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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张春桥传-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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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也无济于事。华东师大的“保常”势力“顽固”得很哩!
  终于,江青电召聂元梓来到花园街×号;
  终于,聂元梓坐着软卧专程来沪“揪常”;
  终于,华东师大校园里出现那个戴着大口罩的神秘女人……
  张春桥和聂元梓合演“反常”双簧
  写“打常”,不可不写那个“狗头军师张”。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之前——十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坐飞机不可一世地来到上海。当时,两千多名上海工人‘北上告状“,火车开出上海北站不久,被截留在离上海五十多公里的安亭车站,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张春桥仿佛”钦差大臣“一般,凌驾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之上,赶往安亭,签署了”五项要求“……
  在如此“忙碌”的时候,张春桥仍“拨冗”与到达上海的聂元梓联系。
  十一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已决定当天飞回北京。就在离开上海的匆忙之际,他在那华丽的俄式建筑物——上海友谊电影院,接待了华东师大的造反派,对常溪萍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
  这时候,他早已“忘了”曾圈阅过常溪萍那两封信,早已“忘了”在信上批过“西光阅后送丕显、荻秋、一平同志一阅”,早已“忘了”他曾同意、支持常溪萍给邓小平写信。
  这时候,他一副“左派”面孔,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为聂元梓“揪常”鼓劲撑腰。
  幸亏当年的造反派们用录音机录下了张春桥的讲话——本来是作为“中央首长指示”,如今却成了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且看张春桥在台上是怎样演戏的:
  我对常溪萍也不是一开始就认识清楚的。过去听说他比较好,我又没有与他同过事,坐在桌面上,见见面,这对于部是不能了解的。我觉得看一个干部应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不能以一时一事的表现来判断好坏,这是对的。但是……
  张春桥在谈完自己的“认识过程”之后,在“但是”后面说出了本意:
  但是,在一些重大关键的问题上,虽然是一个时候、一件事,但这个事比较大,是关键问题,是在关键时刻,是在关键问题上,这就不能与平时所说的一时一事表现等同了。
  在过去,我们对北大那件事,还仅仅认为是一个孤立的事,就那么一个学校的事。但是文化大革命后,揭发出大量事实证明,那就要与彭真、陆定一联系起来看。
  原先我还没有把彭真、陆定一当作坏人,问题没有揭出来。而现在揭出他们的问题,再来看常溪萍的问题,觉悟就提高了。这不是个别的事,而是彭真镇压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第一步骤。
  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方面突破了,就要把别的问题统统带出来。当时批《海瑞罢官》一个剧本,为什么彭真那样震动?当时不能理解。现在理解了,了解了。因为批《海瑞罢官》就要带到吴晗,提出吴晗就要提到邓拓。把邓拓提出来,二家村就提出来了,那么彭真问题就提出来了。彭真问题提出来了,那么,对常溪萍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重新研究。
  经过张春桥这么一“拎高”,常溪萍的问题上“线”了,上“纲”了。
  不过,光是把常溪萍跟“彭、陆、罗、杨”的“彭、陆”,联系在一起,“拎”
  得还不够高。张春桥又继续往新的高度上“拎”,义“但是”起来了:
  但是,在那人时刻,还没有谈到邓小平的问题。常溪萍给中央的信,是邓小平批的,彭真抓的,是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我对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任何想法。在最近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揭开了,就不能不想到在北大的问题上,邓小平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他支持了彭真。
  我对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认识过程……
  现在,常溪萍的全部材料,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少数派给我送来的材料很厚,你们今天又给我一叠。我看一部分就很好了。我以前,一直没有把常溪萍当作一个重大问题,现在我感到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了,要把这个问题完全搞清楚。
  如果你们要我今天讲,常溪萍是什么性质,我今天还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
  但是在北大问题上,他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事物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一下子卷进去了,你想扮演一个正确的角色,结果扮演了一个特务……
  我希望能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不把常溪萍的问题作为一个孤立事情,把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把两条路线斗争,与彭真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就比较统一了。
  经过张春桥这么一番“上挂下联”,从“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常溪萍的问题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成了“特务”,成了“大叛徒”。
  也就在这个时候,聂元梓在上海公布了她离京之前“炮打”邓小平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写于十一月八日,把常溪萍和邓小平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要彻底镇压北大社教运动,就必须夺工作队的领导权。于是邓小平就利用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头号叛徒常溪萍的告密书,下令召开了镇压工作队革命派的民族饭店黑会,撒了队长Z同志,换上了黑帮分子X,常溪萍也被塞进了工作队的九人领导小组。革命的工作队于是成了反革命的还乡团。一九六五年我国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伴之就在我校发生了。常溪萍至今还有恃无恐,恃的就是邓小平。
  张春桥和聂元梓一唱一和,顿时使华东师大的“反常派”声势大振,以至使“反常”扩大到上海全市,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打倒大叛徒常溪萍”巨幅标语……
  “反常”,一切反常!
  在“砸烂常溪萍”的日子里
  高高的上海国际饭店,从上至下,挂出了长幅大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上海“大世界”主楼,也挂出了同样的长幅大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全市许多高楼、许多围墙上,都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语。
  这四句口号,还印在传单上,响在人们的嘴巴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海全市性批斗常溪萍大会召开了。这四句口号,被确定为大会的“主题。”
  在那特殊的年代,“火烧”、“揪出”、“打倒”、“砸烂”,有着特殊的含义,仿佛在逐步升级。喊口号的时候,调门也是越喊越大,越喊越响。喊到“砸烂常溪萍”的时候,造反派们都伸长了脖子,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可惜还没有一本《文革辞典》,还无法给“砸烂”下确切的定义。不过,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砸烂”,意味着常溪萍的问题最严重,已进入“彻底打倒”的范畴。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在上海曾洋洋得意地吹嘘过:
  “毛主席对上海很关心,主席对‘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个口号都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奇怪,张春桥在讲话的时候,怎么就一口气背出来呢?!他不是说“我还背不出来”吗?
  哦,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徐景贤交代了这个口号的来历,人们才知道原来是张春桥审定的:
  “我第一次接触常溪萍的问题,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筹备召开批斗常溪萍的大会。当时得到师大红卫兵的支持。当时,是我同郭仁杰、朱永嘉一起商量,提出反动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把常溪萍作为第四档,即要砸烂的。这个口号,张春桥、姚文元是很赞赏的。当时,我们把这一口号印在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期简报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后,姚文元直接打电话告诉我说,赞成这个口号。一月初,张春桥、姚文元都说:‘这个口号好,分四档,把常溪萍作为第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此后,常溪萍就一直被我们作为砸烂对象。”
  常溪萍成了“砸烂”对象之后,他蒙受了多少次“砸”,已经无法统计了。据当年的“常溪萍专案组”成员告知,那时候常溪萍“忙”得很,不论是市里、局里、校里、系里、班里,不论是关于教育、关于人事、关于体育以至关于卫生的批判会,都要把常溪萍“揪”来,低头弯腰。接受批斗。最高纪录是一天出席了八个批斗会!
  造反派们在他的胸前挂黑牌,那黑牌的铅丝深
  附录三:张春桥著作年表
  《春雨之夜》,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
  《为国捐躯》(3…5),春桥,山东《民国日报·潮水》,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二日,四月廿九日,五月六日,五月廿七日。
  《爱痕之一》,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
  《这一天》,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五月计九日。
  《漫谈》,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二日。
  《学校生活素描——宿舍速写》,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计一日至甘三日。
  《学校生活素描——早操》,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计五日,
  《学校生活素描——代数班》,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廿六日至廿七日。
  《学校生活素描——放假之前》,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计八日。
  《学校生活素描——离别之夜》,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九三二年十二月廿九日。
  《银铃》,张春桥,《华蒂》,一九三三年创刊号。又载于《妇人书报》六十期,一九三四年三月计五日。
  《秋》,张春桥,《华蒂》,一九三三年第二期。
  《失业的人》,春桥,上海《新诗歌》二卷二期,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
  《另一个问题》,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
  《济南文艺简报》,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
  《相声》,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
  《关于拉丁中文的》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论诗意》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廿八日。
  《答复》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印象帖》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
  《山东底方言》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
  《回读屋跟文学青年》,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
  《我怎样答复他们》,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
  《关于臧克家》,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折扣的说话》,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俺们的春天》,张春桥,上海《文学季刊》一卷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又见《新文学大系》续编。第八集《诗集》(香港版)。
  《布的交易——用济南话写作的实验》,张春桥,上海《太白》一卷八期,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
  《济南》,张春桥,《中学生》一期,一九三五年一月。
  《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张春桥,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三月计四、三月卅一日。
  《明湖春色》,张春桥,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
  《俺们山东人》,张春桥,上海《漫画与生活》一卷二期,一九三五年五月。
  《女性的悲剧》,春桥,上海,《新艺》二卷十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
  《半瓶子醋》,张春桥,上海《漫画漫话》一卷三期,一九三五年六月。
  《行之端》,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
  《林相士》,张春桥,上海《创作》一卷一期,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
  《土枪射手》,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
  《驱逐》,张春桥,上海《太白》二卷九期,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
  《我控诉》,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
  《讲故事》,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
  《明星》,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
  《乡愁》,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九月廿四日。
  《诉》,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
  《晚秋》,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
  《窘》,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廿五日。
  《金线泉边》,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卅一日。
  《老人样的少年》,张春桥,上海《申报月刊》四卷十一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作家的生活》,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老鸦与胡适》,狄克,上海《知识》一卷五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
  《八月的乡村》,(书评),水晶,上海《书报展望》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
  《漫画是图画的武装》,狄克,上海《漫画与生活》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二十日。
  《我还有一双眼睛》,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
  《草原之歌》,张春桥,上海《申报·每周增刊》一卷八期,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狄克,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
  《革命的诗歌》,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
  《也是文学的管见》,狄克,上海《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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