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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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过去，梯丽红遍欧洲。她在战争爆发时荣归伦敦，但青年作曲家应征入伍。偶然一次，作曲家发现了卡伐罗，昔日的老艺术家已成了深受凌辱的人。卡伐罗靠拉小提琴沿门行乞……作曲家临上前线时告诉梯丽，梯丽为老朋友组织一次盛大的义演……
卡伐罗想把这最后的演出机会，变成他重登舞台的风光前奏。他不顾医生警告，冒着心脏病复发的危险，大喝威士忌。他先演一个理智而富感情的流浪汉，再演出色的玩跳蚤者，最后演笨拙但爱抒情的提琴手……越演越精彩，观众如痴如狂，有人喊“伟大的卡伐罗”。东山再起的光芒，在老人眼前闪现……
节目快结束时，卡伐罗力竭，不幸掉进乐队席的大鼓里。这个“绝妙噱头”引起了观众的狂热，但疲劳使他再也爬不起来，梯丽惊慌……
痛苦的卡伐罗拒绝宣布停演，他要求人们把他抬到上场处……身着洁白舞纱的梯丽，正在神秘深邃的森林布景前翩翩起舞……老人向她投去最后一眼……
这部悲剧影片，采用心理剧的形式，表演和对话十分精彩，每一句、每一个动作都有丰富涵义。卡伐罗的命运看似悲惨，但其灵魂却凭借人的尊严和抗争的力量，继续生存在一位“跳着舞、充满了活力的明天”的女舞蹈演员身上，生存在他亲手发掘出来的人才身上。影片有力地肯定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崇高的地位。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和日本电影评论家淀川长治都认为，《舞台生涯》是一部深刻的和真正的莎士比亚式的杰作。
卓别林在片中饰卡伐罗，除了戏中戏他脸上不化妆，这是他第一次以本来面目出现在银幕上。1952年是他演的新人物与他独创的旧角色的分手时间。
卓别林在1952年春结束影片拍摄后，对《法国影坛报》记者说：“我相信笑和哭的力量，它是消除憎恨和恐怖的良药。好的影片是一种国际性语言……好的影片是一种工具……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毫无理由的暴行、变态的性欲、战争、凶杀和歧视的影片。它们愈来愈助长了世界的紧张局势。假如我们能使那些并不宣传侵略，而是说着普通男女的普通言语的影片，获得大规模国际交流的机会……这或者能帮助我们使这个世界免于毁灭。”
1952年9月初，卓别林结束了《舞台生涯》的剪辑。他抱着很成功的信心在纽约举办了一次私人的试放映，观众一致起立向他欢呼。于是，卓别林携乌娜、四个孩子和二儿子雪尼前往欧洲。这，一是乌娜不愿让年幼的孩子们受到好莱坞的某些影响，急于送他们去欧洲读书、求学；二是赴英、法放映《舞台生涯》。他在接见《法国影坛报》记者时，已宣布了访问欧洲的消息。
此前，他已向美国移民局申请了再入境签证。于是，移民局派了4个人，带了有关他的一尺厚的档案材料和录音机、速记打字机，到他家里来花了3个小时“提出几个问题”：
“你说你从来不曾加入过共产党吗？”“你有一次发表演说，用了‘同志们’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他们突然问道：“你和别人通过奸吗？”
卓别林对这类非难已领教多次了，他不卑不亢地说：“听着，如果你们要找一个法律专门名词，为了要我离开这个国家，你们不妨直接说出来，我也好结束我的业务，因为我不愿在任何国家里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他们尴尬地说：“并没有这个意思，凡申请再入境签证的，我们都要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卓别林反问他们：“‘通奸’一词的定义是什么？”于是双方到字典中去查，那人念了出来：“‘与有夫之妇私通’”。卓别林说：“据我所知，不曾有过。”
那人又问：“如果这个国家受到侵略，你愿意为它作战吗？”“当然愿意。我爱这个国家……我家在这里，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年。”“可是你始终不曾入美国籍。”老调重弹。“这并不违法呀。并且，我在这个国家里是付税的。”……
后来卓别林反问他们：“知道我是怎样招惹上这许多麻烦吗？这件事要感谢你们的政府。”他们吃惊地抬起头，听卓别林说下去：“你们驻俄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先生为了捐款救济战时的俄国难民，有一次在旧金山发表演说，但临去时患了喉炎。你们政府一位高级代表问我是否可以代大使说几句话，打那时候起我就吃尽了苦头。”
一周后，移民局在洛杉矶设了一个办事处，来电话问卓别林可否去一趟。结果他在那里受到了“殷勤的无以复加的招待”，并很快办好半年的签证。办事处主任亲切地把签证交给他：“希望您假期愉快，查理，尽早回来。”
他带领全家乘火车赴纽约。从西海岸的洛杉矶到东海岸的纽约，这次横贯美国的旅程，使他摆脱了郁闷心情。全家人尤其是孩子们，精神上十分愉快。这时，家中添丁进口，已经有了杰拉尔丁、迈克尔、约瑟芬、维多利亚两男两女。
走的那天令人百感交集。当乌娜在收拾行李时，卓别林默默地站在草坡上，用矛盾的目光看着那幢他亲手设计的温馨如巢的房子，他经历过的最倒霉和最幸福的日子的房子。想到就要离开那么美丽而宁静的山庄、花园，他不仅黯然神伤……男仆、女佣、厨师都辞退了，他们与慷慨厚道的男、女主人告别时，都伤心地流泪了……
9月17日清晨5点，他们在纽约港登上英国“伊莉莎白皇后号”豪华邮轮。汽笛长鸣，巨轮出港后，卓别林与乌娜离开头等舱，走上甲板恢复了“自由”。回望纽约，雄伟的帝国大厦逐渐留下了空中轮廓，自由女神像高擎着火炬在烟云霞光中，仿佛是向一个英国艺术家、和一个美国女儿及他们的孩子挥手告别……
孩子们在甲板上尽情欢叫玩耍，卓别林和乌娜坐在帆布睡椅上。想到这次去英国是一家大小，卓别林是那么激动，他感到自己已超然于这个世俗社会，仅仅是一个带着妻儿度假的普通人了。浩渺美丽的海洋，荡涤着人的胸襟和灵魂。他和乌娜恋恋不舍地谈起别离的友人，甚至聊到移民局工作人员的亲切态度，他们就是这样善良宽容地以己之腹度人之心……
当海洋和轮船把博大和快乐带给他们的时候，美国某些人又一次伤害了卓别林：第二天早晨，他们在吃早点时，无线电公布了杜鲁门政府的司法部长、首席检查官的声明，说要对卓别林的“非美活动”进行公开调查。播音员还附加了几句话，说司法部长曾发出命令，假如这位著名的演员要返回美国的话，他将被扣留起来。……然而，官方声明说，在调查的结果没判明之前，政府也可以给予临时的入境权利……这意思就是拒绝他再入境了。
是否仍再回到美国，对卓别林来说已无所谓了。从他内心来说，很想告诉那位司法部长麦克和“非美活动委员会”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对他们把自己装得道貌岸然对别人恶意欺辱，已腻烦厌恶透顶。但是“越是上了年纪的人，就越有尊严感，这种尊严感阻止让我们去嘲弄别人（《舞台生涯》中卡伐罗语）。”卓别林尤其关心的是，他在美国的血汗财产，他怕有些不择手段的人去没收它们。因此，他在船上对合众社发了一个声明，说要回美国去对司法当局的作法进行申辩，说发给他的再入境签证并非“废纸”等。
此后的航行就没有宁日了，世界各地的通讯社拍来电报。在法国瑟堡停泊时，一百多位欧洲记者登船。卓别林感到烦闷，但对他们的同情作出表示，午餐后接见了一小时。因为是在法国的港口，他特意将法国政府授给他的红色荣誉勋位绶带佩上。几乎所有的记者，都被卓别林的善良目光、满头白发和庄重安详的神情所感动。
这位正直的艺术家告诉他们：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再入境的诺言，与他离美时频频祝他早归的礼貌态度；以及他仍打算回到他住了快40年的好莱坞去工作。当然，如果能留居欧洲，也令他感到可喜。当有人再次问到其政治立场时，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我是一个个性主义者。我信仰自由，我为人人，这是我的全部政治见解，这是我的天性。但没有必要把我当作一个极端的爱国者，因为沙文主义的结果就是希特勒主义。”
当关心他的政治问题的记者们安静一些后，其他记者问起了他的艺术。他说：“除非我死了，否则我将不放弃摄制影片的工作。我不迷信技巧，不迷信面部特写的镜头，我深信演技，我深信风格。有些人说我落伍了，有些人说我合符时代，相信谁的呢？”他忧虑地替将来担心：“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属于伟大艺术家的了。它是一个骚动、混乱、痛苦的世界，是一个被反动政治搞得到处乌烟瘴气的世界……”
第二十二章重返祖国，定居欧洲“心脏”
卓别林全家抵达伦敦，滑铁卢车站欢迎他们的人群，同1921年和1931年一样多，一样热情。穿着节日衣服的
伦敦群众代表，献给他一瓶象征友谊的麦酒和一大束鲜花。他们高呼：
“祝你回到祖国！”“欢迎您，查理！”“和我们住在一起吧，查理！”“回家比什么都好！”
《曼彻斯特卫报》写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卓别林是惟一使人以感激的心情来回忆的人物。”《每日邮报》则刊登了一幅漫画来支持他：夏尔格的侧影正没入地平线，一个凶恶的饭店老板从一家华丽的私人饭店将夏尔洛赶了出来，老板的脸即“山姆大叔”的尊容。
而在伦敦河滨马路上的萨伏依饭店，大批的群众聚集在楼下，所有开过饭店门前的汽车，都亮灯、鸣笛，向归来的游子卓别林致意。家乡人们的真情厚意，感动得卓别林热泪盈眶，他对乌娜说：“我没想到还会这样。”
乌娜站在饭店6楼房间的窗口，在卓别林的指引下观赏着新建的滑铁卢大桥和泰晤士河风光……卓别林在心中说“我曾赞叹巴黎协和广场上那富有浪漫色彩的美景，也曾领悟日落黄昏时纽约千万扇闪烁的窗子给人的神秘启示”，但“从我们旅馆窗子里看到的伦敦泰晤士河的景色，凌驾于一切之上，因为它具有那么一种普利众生的伟大气概，一种几乎是十分富有人情味的美。”
当然，这种人情味的美，是因为有了乌娜作为前景。卓别林看着在凝视伦敦的年轻爱妻，阳光在她的乌发上闪耀……他第一次发现，才27岁、与他共同经受了多少考验的乌娜的发束中，已夹杂有一两根银丝。他心里激动地想到，要将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她……
《舞台生涯》在伦敦10月16日的首映，是为给慈善事业即为救济盲人捐款的义映，票价每张25个金币（约折3万法郎）。伊莉莎白女皇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代表皇室出席了典礼，大批好奇的观众包围了奥狄昂电影院……英国报界有的评论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好话，有的文章则用影片中的一句对白“晚年的高尚的忧郁”，来概括影片的特点。这，自然是美国报界评论的影响所致。
一些朋友们亲切地问卓别林，怎么会招惹了美国某些人的反感。他解释是因为不愿与人同流合污，他同时指出，他并不反对向他发难的美国退伍军团组织。他们做了一些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如为退伍军人和军属、穷苦儿童创办福利等，这是富有人道主义的。但，一旦军团某些人员滥用其合法权利，假托爱国者的名义去侵犯他人，这种特权爱国者就可能形成一些病毒细胞……
10月21日伊莉莎白女王和爱丁堡公爵，在为皇室举行的电影放映会上，接见了卓别林夫妇。联美公司伦敦分销办事处，询问卓别林可否将《舞台生涯》送到邱吉尔首相官邸，放映给他看，卓别林当然很高兴这样做。几天后，邱吉尔首相致信卓别林表示谢意，说他很喜欢这部影片。
卓别林夫妇在10月29日飞抵巴黎，法国电影界各组织的主席、书记（电影编剧、批评家、技师、制片厂职员团体、工会），和一大群记者、影迷到机场迎接。有人告诉卓别林，就在刚才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决定授予卓别林“荣誉军团军官勋章”。狂热而守秩序的人们，突然更狂热起来，警察们赶快把卓别林夫妇拉进候机室……他被请到电台的播音机前讲话，他表示向法国致敬……
在他与乌娜下榻的里茨大饭店旁，是巴黎有名的旺多姆广场，影迷和群众当晚拥挤在那，有节奏地齐声呼喊：“夏尔洛！夏尔洛！”他们希望看到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出现在饭店阳台上。但饭店大厅的大门开了，卓别林满脸是笑，在那里向涌进去的群众和记者讲话：说他深深喜爱法国，说自己下一步还有明确的制片计划，他既不想扮演拿破仑，也不想扮演任何一个独裁者，他再也不想穿夏尔洛那套老服装了……他最后谈到《舞台生涯》时神情不安地说，这部片子的调子是很忧郁的，又说这部影片被人谈得太多了。最后，他说：“我的未来是掌握在你们的手里的。”
爱丽舍大街的一所电影院里，热闹非凡。法国所有的电影评论家、著名的电影工作者，都去参加《舞台生涯》在法国的首映式，政府的部长们和各国使节也都出席了。连最红的明星到晚了点，也只能坐在楼梯上和走道上。人们向楼座第一排的卓别林鼓掌欢呼，法国影评家协会主席安德烈·兰格致词时，称他为“第一号公众友人”；让·德兰诺埃代表法国电影工作者，向他表示欢迎。
卓别林出于礼貌，用法语来开始他的讲话：“女士们，先生们，我让自己用法语来讲话是很困难的，不幸……”他停顿了一下，人们看出他心情有些不安，于是他换用英语说下去：
……我不能不坦白地说，我的心情慌乱极了……我不能跟刚才说话的两位朋友比口才，他们夸奖了我，把话说得太过分了。
我认为，今天我所在的这个国家，将永远是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我的作品多年来一直受到法国人的赞赏，这真使我高兴，也真使我感到光荣。我觉得你们很了解我的思想和我的出于本能的审美观。……
我不希望大家在这里互相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