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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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已经足够让他们之间进行谈判了。不清楚他们两人是谁主动的，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曾经面对面交谈过。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是邓小平首先采取行动的。4月10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个星期，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支持华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提到了前一年10月10日写给华的另一封信，表示完全支持粉碎“四人帮”后华所担任的领导职务。邓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阅他的这两封信。邓的这一建议显然被接受了。接着，5月底，“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前去拜访了邓小平。可以肯定其中一位是汪东兴，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小平对他们说，华的“两个凡是”不行。因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因为撤掉他的职务是毛下的命令），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几天以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又去拜访了邓小平，邓又重申了上述思想③。
这对华来说是个坏消息。尽管如此，华还是以为自己不能和邓一样固执。在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1976年4月以前的所有党、政、军职务。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对恢复他的职务进行表决之前，邓发表了谈话。谈话中，他拒绝接受“两个凡是”，而主张要对毛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在场听邓发言的人都听得出来，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向华国锋提出了挑战。
邓这时已经快七十三岁了。同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年龄一样。但他看起来并不比他五十多岁时老多少，而且身体比同龄人健康得多。他唯一比较严重的疾病是耳背。他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助听器了，借助助听器，他可以听得很清楚，甚至在大型会议上可以掌握会议进度。他的声音坚强、有力，但相当刺耳。他可以发表长篇演说，而且不显得疲惫。他走路很快，十八年前摔断的腿已经完全恢复了。
邓小平的妻子和继母在经历了三年的流放生活后，身体并未受到太大伤害。事实上，卓琳回到北京时，身体反而比离开北京前更健康。继母夏伯根也挺硬朗。她是一位船工的女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照顾邓小平及其一家人身上，并且还可以干些体力活。1992年，她仍健在，是年她八十九岁。
邓小平的孩子当中，只有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一伤害是非常令人痛心的。1972年，他获准住进北京一家设备很好的医院时，几乎已经完全瘫痪了。1976年他出院后，被安排在一家电视机厂工作。1977年春，他搬回家住时，邓小平把房子作了一番整修，使他可以坐在轮椅上，自由地往来所有的房间，并可搭乘一部电梯上下楼。1980年，邓小平秘密送他去加拿大治疗，在那里他至少做了两次手术，这才使他可以再度坐直身体，可以移动手臂和脖颈，但还是无法行走。8O年代以后，为了照顾中国千百万的残疾人，邓朴方建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任会长，从而使他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
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已经结婚，是一位艺术家（她本想当一名音乐家，但196O年她生了一场病，所以没法再上音乐学院附中了）。邓小平的第二个女儿是邓楠，也已经结婚。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毛毛）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一直住在家中。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当中，邓榕长得最像父亲。她活泼好动、精力充沛、敢于直抒己见。和邓朴方一样，她也是一名党员，但邓林不是党员。她在江西陪伴父母的时间最长。后来，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描述了在江西的生活。
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质方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卫兵，和邓楠一样，在1967年他父母被软禁时，他也去了山西插队。1973年，他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目睹了1975年动员学生集会反对他父亲的情形。但他本人似乎并未受到迫害。198O年，他被派往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研究所学习（他的指导教师和同学当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80年代初，他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回了国，但并没有入党。
“文化大革命”给邓小平家族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的二弟邓蜀平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其在四川的土地，之后入了党，1967年3月他被武汉的红卫兵折磨了好几个星期，最后自杀了。红卫兵批斗折磨他是因为他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有密切的关系。卓琳的哥哥，50年代他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产业被没收了，随后被强迫劳动了八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逮捕入狱。
复职，使邓小平有机会重新观察中国的政治。由于重新接触官方的信息，因而他比流放前更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党、军队和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犯罪与消极怠工的现象非常普遍，铁路沿线车匪路霸横行。城市的失业率很高，主要是因为有大批的知青返城。在农村，很多党的干部变成了当地恶霸。50年代给许多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勤奋工作的热情已经消失，而代之以腐败堕落和悲观失望。
1978年3月，邓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四人帮”对四个现代化的破坏，已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80年代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但是尚未造成经济的大灾难。1967年到1968年这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最为活跃的年代，但就是在这几年，也没有出现“大跃进”以后那样的局面。1969年的工业产量依然比1962年高，只有钢、水泥和化肥持续减产。1975年，很多产品的产量，包括水泥和化肥，已经增长了近两倍。“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工业的投资比例相当高，尤其是重工业，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发展的一个特征。实际上，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或许是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清除党和国家的灾难——修正主义的运动最大悖论，在毛泽东看来，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头子。
在农业方面，产量增长得很快。同工业一样，1968年也是农业产量最低的一年，主要是因为缺少化肥。1968年以后，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地增长，197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八干五百万吨，比1966年增加了七百万吨。问题是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农村大量的新生儿出生。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一后果所带来的影响。
党、军队和政府的情况都相当糟。党当时约有党员二千五百万人，这当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在1966年后入党的。许多人都很年轻。还有许多人是造反派。他们不喜欢受到纪律的约束，也忍受不了由“革命”转到“生产”后所面临的单调生活。军队中派系林立，“肿、散、骄、奢、惰”（邓批评军队的用语）。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谴责了这些现象，并且呼吁把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的“坏分子”从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清除下来，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④。在此前几个月，。他更严肃地指出，军队“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我们的军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邓小平拿人民解放军过去的光荣历史与当时令人失望的状况相比，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被当成了政治工具，林彪对军队中的所有老干部都残酷镇压，使得军队士气低落，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政府部门的情况也不好。政府高级部门冗员充斥，许多部委被一些利益集团所把持。许多干部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官僚作风严重。这正是二十年前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严厉谴责的现象。
从1977年夏天到1978年底，邓小平直接负责教育、科技、军事和外交工作。
邓是自己要求负责教育和科技工作的。对此，他一直很有兴趣。1961年，他主持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邓小平体会到，提高普通教育水平，是促进科技进步的条件，而科技进步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四人帮”认为，在教育方面，不必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同邓小平一样，“四人帮”也曾经探讨教育与科技、科技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认为，现代化会破坏他们所提倡的教育，因而是危险的。
因此，邓小平呼吁恢复和改善各级学校，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他严厉驳斥了“四人帮”的谬论，他说：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识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⑤。
在军队中，邓小平以军委副主席和总叁谋长的身份着手整顿他所谴责的不良现象，努力恢复军队的士气和军队的专业化训练。在这方面，他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作为一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英雄，邓小平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望。但他周围有几个人在1976年4月是赞同贬黜邓的，暂且不谈政治立场，他们以为，邓指责军队纪律松弛、宗派林立、专业技术水平低，实际上是在批评他们本人。邓因此不敢肯定他们是否会与他合作，支持他对军队进行整顿、清除部队中的林彪、“四人帮”余党。很难判断他们在最初阶段与邓合作的情况。
在对外事务中邓也很活跃。在外事工作中也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1976年，中国没有什么对外政策，有的只是尖酸的排外心理。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后，苏联主动提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遭到了断然拒绝。中国因此陷入了林彪欣赏的对外格局，即对美苏两个超极大国都采取同样的敌对态度。这种态度除了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军事危机之外，也与邓要通过大规模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雄心不相符。
1975年底邓小平下台后，中美之间的谈判就停止了。现在邓小平要重新打开大门，与美国进行谈判。由于历史的原因，邓小平不能在台湾问题上有任何妥协退让的表示，也不能停止谴责美国不去抵抗苏联。基辛格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会允许美国人“既享用茅台又享用伏特加的”⑥。因此，邓小平在台湾问题和地缘政治平衡问题上都持强硬态度。当时的时机对中国很有利。华盛顿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牵制苏联，而不致于刺激苏联。苏联此时正在东南亚和非洲实行扩张主义。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邓小平有很大贡献。他促成了美国总统卡特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中国之行。同国务卿万斯相比，布热津斯基更支持美国同中国亲近。1978年5月他访问了中国，中国的新闻界没有批评他，而一年前万斯访问中国时，则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1978年12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但中美建交时，美国政府却附带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力。但中国方面更看重的是行动，而不是空淡。美国此时已拒绝向台湾出售战斗机。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明确，她首次减少了驻扎在台湾海峡对面的兵力，这是三十年来的第一次；她希望台湾方面能够采取理智的办法解决统一问题。
这是一项重大的外交胜利。同时开启了中美更亲密的关系，进一步改善了中日关系（此时日本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中包括一项条款，两国承诺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并给驱逐很多华人出境的越南以教训。
上述这一切只不过是邓的计划的很小一部分。他还有更大的计划，那就是要让全党摆脱“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政策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以发展代替阶级斗争，把发展经济作为全党的最高目标，并进行大胆的经济试验。事实表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估计是对的，邓小平就是要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同时证明他本人1956年所说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存在了是正确的。
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译注一开始，邓很谨慎。1977年7月他复职后几个星期，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他只强调毛泽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而1977年7月召开的是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实事求是”，而避免去提“文化大革命”，他没有明确攻击“两个凡是”，并说华是“英明的领袖”。除了在与一些人私下小范围会谈，他也没有批评华在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制定的十年规划。在那一年的春夏两季，他继续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且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1978年9月他才第一次同领导层以外的人谈话时批评了“两个凡是”。那时，国家的政治气氛已有了很大的转变。
当然。邓要对这种积极的转变负责。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他积极盼望政治上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一过程中到底主动做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他一定向他的知己谈及过这种新的开始，也一定向他的亲密战友抱怨过“两个凡是”。在政治局及常委会上，他批评了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他也许更为积极主动。即使如此，大多数工作还是他的支持者们做的，包括胡乔木和胡耀邦。1978年3月，胡乔木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并立即着手撰写一篇文章，批评5O年代以来的经济政策。胡耀邦从1976年起就同邓小平密切合作，现在则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同“四人帮”一样，胡乔木和胡耀邦也充分利用了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