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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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救起过一位妇女，她神智恍惚，路也不能走，只能在地上爬。她说她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尽管觉得血还在身上流动，但她迷信这是在阴间的感觉。我们使劲掐晃她，她才多少恢复了神智，她对我们讲敌人是怎样把她和她的五个孩子一道拉出去枪毙的。敌人把她和孩子们拉到板棚前，先把几个大点儿的孩子枪毙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吃奶的孩子。一个法西斯比划着说，把孩子扔掉，我要开枪了。她使劲把孩子摔在地上，宁可把自己唯一的孩子摔死，也不愿意让德国鬼子开枪打死。……她说，她不想活了，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她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不论是在人间，还是在阴间。我不知道她后来是否活了下来……”
德国法西斯军队拥有训练有素的士兵，武器装备精良。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敌人实行着残酷的法律，他们以为，这法律能够使人们仅仅剩下一种生物的本能和欲望——活下去！可惜，希特勒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们虽然机关算尽，却就是想不到，一个母亲会做到把炸弹藏在自己小女儿的裙子里，一个父亲在不能亲自去牺牲时，便毅然牺牲了女儿的生命，而一个女儿本来能够救出自己母亲的生命，却为了拯救大家的生命，拯救祖国的土地，而献出了最亲爱的人的生命。人的精种力量，这是敌人无法估计的，它虽然属于思想范畴，但正象后来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它又是最富于物质力量的，哪怕是在诸如战争这样粗暴而残酷的物质世界里。
……在威帖布斯克州戈罗多科斯克区卡毕歇村，雅修凯维奇一家人沉静而幸福地接待了我。“对于孤独者，客人就是太阳。”——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请我坐到她女儿的病榻边。他按照老年人的习惯忙碌着，不知该怎么招待我才好。我好不容易才劝住他不要为我而张罗。
主人的回忆是不慌不忙的，如同这家人整个儿的生活风格。如果女儿忘了什么事儿，父亲就提醒她一下。
下面就是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雅修凯维奇和他的女儿，原罗科索夫斯基游击队彼特拉科夫支队联络员玛丽亚讲的故事。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说：
“我的儿子们当时全部都在前线打仗。我有两个外甥，他们因为跟游击队有联系而被敌人枪毙了。我的姐姐，也就是他俩的母亲，被法西斯烧死在自己家中，太惨了，活活烧死了。在场的人们说，她一直抱着一尊圣像，直直地立着，象一根蜡烛，直到被烟火吞噬。战后，每当我看到夕阳，总仿佛觉得那是一团火在熊熊燃烧……”
玛丽亚接着说：
“我那时还是个小女孩，只有十三岁。我知道父亲在帮助游击队，我全都懂……经常有人几深更半夜到我家里来，叫醒爸爸，留下一些东西，又取走一些东西。父亲外出时常常把我也带上，他把我放在大车上，对我说：‘好好坐着，不许站起来。’我们坐着大车到约定的地点去，他再从那儿运回武器和传单。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女孩子，不太引人注目。
“后来爸爸开始派我一个人去联络站。他教我必须记住哪些要点。我总是悄悄地藏在灌木丛里，—直蹲到深夜，暗暗记下敌人列车通过的数目。我记的是敌人运送什么东西。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在运武器。有时载的是坦克，有时是载着士兵，军列源源不断地通过。树丛就在铁路旁边，德国人每天都要朝这里扫射两、三次。”
“你当时不害怕吗？”
“我那时长得很小，偷偷钻进树丛去，谁也发现不了我。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两次试图出村子，要悄悄到森林里去，游击队在那儿等他。可是他两次出村，都被敌人巡逻兵赶了回来。天色黑下来了，我看到爸爸在院子里徘徊，心烦意乱……我记得很清楚，他在傍晚突然长出一脸硬硬的黑胡子。他终于喊起我来：‘玛琳娜……’这时妈妈说话了：‘我不放孩子去！’……
“我去了，悄悄地穿过林子。我熟悉那里的每条小路。说真话，我很怕黑。但我总算找到了游击队，他们正在等着呢。我把爸爸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我掉进了湖里，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冰窟窿里钻出来的……
“清早，我开始发高烧。我一躺下就再也没爬起来。妈妈只能煎些草药汤给我喝，别无它法。医生也找不到。从那以后，我的两条腿就不能走路了。战后做了十次手术，还住院治疗过……全无济于事……”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
“我妻子是两年前去世的。她临死时神智还很清楚。我看到，她原谅了我的一切。但我知道、女儿玛丽亚那件事她仍不肯原谅我。既不原谅我，也不原谅自己。她就这么死去了……”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陪我走着一条绕弯的小路，把我送到汽车站。我们路过一片春花盛开的花园，他告诉我：“这是我在战争中栽下的。当时人们在死亡，我却仍然种花。我爱生活……”如今花园很茂盛，只有那一簇簇白色的大花束，却白得令人心痛，它们太象主人的满头银发。
几乎每一段故事中都有使我吃惊的内容：人们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遭际，战争也没有把所有的人都立刻置于死地，可是却找不出一个逃脱战争伤害的家庭，尽管在战争初期许多人曾得以幸免。不过，得到幸免的人也好，未能幸免的人也好，大家的感受终归是—样的，感到自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使你惊叹不已的人们的共性，它本身也成为忍受一切、战胜一切的巨大力量。
人们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而且每个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对未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后来有人说，我父亲留在敌后执行任务了。谁也没要求我们留下来，是我们主动要求留下的。我记得当时一点都不惊慌，有的只是巨大的痛苦，是的，巨大的痛苦。的确是没有惊慌。人人都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女游击队员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热米亚金娜说，“就在德国人入侵的当天，父亲在傍晚用小提琴奏起了《国际歌》，他很想干点什么，表示抗议……”
在敌占区，勇敢精神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桌子上摆着的一些小小的土豆，就包涵着感人的故事——这是农民千方百计搞来的，是家庭中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也是他们所能贡献出的最后一点东西了。
亚历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扎哈洛娃，一位卓越的女性——游击队的女政委，曾在戈麦尔州二二五团任职。她说：
“全体人民都在支援我们。要是人民不支援我们，游击运动就无法存在下去。有时他们流着眼泪，但毕竟还是把最后的东西贡献了出来。他们这样说：
“‘孩子们，孩子们，我们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胜利。’“他们把粮食全献了出来，连最后一点小土豆也倒出来。这个说：‘我有多少，交多少。’那个说：‘我也是。’‘那么你呢，伊万？’‘你呢，玛丽亚？”我跟大家一样，可我还有孩子啊……’他们常常哭，我们也哭。
“要是没有老百姓，我们怎么办？游击队全都驻扎在森林里，没有老百姓我们就活不成。他们耕地、播种，养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们吃，供我们穿。夜里不打枪，他们就出来耕地。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自卫。可他们呢？为了把一小块面包送给游击队，就会遭到枪杀。我在村里过上一夜就走，可是要是有人告密，说我在哪家待过，那这一家人就会被枪毙。村里有个单身妇女，没有男人，却带着三个小孩。她有孩子要养活，但我们到她家去时，她从不赶我们走，还给我们生炉子烤火，洗衣服……
“她把最后一点糊口的东西都送给了我们：‘你们吃吧，年轻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象豌豆一般。我们吃着，孩子却在炉边坐着，哭着。这是最后一点儿豌豆大小的土豆……我真想，真想给所有在后方供我们吃穿的妇女们授予一枚什么奖章。我至死也不会忘掉她们……
“战后我遇到过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柯伦苔。她问这问那，缠着我一口气跟她讲了好几个小时。当年我们在森林里不是住上一天两天，而是生活了好几年，她对这些很好奇。人们彼此是怎样相处的？这战争，这战斗，这惨剧——是怎样影响人们相互关系的？怎样影响女人的感情，以及男人对女人的感情的？她听后，对我们游击队员的人格大为惊讶。她说，这样的人当然是无从战胜的。”
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薇拉·格里戈利耶夫娜·谢多娃回忆说：
“我第一次收到给我送来的传单，把它们缝到了枕头里。妈妈铺床的时候摸出来了，她把枕头拆开，发现了里头的传单。她哭了：‘你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后来我想运她到游击区去，但她不愿意走。她说；‘我丢不下薇拉。’就这样，她帮我干起了工作。
“那时游击队的联络员常常到我家来。每次从马上卸东西时，大家都能看到。你想别人会看不见吗？谁都能看到，猜得出来。我总是对人说，来客是打我哥哥那儿来，是从乡下老家来的。可是邻居们都一清二楚，我在乡下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永远感激他们，我应该向我们那条街上的所有邻居致敬。只要走漏一丝风声就足以使我们全家人遭到杀身之祸……甚至只须用手指头朝我们家这边戳一下，我们就完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干出那种事儿。战后，周围邻居都说，他们早就知道经常来往我家的是些什么人……”
女游击队员维拉·萨弗伦诺夫娜·达维多娃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有一次走进一家小茅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两条磨得光光的长凳和一张桌子。就连喝水杯子也没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给敌人抢走了，但是屋角却摆着—尊圣像，圣像上罩着一条手巾。
里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们的一个游击队员脱下长筒靴，解开包脚布，包脚布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因为又是下雨，又是泥泞，靴子也是破的。那位老婆婆见此情景，走到圣像跟前，取下罩在圣像上的手巾，递给他：‘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后你怎么走路呢？’这个茅屋里再也不剩什么了……”
这儿又有两个故事——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和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讲给我的——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总是交错在一起。虽然我是在不同时间记下这两个故事的，再说，费克拉·费多洛夫娜住在威帖布斯克的迪斯纳镇，而索莽亚·米伦诺夫娜住在基辅。可不知怎么，每当我想起这一个，立刻又想起那一个来。两种生活，却好象是一个人。
……我带着女诗人艾达·谢苗诺夫娜·奥格涅茨维特的介绍信，到迪斯纳镇去访问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她是维列希纳游击运动的参加者。“她有着阿列克赛·梅列西叶夫（苏联著名英雄，“无脚飞将军”，事迹见波列沃依的长篇小说‘《真正的人》。——译者注）式的遭遇……而她又是个女人，所以更加动人心魄。”……女诗人把信交给我时说。
乡下男孩永远是消息最灵通的人。他们带着我在热闹的迪斯纳走街穿巷，喋喋不休，争先恐后地向我说着他们知道的一切。
“费克拉大婶有奖章呢。”
“不对，是勋章。我爸爸说啦，是勋章。”
“我妈妈跟她家吵过架，她家的母鸡啄坏了我家的黄瓜。”
“那就是她们家，最高的一座房子……”
我已经知道，这个房子是不会有人出来迎接客人的，得由我自己去开门，然后把手提包放在门口，脱下外套，直接进屋去。斯特卢亚姐妹俩住在一起，费克拉·费多洛夫娜和奥尔佳·费多洛夫娜，两个人都身患重病。
……两姐妹穿着节日盛装在等侯我：“我们已经听说，来了一位记者。是邻居小鬼头说的……”
难道他们这么快就已经来过啦？！
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女游击队员）：
“我的两条腿受了伤，人也失去了知觉。天气冷得厉害。我醒过来时，两只手也冻伤了。别看现在两手很灵活，很健康，可是当时却都发黑了，因为我当时在地上爬，手又是潮湿的。至于两脚，那就甭提了。如果没有那严寒天气，两条腿兴许还有救，可是它们当时还在流着血呢。我病了很长时间，人家把我和别的伤员排在一起，把我们很多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可是德国人正在包围我们。我们又要被围困了……于是我们就象柴禾似的给架在雪撬上。当时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被堆在雪撬上，然后就拉到远远的森林里去。就这样一次次地运着。后来医院才向莫斯科方面报告了我的伤势。我那时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您的两条腿都伤了吗？”
“是的，两条腿全都坏了。我现在的腿是假腿。我的两条腿就是在那时，在森林里被截掉的。手术条件非常原始，他们把我放在一张桌上，就开始了手术，连碘酒都没有，用普通的锯子锯腿。两条腿就这么锯掉了……我被放到桌子上，没有碘酒……派人到六公里以外的兄弟支队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上等着。麻药也没有。何止是麻药，什么药都没有。
“医院一直同莫斯科联系，要求派飞机来，一架飞机飞来了三次，但只在高空盘旋，无法下降。周围的敌人拼命向它射击，第四次，飞机总算降落了，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截掉了，后来，在伊万诺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补截肢，因为发生了四次坏疽病。每一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来越高。我们有位外科医生自己也没有腿，他谈到我时说——这是别的医生告诉我的——：‘我对她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那么多男人做过手术，却从未见过象她这样的人……’“战后我回来了，回到迪斯纳。您相信不，我连一个月都没休息，就上班了。”
“那您的两条腿怎么办？”
“我是装了假肢回来的。我现在走路不行了，因为我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