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评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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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载：“开原城中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满文老档·太祖》卷1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4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48］李汝华：《调募无算应饷无算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49］熊廷弼：《收集兵力以固辽阳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0。
［50］《明神宗实录》卷58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6。
［51］张廷登：《再陷北关、辽阳益危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6。
［52］《明神宗实录》卷583。
［53］熊廷弼：《敕议守御收复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3。
［54］《满文老档·太祖》卷11，熊廷弼：《正军法定官守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55］熊廷弼：《恭陈初到事宜疏》载：明使“设词激怒”宰赛，李汝华：《调募无算应饷无算疏》载：“因东夷陷铁岭”，宰赛“引兵愤争”。参见《筹辽硕画》卷28，熊廷弼：《拨兵防援疏》载：“铁岭之战，……宰赛领万余骑”，参见《筹辽硕画》卷37，《满文者档·太祖》卷11。
［56］《满文老档·太祖》卷11。
［57］《满文老档·太祖》卷11，李汝华：《调募无算应饷无算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5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59］《满文老档·太祖》卷5，《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五排三，五排二，曹廷杰：《西伯利东编辑要》、《东北边防辑要》卷下。
［60］《满文老档·太祖》卷5，阴达浑塔库喇喇等三部，皆在三姓以东，乌苏里江西岸，参见《东北边防辑要》卷下。
［61］《满文老档·太祖》卷5，《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五排一。
［62］《满文老档·太祖》卷7。
［63］《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
［64］熊廷弼：《收集兵力以固辽阳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0，永录：《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
［65］熊廷弼：《拨兵防援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满文老档·太祖》卷1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永录：《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
后金奴隶制的繁荣
第五章辽沈决战的前夜
一、后金奴隶制的繁荣
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五月到夭启元年（公元1621年）闰二月，在近四十年中，明代女真社会发生了有历史意义的空前变革。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新兴奴隶主集团，作为一个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通过统一战争、扩大领土、积聚社会财富、集中人口、改变社会财富的占有状况，加剧了女真社会的阶级分化过程，到辽沈大战的前夜，已经将女真社会的奴隶制度推上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同时，这也反映了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新兴奴隶主阶级集团无比的贪婪和垂涎辽沈的欲望。
最初，以努尔哈赤等人为代表的少数奴隶主，领有的地域极为狭小。努尔哈赤起兵初期，所占有的土地仅仅是建州左卫的一部分，加上右卫王杲的部分土地［1］。经过统一战争，到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前后，建州三卫基本上统一了，但建州三卫的土地面积也仍然有限，努尔哈赤自己也说：我的地方与明朝和蒙古相比，仅仅象一个小指头［2］。明朝官方人士也轻蔑地说：努尔哈赤所在的地区狭小，幅员不过三百里，没有中原地区的一个县大［3］，而且土地贫瘠，可耕的土地很少，多是山谷和草野地方［4］。在这仅有的土地上，努尔哈赤要求女真各部首领要充分地利用耕地，垦辟荒山，改作良田［5］。
随着女真内部统一战争的向前推进，耕地不断的扩大。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灭掉了哈达部以后，向柴河、松山、白家冲、抚安等堡拨上万的人，前去耕种［6］。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灭亡辉发部以后，又分拨一干多户屯种其地［7］。统一东海、乌拉部以后，又派出大批的人口前去“作农留屯”［8］。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开始，努尔哈赤向汉区扩展地界，先后占种了宽甸、大甸、长甸、永旬、新甸、孤山等堡，地界扩展达八百多里。［9］还相继派人到汎河、孤山、仙人洞等地占种。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以后，努尔哈赤越过了抚顺地界，推向清河、开原、铁岭，耕种的地界也随着向西扩展。在抚顺一带，实行民耕军守［10］。因此，明朝官吏在叙述努尔哈赤扩展耕种地界的时候说，自从扑灭王兀堂的东建州，努尔哈赤吞并其地以后，与瑷阳、宽甸为邻，自从剿灭建州右卫阿台以后，努尔哈赤吞并其地，遂与抚顺、清河为邻，自从杀了锦台什、布扬古以后，吞并其地。这时，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诸城的居民逃跑一空，努尔哈赤的地界与辽沈为邻了［11］。
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集团，不断地展界扩耕，这对于满族社会奴隶制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为满族奴隶制度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从而保证了满族奴隶制度的迅速发展和繁荣。
社会财富的积聚和占有状况的改变是后金奴隶制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物质前提。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本部的过程中，将建州所产的明珠、人参、黑狐、玄狐、貂、鼠、猞猁狲、虎、豹、海獭、青鼠、黄鼠等物产，收归奴隶制国家所有［12］。消灭海西四部，统一东海三部，向辽东进军的过程中，又先后将黑龙江、松花江、东海各部的明珠、黑貂等名贵产品和运送这些产品的各路商道，以及抚顺、清河、瑷阳、宽甸等各个市场的贸易，都掌握在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少数奴隶主手中，他们的家中“悬珠屋角，罗列珍宝”［13］，使建州部一时成为东北地区的商埠，凡是北方的山珍、海物，汉区的绫罗绸缎、各种手工业品，都通过市易集中在少数奴隶主的手中，以致“财货堆积镏重如山”［14］。这就从根本方面改变了女真地区社会财富的占有状况，它由过去的分散，走向今夭的集中；由多数奴隶主少许的“平均”占有，变成少数富有的大奴隶主财权的高度集中。
朝贡、互市也是这样，过去明廷给建州的敕书五百道，海西敕书一千道，分别授予女真各卫大小头目的名下。虽然朝贡、互市都有抚赏［15］，但赏赐的财物多数分散在各部，对于女真社会不发生明显的作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部以后，先抓住了五百道敕书作为致富的重要财源之一［16］。吞并哈达部以后，他手握救书八百六十三道。辽东马价银每年十一万七千八百两，每年抚赏三万两，以敕书计算，努尔哈赤每年可以得到白银八、九万两，加上抚顺市每年“数十万两市赏”［17］、车价银“数万”两，合计每年可以得到几十万两的收益。另外，努尔哈赤以其父祖“有殉国忠”，明廷每年给“银八百两”。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边臣因为汉人暂耕建州土地，按种地人户摊派地亩银“三百八十两”，又有抚顺所的定额赏“一百二十两”，合计为五百两。这样计算起来，努尔哈赤只年例赏每年又得一千三百多两。这几十万两的大笔收益，使努尔哈赤等少数奴隶主富上加富，其富裕程度“倍于（王）杲”［18］。这在明代女真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所以，当时明朝的官员都知道，努尔哈赤的“富强为酋中雄，享受为酋中冠”［19］。为了保证奴隶主集团社会财富的安全和不受侵犯，为了保证他们的享乐，努尔哈赤时期大筑城堡，居住楼台殿阁，高堂大厦。他的家族过着侈奢腐化的剥削阶级生活［20］。
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占有状况的改变，是社会阶级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努尔哈赤时期奴隶制度走向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原因和标志之一。在这一发展阶段上，女真社会的各种人，原有的旧关系都打破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迅速的组合起来。最富有的是努尔哈赤及其子侄等众贝勒，他们是社会财富的最大占有者。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为诸子分析家产时，先妻同母兄弟每人分得部众五千家，牧群各八百，白银万两，敕书各八十道［21］。另外，在所谓“汗库”中还存有紬缎“各三柜”，以备再行分配［22］。这就逐渐形成了所有的土地、人民都是八大家奴隶主所有［23］。凡是有出兵征战所得的一切贵重金、银、缎、帛，不许一般官民私有，必须都由八家诸贝勒分取［24］。因此，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汗与诸贝勒是后金奴隶制国家财富的主要占有者。
在努尔哈赤和诸贝勒以下，是以五大臣为代表的各级官吏，他们都属于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奴隶主贵族集团，其中多数是女真社会原有的各部首领，如何和理、费英东等都是名酋大姓的后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军功卓著被升任为大臣的。最突出的人物是额亦都，他从十九岁随同努尔哈赤起事，每有战功都得到厚赏，如克取图伦城、巴尔达城，他都率先立功。努尔哈赤不惜财物，将城中的敕书、编户（归降的人民编为户口）、诸申（女真人民）等全部赏予他。当克取建州卫萨克寨、尼马兰城、章嘉城时，努尔哈赤又将城中的人、马、牛、阿哈等全部赏给他［25］。努尔哈赤起兵初期的大臣多半是由以上这两种情况形成的。到了后期，除了按功行赏［26］以外，又按官职大小赏赐，因此，官吏的等级逐渐明朗化，在社会上就形成了等级不同的八等大小官吏，即一等众额真、大臣，诸固山额真，诸大臣，诸牛录额真，护军旗主、牛录章京等［27］。他们构成了新的奴隶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近四十年的统一战争，加速了女真社会的阶级分化过程。这个分化过程，是女真社会几百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它是女真社会大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奴隶主集团所进行的统一战争，完全是以建州奴隶主阶级的是非为是非的。这对于任何一个部落的居民来说，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极为严肃的现实，必须作出自己的决择，即主动归附，并有功绩的，不论原来的社会地位如何，都可以提升为新政权的官吏。凡是大兵所到之处，一般归顺的人民编为户口，坚决反抗的人被杀戮，被俘虏的人贬做阿哈。哪怕是同族同姓的人也以态度的不同，而各自决定他们新的社会地位。比如，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派兵袭取虎尔哈部的扎库塔城［28］时，就杀了进行反抗的一千人，俘虏了二千人，编了五百户［29］。如果每户以五口计算，这一仗共涉及到五千五百多人。以战争中态度的不同，抗拒被杀的约占百分之十八。被俘虏沦为阿哈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六。编户约占百分之四十六。由此可见，仅仅在一次战争中，扎库塔一个城的军民竟有如此急剧的分化。推而广之，可以想象到努尔哈赤在四十多年的战争中，攻城略地何止千百次，女真社会居民的重新划分、重新组合必然是相当普遍的。此为这一时期女真奴隶制度迅速发展的一个新特点，同时，也是把女真社会奴隶制度推向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这种急剧的变革中，将女真人中的一部分充实到了奴隶主阶级集团中，他们有的来自纳木都鲁路、方吉纳路、绥芬路、乌拉部、海兰路、萨齐库路、雅兰路、扎库塔路、尼马察路、虎尔哈路、瓦尔喀路、瓜尔察路等；有的充任为五大臣，有的充任为总兵官、副将、参将、守备、游击等［30］官。
由于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阶级关系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女真社会诸申在大批的转变为阿哈的同时，广大的社会诸申的贫困化也相当严重。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努尔哈赤曾经下令在全国调查贫困的人，结果贫穷没有财力聘娶妻室的人多达数千人。为了安抚民心，缓和阶级矛盾，努尔哈赤不得不发“库中之财”，给贫穷的诸申，让他们娶妻成家［31］。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为诸申的贫困化很费思虑，他自我承认说：女真社会上贫穷的人占多数，家里有阿哈、耕牛、马匹、衣服、谷物的人是极少数［32］。
在这一个历史时期中，女真社会的诸申在阶级大分化的冲击下，社会地位急剧的下降。努尔哈赤起兵以前，诸申的身份是自由的。其后，他们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逐渐的丧失了已有的自由。过去女真人自由的生产和生活，不向部落的首领缴纳生产品。如今就不同了，耕田纳赋，狩猎要上缴生产品，要承担国家的重赋［33］。努尔哈赤起兵以前，诸申与首领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首领对于他们的属下不能随心所欲的加以役使。后来，诸申逐渐被置于王权之下，失去了自由，他们在奴隶主阶级的压迫下，常常畏俱万端。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努尔哈赤派出五百名诸申到汉区的刘家、孤山等地区耕田，另外又派出四十四个人到仙人洞等地区去耕种。明朝辽东官兵驱赶他们离开，他们不走，官军以杀死他们相威胁，他们说就是宁肯死在这里，也不回去。官军感到莫名其妙，追问他们的理由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怕我都督”努尔哈赤［34］。
诸申在经济、政治方面丧失了自由的同时，也陷入了被奴役的地位。努尔哈赤为了保护奴隶主阶级的私有财产，保障他们的享乐，先后建了佛阿拉城、赫图阿拉城、界藩城、萨尔浒城、东京城等重要城市，役使大批的诸申去破山、运石、搬木材……［35］。均按照牛录摊派服役。
努尔哈赤时代，打破了所谓“女真之俗，不相为奴”的旧例，除了战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