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位后归国。因傅斯年与为数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和德国学习如鱼得水，段锡朋与罗家伦慕其环境与人气，相继由美转欧，段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罗先入伦敦大学，后入德国柏林大学，段、罗二人与傅斯年经常见面，互相辩难，在欧洲大陆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汪、段、傅、罗等原五四学生领袖学成归国后，于政学两界很快崭露头角，并成为掌控一方的风云人物。罗家伦于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段锡朋于1930年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汪敬熙由中山大学教授转为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由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转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因为五四运动的经历与同学之谊，傅、罗、汪、段等“海龟”，渐渐形成了一股足以影响朝野的新生力量，无论是宦海沉浮，还是学界兴风作浪，这股力量像当年北大校园里涌动的《新潮》一样，总是锋芒毕露。此次面对中央研究院新任院长选举的明争暗斗，这个团体同样以鲜明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强势态度。
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自由知识分子，所看重的只有自己的老师如胡适等几个北大出身的前辈人物，“介公条子”中提到的顾孟馀虽做过北大教务长，也属于师辈人物，但后来离开北大转向国民党中枢，从事政治活动，并与高官大员眉来眼去，仕途一路攀升，与学术界人士、特别像傅斯年之辈关系早已疏远冷淡。这些心高气傲的后生们针对顾在人生道路上的变迁与为人处世的态度，来了个以牙还牙，同样对他视而不见。段锡朋与朱家骅根据顾孟馀的名望和人缘，粗算了一下，最多只能得8票，而这票数几乎囊括了整个北大出身的评议员，甚至连汪敬熙也计算在内，而汪则表示坚决反对。面对这个不祥的结果，翁、王、朱等人均沉默起来。
这个插曲只是小范围内的商议，假如就此打住，各自相安，倒也无事。但这“下条子”一事不知被谁捅了出去，辗转传闻，立即引起众评议员的盛怒。此种做法不但违反了中研院的选举条例，同时也是对学者们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侮辱，一时群情激昂。陈寅恪带头明确表示如要把孟馀选出，胡适也必须选出云云。尽管顾与朱都是傅斯年在中山大学时的上司，翁、王二人与自己也颇有交情，但傅斯年和陈寅恪一样，仍倾向于推举胡适，其理由如傅后来在致胡适信中所言：“我辈友人，以为蔡先生之继承者，当然是我公，又以为从学院之身份上说，举先生最适宜，无非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
按照翁文灏的说法，当他将众人的意见反馈到陈布雷处时，陈氏急忙对之作了解释，说介公只是在与他和张岳军（群）谈及时，提到中研院应归行政院管辖，院长不宜由评议会选举，但也“未言决即更改”，如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所言“对院长人选，曾提及吴稚晖、戴季陶、钮铁（惕）生等，嗣又提及顾孟馀云云”。既然介公本人也只是非正式地提及，并没有一个断然的决定，翁文灏除向陈布雷说明“盼能依法办理”，希望不至破坏法律条例外，也就没有再作更多的表示。随后，翁特意又走访了陈布雷和蒋介石在表述时另一位在场者张群，也没有探听到与陈布雷不一致的说法。下午，翁文灏、傅斯年、任鸿隽、李四光、汪敬熙等一起，又与王世杰专门讨论选举院长事。据翁文灏日记载，当时王世杰只是表示，关于此事，他本人“有二个consciences（良心）”。两个什么consciences？翁日记没记，王世杰具体说没说也不得而知。
除翁文灏的一面之词，另有一条消息在评议员间传开，谓王世杰最不愿意驻美大使胡适此时回国。用王的话说，虽然胡适算不上一流的外交家，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是容易被他国外交官转变的，但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中那些可以设法转变的，胡博士去做就比其他人有效，因此极力反对让胡适回国当院长云云。蒋介石之所以敢冒得罪天下儒生的骂名，让陈布雷“下条子”推举顾孟馀，就是王世杰的移花接木之计，没想到弄巧成拙，遭到学者们的强烈反弹，并对王大为不满。翁、朱二人一看众评议员的激愤之态，才知道这帮学者与纯粹的官僚大不相同，“实在没法运动，如取运动法，必为所笑，于事无补”。在这种情况下，翁、王、任、朱四人撇开顾孟馀，又开始为争抢这把交椅勾心斗角起来。
群英会陪都（6）
当天晚上，翁文灏、任鸿隽联名出面请客，席间有任的夫人陈衡哲作陪。翁、任联盟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各有打算。意想不到的是，前来吃饭的傅斯年、陈寅恪等人仍不买账。为了这次评议会，陈寅恪带病专程赶来参加，曾几次对众人表示：“来重庆就为投胡先生一票。”陈寅恪对于社会生活的态度，最看重的就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也就是他为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中所倡导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乃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在这次宴席上，陈寅恪同样大谈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言称中研院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相当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者云云。这个说辞，显然是向在座者宣示，只有胡适才有资格来坐这把天下儒林盟主的交椅。这个时候，尽管国内有不少党国要人对胡适在驻美大使的位子上，“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之行径颇为不满，尤其是孔祥熙、宋子文等政治集团大为不快，恨不得立即将他抓起来投进监狱，甚至连同傅斯年等一帮前呼后拥的喽啰一并逮捕法办，以达到斩草除根之目的，但远在美国的胡适仍是照领不误，直到中研院院长选举之时，国人并不清楚他以中国驻美大使身份，在国外受领了多少个博士学位。不过从胡适一生在国外共弄了35顶博士帽子推断，这个时候恐怕已有30多顶博士或相关的名誉博士帽子戴在头上了。除此之外，弄到的“外国会员”头衔更是不计其数。这个能量，如同三国时代虎牢关前的吕布，是翁文灏与任鸿隽加上陈衡哲三位男女英豪合在一起都无法匹敌的。故陈寅恪之说，得到了大多数入席者称许，翁、任、陈三位一时颇为尴尬。
眼看自己的酒钱就要打水漂，满腹心事与梦想也即将付之东流，任鸿隽力图扭转颓局，强调道：“凡在国外者，任要职者，皆不能来，可以不选。”
傅斯年听罢，表示对此不敢苟同，谓“挑去一法，恐挑到后来，不存三四人，且若与政府太无关系，亦圈不上，办不下去”，也是枉费心机。
陈寅恪当然明白翁文灏与任鸿隽的醉翁之意均在自己而不在胡适，遂表示道：“如果找一个搞文科的人继任，则应为胡适之。胡适之对于中国的几部小说的研究和考证的文章，在国外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如果找一个搞理科的，则应找李四光，因为，李在地质学理论方面的造诣，在中国无人能比。”李四光时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在陈寅恪看来，翁文灏尽管是地质学界权威性的老字号“海龟”，但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地质与矿产资源的调查方面，缺乏像新生代“海龟”李四光所具备的那样一种宏大的视野与学术理论构建，而这种差别不是靠听师傅讲解，或自己躲在一间四面封闭的小黑屋里不吃不喝，一门心思读书思考就可以弥补的。至于任鸿隽其人，就不足道哉了。若干年后的事实也证明了陈寅恪的眼力与识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四光在地质学界发挥了开天辟地的重大作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做出了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巨大业绩，当年与其争锋者皆被他那作为科学巨人的身影笼罩得不辨牛马。同样留在大陆的任鸿隽则籍籍无名，除了在政治与学术的夹缝中弄了个灰头土脸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造诣和贡献。
当然，此时的胡适与李四光皆属于不被国民党高层真正欢迎之人，陈寅恪之说，也只是一时的宣泄怨愤而已，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宴席在各怀心事的沉闷与吵嚷气氛中不欢而散。回到住处，陈寅恪把手杖往墙角重重地一扔，对傅斯年愤愤地说道：“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吧。”陈氏所说的“几个秘书”是指暗中角逐叫劲的翁、王、朱、任等人。
次日，在翁文灏主持的欢迎评议员宴会席间，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性的非正式投票。结果是：翁文灏得23票，胡适得22票，朱家骅得19票，王世杰仅得一票，任鸿隽零票。
王世杰一看自己仅得一票，顿觉失了面子，众人也大感诧异。王在窘迫中把这个悲惨结局归罪于傅斯年，认为傅对众评议员传播他在背后鼓动蒋介石要举顾孟馀并下条子事，引起众怒，导致了这场难堪的败局。为此，王世杰对傅大为光火。傅斯年见此情形，大喊冤枉，并对外声明，自己从未说过王鼓动介公下条子之事，而“雪艇决不会做此事，可是有些理想，与布雷等谈及，无意中出此支节，容或有之。要之，亦是为研究院”云云。此时外部传言已呈覆水难收之势，傅斯年这个替自己洗刷、又替对方开脱的声明，王世杰并不领情，仍是余怒未消，且对傅斯年耿耿于怀，“总不释然”。
第二天晚上，不知由谁出面，居然把蒋介石请出来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蒋氏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话，并未言及人选之事。此次宴会是陈寅恪首次与蒋谋面，由于前几日众评议员风闻蒋亲自下条子的缘故，陈寅恪心存不满，对蒋极为看轻，宴罢之后赋诗一首（《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
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
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此诗陈寅恪曾亲抄一份给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品评，吴心领神会，将诗收入他的《吴宓诗集续集》稿中。诗后写有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按照吴宓的诠释，陈诗中的“食蛤”指蒋介石。据宋代笔记《萍洲可谈》有“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大蛙也”句。而按晋代郭璞《葬书·杂篇》解释：“螣蛇凶危，蛇心险有毒，故多凶。遇蛙、蛤则贪婪，而为小人。”也就是说，此时的陈寅恪是把蒋介石当作小人来看待的。
最后的博弈（1）
最后的博弈
1940年3月23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终于在重庆蒙蒙细雨中开幕，评议员对院长候选人正式进行无记名方式投票，选出三名候选人。据统计，到场者共30人，由王世杰担任会议主席，为避嫌，王放弃投票。其结果是：翁、朱二人旗鼓相当，各得24票，胡适得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与任鸿隽各4票，任的投票支持者全是他在美国留学时创办的“科学社”几个铁杆弟兄。蒋介石举荐的顾孟馀仅得一票。按照选举条例，评议会将得票最多的翁、朱、胡三人名单呈报国民政府审批。
这一选举结果令陈寅恪等众评议员们还算满意，感觉“自有公道”，一方面学者们顶住了上面的“条子”，显示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正气；另一方面，似乎“上面”没有再强行施压，或节外生枝故意制造麻烦。而学者们选出的翁、朱、胡三人，也并不出当局意外，只是任鸿隽的太太陈衡哲见中研院的人都不投其夫君的票，甚为恼怒，大骂傅斯年等人不是东西。傅斯年有苦难言，干瞪着眼说不出话来，只有到了这时才真正领悟那天酒席上“叔永演说之旨何在”（傅致胡适信语）。大势去矣，既然这个时候陈衡哲连自己暗恋的人，或一直痴情暗恋自己的人……胡适都弃之不顾，傅斯年又岂能不通人情事理地去关照与自己无亲无故的任鸿隽？一场竞选大战下来，纵有一代女杰陈衡哲为其夫君呐喊助威，亦无法扭转乾坤，使地球倒转。
胡适作为学术界的一种象征和符号，尽管在傅斯年、陈寅恪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入围中枢，但就评议员们而言，也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与释放而已。正如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这一判断，同是评议员的陈源（西莹）深有同感，谓：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当得，但是他“现在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
但是且慢，以傅斯年为首的儒生们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选举的第二天，王世杰向蒋介石报告，当说到顾孟馀没有被选中时，“介公笑了一下。次日语孔（祥熙）云，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这一招令傅斯年大感“出人意外”，始料不及。也正是这一枝节的突现，使傅斯年对“条子事件”有了新的更合乎逻辑的分析推断。
按傅的推理：翁文灏此前所言有诈，陈布雷是明确接受了蒋介石的旨意，而翁文灏与朱家骅二人又接受了陈的指示，“派他们设法举顾出来的”。只是由于陈寅恪、傅斯年、汪敬熙等众评议员们的强烈抵制“而未办到”。蒋介石交待的事没有办到，本已是严重失职，无颜禀报。但翁、朱二人见此情形，私心顿起，在关键时刻弃顾孟馀而“偏举上自己”，这就让蒋介石产生了一种愤怒与厌恶之感，而又不好当场发作，因而蒋在得知选举结果后，只好当着王世杰的面“笑了一下”，这一笑含着极度复杂的成分，除了愤怒，还有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人生信条的感叹，也有对翁、朱二人人格的嘲讽，更有对评议员们固守所谓“自由、民主”等等的无可奈何。这种愤怒、感叹、嘲讽与无可奈何的交织，便化作了尴尬的一丝苦笑和让胡适回国的一通口谕。
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中）向罗斯福总统说明中国人民万人签名的文件
蒋介石这个颇有些意气用事的口谕，立即得到了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热情响应，欲趁机把胡适的大使搞掉……这是他多年来就梦寐以求并多次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