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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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干脆跑了起来。就这样跑了十六公里，到了区中心。
“我们在不知是执委会还是镇苏维埃的办公室走廊里坐了五天，坐在很暖的火炉边。我们的身子在路上就暖过来了。终于，从弗兰克村开出一辆汽车来接我们了。最后二十五公里路程显得特别长，因为天气冷得厉害，而汽车又是敞篷的……
“在‘五一’集体农庄主席办公室里。温暖而明亮。可是，这个人脸色阴沉地坐在那里，他肩上担子不轻啊，得带领农庄庄员搞生产，而庄员都是妇女、老人和孩子，加上这又是些城里人，他们没衣穿，也没鞋穿。向日葵没收割便被大雪盖住了，还有摊开的干草也埋在雪下。饥饿的家畜日日夜夜在嚎呜，派谁去干活？难道是这两个小姑娘吗？
“‘你念完几年级了？’主席问我。
“我说，念完了九年级。他听了高兴得很，甚至都不太相信。
“‘这很好，你就在这里助我一臂之力吧，顶替会计员。’“我起初很高兴，可是我马上就看到了在主席背后悬挂的一幅宣传画：‘姑娘们，握紧方向盘！’“‘我不坐办公室，’我对主席说，‘只要能教我，我一定会开拖拉机。’“拖拉机手集体农庄也是迫切需要的。……拖拉机停在地里，落满了雪。我们把它们从雪里拖出来，打扫于净，天真冷，手只要碰到金属，立刻就被粘去一层皮。拧得过紧、而且生了锈的螺丝钉好象焊死了一样。逆时针方向拧不动，我们就试着顺时针方向拧。在这节骨眼上，好象故意为难似地，狂怒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尼基金仿佛从地里钻了出来，这位唯一正规的拖拉机手，亦即我们的老师，突然出现了。他恨得抓耳搔腮，不住地乱骂娘。尽管听不太清他骂的是什么，但我们觉得很不好受，个个羞得面红耳赤。
“我们把拖拉机集中在避风雨的地方，那儿也稍稍暖和一些。工作最麻烦的是缺少零配件，因此他教我们开拖拉机，可以说是倒过来教的。
“‘瞧见曲轴的曲颈了吗？’伊万·伊万诺维奇问，然后他开始说明：‘如果把它翻上去，拖拉机手就干不成活儿，而且要吃苦头了。曲轴变成椭圆状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要研磨，但研磨机床坏了，没法研磨，所以，每过一两天必须把连杆轴承整个儿地重新上紧。至于这个嘛，等你们开始干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我们的训练班就是这种样子，驾驶的偏偏又是这种机器。
“我是倒退着把拖拉机开进地里的：我这台斯大林格勒出产的拖拉机，变速箱里的大部分齿轮都已经老掉了牙。原因也很简单，这台拖拉机上的变速箱，是从那些行驶了二万公里、在设备帐上已报废的拖拉机上拆下来装成的。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位和我一般大的女拖拉机手萨罗契卡·戈占布克竟然没发现散热器漏水，结果把马达弄坏了。
“工作很疲劳，一昼夜只能睡三、四个钟头，马达长时间运转，违背操作规程，很容易起火。我知道超负荷运转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按照这种程序必须如何驾驶拖拉机——不能转圈，也不能斜着往前开。……润滑剂和燃料全都按照战时定额标准使用，你得全力对每一滴油尽心负责，对每一个哪怕已彻底磨损的轴承也得视若性命。
“有一天下地工作前，我打开齿轮箱盖子检查油质，发现了一些乳浆。我忙喊队长来，说应该注入新机油了。队长走过来，用指头蘸了点机油，捻了捻，闻了闻，说：‘甭担心！可以再干一天活儿。’我急忙说：‘不行呀，您自己说过的嘛……’他打断我的话：‘我真是自作自受，倒叫你给咬住不放了。知识分子就是难弄。我命令你：开车，就这样开！去吧！’说罢，他便走了。
“我只好开着拖拉机下地了。挂钩上带着中耕机。协调中耕机并不难，但扬起的尘土实在可恶。拖拉机冒着烟，热极了，叫人喘不过气来。今天还有点蹊跷：轴承是怎么搞的？我觉得机器有点跳，赶忙停下来，好象又没什么了。等到再给负荷，机器又跳了起来！我认真想了想这怪现象，然后又不顾一切地开起来。突然，我的座垫下面‘突、突、突’地震动起来！
“我熄了火，跑到检视孔那儿，打开盖板一看，上面粘粘呼呼的机油沾着一层金属细屑，——两副轴承已磨得粉碎！
“我跳到地上，抱着轮胎大哭起来。我真该死：刚才明明看出是什么油质了！助手玛塔也害怕起来。刚才我真该厉害地跟队长争一下的，可是却没有，迂腐的书生气啊！
“我听到身后有人说话，便转过身来。糟了！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经理，政治部主任都来了，当然，还有队长伊万·伊万诺维奇本人。都怪他不好！
“他站在那儿，不敢过来。他心里有数，可是却一言不发。我也一言不发——说来说去还是我铸成的大错呀！
“拖拉机站长问：
“‘坏了几副轴承？’
“‘两副。’我回答。
“政治部主任转过身去对队长说：
“‘怎么办，难道要我把这个小姑娘这交法院受审吗？检查油质，本来是你的职责……’“交涉了几次，事情总算过去了。从这以后伊万·伊万诺维奇在我面前再也没骂过人。
“我整天整天地开拖拉机，只要机器能运转，我就不下来。这种曲轴，一口气能连着运转一天一夜，甚至三十个小时，只要过后再把连杆轴承往紧里调一调。这样一来，一天里最多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
“后来我们交好运了，找到了妈妈，因为她的品行特别廉洁，上级委派她为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的各家医院分配食品。她很胜任这项工作！四二年二月，人们把在结冰的日兹尼大街上饿得奄奄一息的她送回家去……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件事。我的孩子们也都知道。
“妈妈是通过我的一位住在撒马尔汗的童友找到我和妹妹的，我跟这拉童友一直有通信往来。妈妈来了，我们又有了家。田里的活儿全干完了，我们把拖拉机送去检修，又开始在拖拉机站工作。这天，妈妈突然对我说：
“‘我想，你应该到学校去。’
“‘我一愣：我去学校能干什么？如果说是去督促妹妹学习，那她门门功课都是五分呀。妈妈把话给我挑明了：
“‘难道说，要我去替你把十年级读完吗？’
“您简直想象不出，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重新坐到课桌边，解习题，做作文，背德语动词变位（而不是去打德国法西斯！）——这有多么不习惯！要知道，此时敌人已逼近了伏尔加河！
“我还是进了中学。本该再稍稍等等的：四个月后我就满十七岁了，到那时谁也不能把我从工作岗位赶回家去了！可是我也并没有等到十二月二十五号我生日那天。因为共青团斯大林格勒州委（我们所在的那个村划入了斯大林格勒州）发出号召，号召青年们踊跃加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行列。
“我报了名。在区委一切顺利，可是在兵役委员会就非得干上几架不可了。需要检查年龄和视力，而且优先考虑的是年龄。当人家指出我不满十七岁时，我骂兵役委员是官僚，并宣布绝食。我就坐在他办公室里，两天两夜没动地方，他吩咐送来的面包和开水都被我拒绝了。我威胁说，我马上就会饿死，但我要写下遗言，说明谁是造成我死亡的罪魁祸首。我以为他不会被我吓住的，但他竟然真的把我运去体检了。所有项目的检查都在一个房间里进行。大夫检查了我的视力后，遗憾地摊了摊手，这时兵役委员笑了，说我饿肚子白费劲了。可我回答说，我正是因为绝食才什么都看不到的。我走向窗户，靠近那张可恶的视力表，大哭起来。一直哭到背熟了最下面那几行图形为止。然后我擦干眼泪，说我准备再接受一次检查。后来我自然是通过了。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我们按照指令，准备了十天的食品，共二十五个姑娘！钻进了一辆破卡车的车厢。真实巧合，这就是送我们到这儿来的那辆车。我们一路上，高唱着《军令已下达》这首歌，不过把‘投身到国内战争中去’的歌词改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了。
“我们在卡梅欣宣誓，然后出发。沿着伏尔加河西岸步行走到了卡普斯金崖口。预备役团就在那里安顿下来。那儿有几千名男人，我们混在里面简直让人发现不了。‘雇主’们也无论如何不想看见我们。
“在路上，我同安努什卡·拉克申科和阿霞·巴茜娜交上了朋友。她俩没有什么专长，我也知道自己不具备军事专长。所以，不管人家要什么人，我们三个总是步调一致地向前迈出三步。我们认为自己在任何位置上都能很快掌握专业知识。可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们。
“‘司机、拖拉机手、机械员向前三步走！’口令一发出，我们应声跨出了队列。这次的‘雇主’是一个年轻上尉，他没能摆脱我，因为我不是向前跨了三步，而是跨了五步。他怔住了，默默地盯住我，不开口。
“‘你们为什么只要男人？我也是个拖拉机手！’“他听了我的话，挺奇怪：
“‘不可能吧！那么，你说说拖拉机的操作规程。’“‘一、三、四，二。’
“‘你烧坏过轴承吗？’
“我老实地承认，我烧坏过两副轴承，又补充说，这是第一次，由于没有经验。
“‘好吧，我收下你。就为了你说话诚实。’他点点头，走开继续问别人去了。
“ 安努什卡和阿霞咬紧牙关，和我一起向前跨出来。上尉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部队首长在会见补充人员时，问上尉：
“你怎么把这几个姑娘带来了？’
“上尉很窘，回答说，因为看我们很可怜：‘她们要是随随便便去了哪个单位，会象山鸡一样被打死的。’“首长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好吧，一个到厨房，一个到仓库，那个有点文化的，到司令部来当文书。’“最‘有文化’的就是我了，可是要我去当文书，那不行！我忘记了一切，简直是在尖叫了：
“‘我们是志愿者！来保卫祖国的。我们必须参加作战分队……’“大概因为我态度很坚决，所以上校马上让步了：
“‘要去作战分队就去吧。那两个姑娘到流动组开机床，这个利嘴姑娘，去装配发动机。如果一个月内她还学不会闭着眼睛装配发动机，不能达到我们的标准，就得到我要她去的地方去。我想，到时候她自己也会主动申请当文书的……’“就这样，我们在四十四自动装甲坦克野外检修场开始了工作。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军队竟是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里里外外，千头万绪，又丝丝入扣。前线就象需要空气似地需要机器。我们习惯了高速坦克和鱼雷快艇，可是从查波罗什地区出来，要是去我们的贝尔江斯克的话，就只好乘坐普普通通的小载重汽车，在风雪中冻得够受。战争年代中，‘优秀司机’证章与‘优秀射手’、‘优秀通信兵’等证章是同样等级的。前线司机驾驶饱经创伤的破汽车，创造了很多奇迹。当他们把汽车开进我们车间时，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惊讶了：它是怎么开进来的？天知道！
“我们的工厂是建在汽车轮子上的。在称为流动服务队的汽车上安着几种设备：铣床、镗床、磨床、旋床；还有电站，浇注组和硫化组。每两人一组，操作全部车床，一个人要不歇气地连续干十二个小时。早、中、晚饭都由副手替换你。要是两人中一个去出公差勤务，那么，留下来的那个就得一气工作二十四小时。最重的活儿是装配，干这活儿根本没有下班，整天整夜地简直跟打仗一样，就是在敌人轰炸时，工作也不能停下，有的人就是抱着马达牺牲的……大家浑身是泥是雪地工作着，在任何场合下，在任何不起眼的小工序上，都没有误过事儿。
“过了一个月，部队首长搞了一次严格的考核，我光荣地经受了考验，我装配的马达安在试验台上，象小闹钟似地运行了二十三个钟头……
“组建部队时，授予我下土军衔的命令颁布了。
“啊哈！——我满面春风、得意洋洋一—现在该谁替谁洗饭盒了？连加，你要按规定时间起床！跑步去打饭！列兵瓦西里耶夫，我说话您听不清吗？
“有一天，我记得那是在季摩弗尼科，我刚下班回来躺了两个小时，轰炸就开始了。我心想，宁可被炸死，也不愿这两小时睡眠的甜蜜享受遭到破坏。我翻了个身，捂住两只耳朵。可是在隆隆的爆炸声中，突然发出一声重重的砸击地面的闷响，仿佛就在我跟前。紧接着应该是一声巨响，但是并没有爆炸声。看来，这颗炸弹没炸开，还可以继续睡觉，于是我又沉入了酣睡之中。
“我当时毫无惧怕之感，不论什么时候，在怎样的场合下，我都不害怕。只是—次最猛烈的空袭后，我的一颗蛀空了的牙齿松动了。即使这样，也没松动多久。战后的五年里，我身体的各部位常常出现莫名其妙而又难以忍受的疼痛，使我不得不去找专家诊断，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迄今还会把自己看成是绝对勇敢的人。一位很有经验的神经病理学家在得知我的岁数后，惊愕了：
“‘才二十四岁，整个儿的植物性神经系统就遭到了彻底破坏！往后您到底打算怎样生活？’“我回答说，我打算好好过日子，因为我最为苦恼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战争与学习。
“下面要给您讲的就是后来的事情了，我战后的生活……是的，我活了下来，可是战后的安生日子没有过过几天。我全身关节肿胀，右臂疼得要命，不听使唤，视力不断衰退，还有肾下垂、内脏转位等等。就象后来弄清楚的那样，植物性神经系统完全紊乱了。我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渴望着继续学习。在我心目中，大学仅次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否则真没精力读下去了。就凭着一份助学金读书，犹如在打仗，就象穿着军大衣和发白的褪色军便服的那四年时光。……我怀头一个儿子时，通过了一项专业考试——水文专业；怀第二个儿子时，通过了第二项专业考试——新闻专业。战争榨取了我太多的精力，身体糟透了。为生第二个男孩，我以左眼失明做了代价，而干水文工作又需要一副好视力，我只好从零开始生活……
“我为什么要把这些都讲出来？因为，倘若说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