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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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解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要怎么只就怎么办”；而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
第四，明确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使文化革命的斗争步步升级。
第五，批评了“怕字派”。
第六，提出对提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要区别对待。
第七，批判了“血统论”。
第八，提出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来，离开阶级分析，来看多数或少数，也是完全错误的。”此话的真实涵义是支持“少数派”即造反派。
10月2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讲稿的送审稿上写了批语：“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10月25日，毛泽东作了讲话。
毛泽东诙谐地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点火，中央文革吹风，火势迅猛地燃烧起来。到了十二月份，熊熊燃烧的大火连毛泽东也感到有些为难了。按照他原来的设想，文化革命要经历斗、批、改三个阶段，时间为半年左右。可是现在，半年已过，文化革命却似乎才刚刚开始。12月26日，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日晚宴上，这位74岁的老人举起酒杯，半是认真半是自嘲地对他的同事们说道：“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1966年12月，对刘少奇的斗争开始升级。
12月18日，张春桥派人，把“三司”红卫兵怀念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密谈。张春桥把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这样重大的行动，秘密交给蒯大富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是无缘无故的。
蒯大富，江苏滨海县一户农家之子。1963年他8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工程化学系。1966年，不安宁的岁月，蒯大富也不甘寂寞，扯起“井冈山兵团”的大旗呐喊于清华园。9月6日，跨院校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成立，蒯大富被推选为一号头头。
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中宣部废除了原来为这次接见而拟定的标语口号，删去一些过长的文字，另发了一个呼喊口号。蒯大富得知这一消息后，率领“三司”红卫兵起来造反，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结果，竟使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三司”提出的一系列“革命口号”。
在其后对“联动”的斗争中，蒯大富所领导的“三司”也取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时，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蒯大富和“三司”都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张春桥当然不愿意放弃这支力量。
在中南海西门的传达室里，张春桥对蒯大富款款而谈：“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心领神会，回校后即召集部分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作了紧急部署。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当场有人表示担心，怕事端闹大了难于收场。蒯大富心中有底，说话便显得中气十足：“这事中央不好讲话。我们干了，中央肯定会支持。”
10月25日，清华大学几乎倾巢而出，五千多名师生员工从清华园出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人群密集的王府井大街、西单、北京火车站、菜市口等地分别集会，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撒传单，呼口号，演讲……对刘少奇等人进行了“缺席审判”。
有形的行动造成了无形的影响。原来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还接受不了的相当一部分群众，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面前，也开始学着理解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大大动摇。
1966年的最后10天，北京城里一次次翻腾起“打倒刘少奇”的浪潮。
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矿院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2月26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代表时，公开宣称“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会上作了《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发言。她在发言中说：“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也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的代表，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另一位红卫兵领袖、北师大“井冈山兵团”司令谭厚兰在大会上发言，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
在此期间，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专程来到了清华大学，找到刘少奇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透露了中央高层要打倒刘、邓的某些实情。江青劝刘涛“要与家庭划清界线”，不要“舍后妈，保亲爸”。江青说：“你的生母是受压的。我也受压几十年了嘛。应该去看看你们的生母，你们共同揭发嘛。”
刘少奇与王前离婚后，其子女刘涛、刘允真一直跟着刘少奇生活。刘涛、刘允真对他们的生父刘少奇是有感情的。现在，要他们转变立场，批判自己的亲生父亲，从感情上说是痛苦的，也是难于接受的。
但是，在那一切以毛泽东划线的年代，既然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刘涛姐弟俩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听从毛泽东的召唤，向生父刘少奇开火。姐弟俩怀着矛盾的心情去看望了生母王前，并违心地将他们与生母王前的谈话内容整理成《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分别张贴在中南海职工食堂、清华大学等地。
为此，刘少奇精神上痛苦不堪。
“智擒王光美”
我们很难描述刘少奇是以怎样一种悲凉的心情迎来1967年的。据他的儿女们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回忆：从表面上，看不出刘少奇有什么变化，但他的身体却明显地瘦弱下去。常常，一连好几个小时，他沉默着，一言不发，其内心里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1月1日清晨6点钟，刘少奇家的大门就被人叫开了。随即有人进来在院墙上贴了许多标语，并且用排笔在院子里的地上浓墨写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两行大字。
1月3日傍晚，中南海造反队的二三十人闯进了刘少奇的住所，将刘少奇、王光美揪到走廊门口批斗达40分钟之久，强令刘少奇背诵毛主席语录，并勒令他每天去怀仁堂前看大字报。
毛泽东的疏远，不明真相群众的怒目而视，给刘少奇的心灵带来重创；而家庭的一次次突变，更给刘少奇的伤口上撒下了一把把盐。尽管他是个极有控制能力的人，但是在四分五裂的家庭面前，他的心颤抖了。
1月6日傍晚，王光美在家中接到电话，说女儿刘平平在从学校回家的途中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正在人民医院急诊室里等候家长签字。
放下电话，王光美心如刀绞。刘少奇遭受厄运，女儿又面临残废的后果，真是雪上加霜。她何尝不想马上飞到女儿身边，可是一想到周恩来一再嘱咐的不让她离开中南海的忠告，她有些犹疑了。
刘少奇有些发火：“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她是为我挨斗。”
当即，刘少奇、王光美驱车前往医院，没有看见受伤的刘平平，却看到了被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女刘源源和刘亭亭。
当清华大学红卫兵意外地看见陪同王光美前来的刘少奇时，惊愕得有点不知所措了。他们喊口号、贴标语，口口声声要“打倒刘少奇”，可是当刘少奇真的出现在面前，仍然感到意外。这大概就是“虎死威风在”的道理。不管怎样，刘少奇也曾经是万人景仰的共和国主席。
在红卫兵惊愕的一瞬间，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源迎上去，急切地对王光美说：“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
王光美完全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她走上几步，大声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刘少奇看着面前闹剧似的一幕，他无能为力，只得留下妻子，悻悻而返。
王光美被带到清华园，准备批斗，并被逼迫写下了四点保证。在周恩来的亲自干涉下，王光美于次日凌晨前才又返回中南海家中。
第二天，“智擒王光美”的经过在北京各家红卫兵小报上刊出，配以大红标题，文章绘声绘色，在一些细微末节上添油加醋，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在的影响。
刘少奇一家如同在油锅中煎熬。
就在王光美被“智擒”的那天夜晚，刘少奇和他的几个孩子在院子里散步。夜黑如墨。寒气逼人。中南海沉寂在一片动荡不安之中。走着走着，年龄最小的刘亭亭哭泣起来，伤心的呜咽声断断续续，在刘少奇的耳边和心里回荡。刘亭亭说，她这几天一直被造反派扣在学校里，亲眼看着姐姐刘平平挨批斗，现在妈妈又被抓走了……。
刘少奇何尝不难过呢！他爱怜地抚摸着刘亭亭的头，轻声安慰着。
可是，刘少奇饱经重创的心灵，又有谁来安慰呢？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将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去谈话，一见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即是：“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苦笑着解释：“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这次会见，毛泽东态度和蔼。
刘少奇则一再表示，自己犯了错误。接着，他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了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他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独生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刘少奇这一番话，不知毛泽东该怎么看？当时，毛泽东不停地大口吸着烟，沉吟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毛泽东开口了。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专门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前，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然而，就在毛泽找刘少奇谈话后的第四天，即1月17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一些造反派闯进办公室，要撤刘少奇的电话。
刘少奇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
造反派无言以对，怏怏而去。
第二天，他们再次闯来，二话不说，将电话线扯断。显然，他们是秉承了谁的旨意的。从此，刘少奇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每天只能从儿女们抄回的大字报以及买回家的各种红卫兵小报中得到一点消息。依据这唯一的消息来源，他推测着运动的动态，揣摸着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
清华园30万人的批斗会
1967年春节。新春的喜气没有冲淡笼罩在刘少奇家庭中的阴影。
春节刚过，对刘少奇一家的攻击再次升级。
1967年4月10日，经中央文革批准，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了有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并有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人参加陪斗。
刘少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大为震怒：“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王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要她代我受过？”
这就叫做株连。与中国封建传统有着血缘关系的“株连”，在文化大革命中肆意泛滥。据统计，因刘少奇一案而“株连”的错案冤案假案共有二万二千多起，而批斗王光美，仅是其中不足挂齿的一起！
那天，刘少奇的神情十分沮丧，他甚至提到了“死”字：“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象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当时，王光美哭了起来：“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刘少奇说：“会把骨灰给他们的。”
说完，刘少奇凝神沉思了片刻，转身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里再也没有出来。
4月10日，清华园30万人的批斗会如期召开。清晨，清华大学红卫兵便驱车直入中南海，来到刘少奇、王光美的住所。一会儿，王光美被押回清华大学，在清华园主楼七层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待着数十名红卫兵。
王光美一进来，红卫兵便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并伴以一阵阵高声质问。相形之下，王光美的答辩声却显得很微弱。
因为王光美陪同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过旗袍，戴过项练，被红卫兵定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批斗会上，一伙红卫兵拳打脚踢，强迫王光美穿上显然瘦得不能穿的旗袍，套上用乒乓球特制成的一串“项练”。王光美坚决抗议这种人格侮辱，她说：“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话音刚落，马上尝到了红卫兵更剧烈的“武斗”。
当精疲力竭的王光美被红卫兵押上会场时人群哗然。从北京各处赶来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