。康世恩和张文彬相视一眼，默不作声。
会战的指挥官们，从部长余秋里，到康世恩、唐克、张文彬……他们都是军人出身，而且是身经百战的军人。他们自然知道自己的队伍里出现数以千计的逃兵将意味着什么。
“逃兵”最严重的群体却是那些当过兵的转业军人。就队伍而言，什么问题最可怕？兵变！
一个国家的兵变，能让政权颠覆。
一支队伍的兵变，足可全军覆灭。
余秋里惊愕不已。这是怎么回事？作为军人，作为将军，作为指挥会战千军万马的部长，他怎么能容忍有这等事出现？而在他从军几十年的生涯中，他的部队都是指向哪里就杀向哪里的“硬骨头六连”式的钢铁队伍，他们从来都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绝不含糊的勇士，从来都是宁可抛头颅洒热血也决不向敌人和任何困难低头的勇士。然而现在，他的队伍里竟然有十分之一多的逃兵。这能不让他火气冲天吗？
我不止一次听人说，余秋里发起脾气来大有雷霆万钧之势和一片“杀气腾腾”之威。但当我后来了解、熟悉他越来越多后，说句心里话，我真的特别喜欢他的这种骂声和杀气。他的每一次骂、每一次发脾气，都那么淋漓尽致，痛快惬意！因为这不仅让我总想起巴顿将军的形象，想起拿破仑的风度，而且余秋里的骂声里有潜台词，比如他听说有人从会战前线逃跑，他说要在火车站架机枪把人挡回去。这话的潜台词其实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战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会前功尽弃，对国家损失太大！退，就是对人民、对国家的犯罪！听听，那是多么明确的革命目标！几乎每一次他的大发雷霆，都会让他的人格得到一次最完美的展示。而这中间漾溢出的是冲天豪壮的革命意志、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义无反顾为共产主义事业甘心鞠躬尽瘁的革命灵魂。
其实，许多人都向我证明：余秋里对干部严，严到可以真的如果你办砸了事，他会用拳头打到你脸上——我还没有证实有过此类事发生，但他把你骂得狗血喷头的事是经常的。就连康世恩也并没有少挨“不打肥皂刮胡子”的命运。但他从不批评普通群众和职工，相反，在群众和普通职工面前一副菩萨心。我同样还证实了一点：余秋里虽然脾气特大，可他从不无缘无故地冲人发火，只有那些他认为不可容忍的错误和缺点时他才会大发雷霆，意在让你记得刻骨铭心，再不重犯。他的性格以及他的全部喜怒哀乐，如果一定要用原则来作出判别的话，那便是：为人民办好事的，有利于实现奋斗目标的，对国家和党的事业有好处的，他会竭力主张和为之呐喊、为之振臂、为之叫好、为之鼓励。反之，他会迎头痛击，毫不留情，甚至不惜与之坚决、无情地斗争到底。再有一条是：如果不是为公的事、为公的利益，你想从他那儿得到点恩惠或好处——门都没有！
余秋里便是如此一位透明的人、纯粹的人——透明的革命者、纯粹的共产党信徒。他的优点和缺点，都在这种透体和纯粹中显现。
现在——是会战面临最最关键的存亡时刻。俗话说，兵败如山倒。逃兵现象如此严重，意味着全线军心出现大动摇、大混乱。此时此刻，稳定队伍成了当务之急。
为什么出现逃兵？为什么出现严重的逃兵？
困难。饥饿。超强度的劳动。这既是当时国之情，也有大庆石油会战这一特殊条件下所产生出的种种因素所致。一句话：是现实，一样都绕不过去。面对，是唯一出路。
然而面对谈何容易？
战场上出现逃兵是因为生与死的考验让一些意志薄弱、畏惧死亡的人感到了恐惧而作出了另一种与战斗要求背道而驰的选择。现在，大庆会战虽然不是战争，但死亡和困苦并不比硝烟下的战争对生命的考验弱什么。而有些特殊因素甚至比战争更复杂和严酷。比如家属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拉后腿；比如不同职业之间的攀比而造成的心理失衡；比如不合理不平等的待遇也会让一些人感到失落；等等。总之，在如此一场特殊的和平建设伟大战役中，步调一致、统一行动、冲锋陷阵、战无不胜的军事作风，毫无疑问是必须和重要的前提，和风细雨的、体贴入微的思想工作和切实解开其心头疙瘩的政工艺术也是同等重要。
一句话：走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
这绝对不是空话。空话成不了经典的箴言，更成不了指导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余秋里与其他共和国开国将帅们有哪点区别的话，那么便是他对上面的这些道理精通又娴熟，并有一套自己特色的被无数实践证明是非常管用的化险为夷、取之有道、用之有方的办法。
这不，他的这些十八般“看家本领”在会战面临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现出威力和实效了：
“我听说还有个队上一群退伍兵围攻党委书记？”雷霆之后，余秋里叼着烟，两眼盯着张文彬问。
“有。但后来平息了。”张文彬说。
“哦？你说说怎么回事？”
于是张文彬从头道来：这几年新来的三万多名退伍兵，他们从部队下来之前都以为上石油战线来是到了现代化企业，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没想到一下火车看到的是一片荒凉的大草原，连房子都要自己搭，许多同志的思想就开始波动。有人对我反映过，说在离开部队时，首长们在动员时这么对他们说，你们去参加石油会战，到哈尔滨地区——我们为了保密需要对外也是一直这样说的。退伍兵们就觉得有种受欺骗的感觉。这不，来了一年多的日子里，干的活比打仗还累，有人说上甘岭战役苦，可也就苦几十天，这儿可好，没个尽头了。工程指挥部四中队183名职工中，大部分是退伍兵，也有转业军官。其中有83人思想不稳定，18人坚决申请退职，还有20人在犹豫观望。有个退伍兵三个月中，家里来了42封信和电报，催他回老家，说宁可种地当农民，也不当这石油工人了。有的退伍兵家属来信，说再不退辞职工身份就离婚。对象吹的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退伍兵中跑的也就多了。刚才说的一群退伍兵围攻党委书记的事发生在油建指挥部供应中队。有几十个退伍兵前些日子围住党委书记，先让他看满屋子他们贴的大字报和打油诗，写得都是凄凄惨惨的。他们随后一连向党委书记问了四五十个为什么？党委书记后来说话了，问你们是不是今天让我来回答问题的呀？退伍兵们便说是啊，你回答我们在这儿这么苦怎么办？那党委书记就说，我也是从部队里转业到石油战线来的，过去我们在西北地区工作也不比这儿强多少。党号召我们脱下军装到石油战线来，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一穷二白，人民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帝国主义和北边的赫鲁晓夫还欺负我们，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一直梦想着反攻大陆。我们眼下不这么艰苦干不行呀！退伍兵中有人嚷着，说你说话当然轻松，因为你是首长，你哪晓得我们当工人的苦处？党委书记就说，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的苦处？我是首长，可我也整天跟大伙儿一样没日没夜地在工作。不信我们试试谁的手腕劲大。退伍兵中挑出一个力气最大的跟那党委书记比赛了，结果书记赢了，退伍兵们只好服输。但思想上仍有疙瘩。那党委书记就说，我过去跟你们一样当工人。而且一当就是七八年，后来才当了干部。这书记开始跟退伍兵们讲自己的身世，讲在旧社会自己如何如何地被地主压迫，解放后在石油战线如何如何地被领导和队伍看重，如何如何地扬眉吐气。讲得退伍兵们直掉眼泪，当场就有几个原先想退职的人说一定要珍惜人民当家做主的好时代，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