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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双枪老太婆-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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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们别说大话,上千,那么容易?”
  老丁听了把眼睛一瞪说:“你还不信?这些年来,你以为我们当真就老老实实种地做庄稼了?他国民党欠了我们那么多的血债,就这么算了不成?我们的人,从来就没心静过。国民党拉我们的壮丁,我们就逃回来;保长把我们的人抓去卖壮丁,我们就敢找机会打他狗日的。我们要留得青山在,日后好报仇!不是在这里给你老大姐夸口,只要上面一有动静,我们这一路,嘿!就会打出个样子给老天爷看看!”老丁一直把我送到邻水县的新场,说要回去又不放心,就又从新场翻过重重叠叠的大山,一直送到了大竹后山,见到了冯老二。
  这也是一个山风萧萧的晚上,就像当年我从重庆回山的那个晚上一样。我来到同志们住的山洞里,又想起当年陈仁勇、向老大和范永安他们把我迎进竹林棚的情景。四面一看,当年熟识的面孔还多,只是老了,瘦得不成人样,身上的衣服还是那样襟襟吊吊的,一个个就像是多年没见过天的野人。许多人一见我,就哭。冯老二指着身后的一个山洞说:“大姐,说起来你别难过,老范范永安,就是在那个洞子里,被老虎拖了去的。当时我们刚刚摆脱了敌人的一次追击,大家都累了,老范安排了岗哨,自己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钻进那个洞子睡着了。不想后半夜,老虎回洞来,我们却谁也不知道。天亮了,我们找不到人,又不敢喊,后来才发现他的衣服鞋子连同……连同手啊脚的,都被老虎拖得满山散落着!我们大家都气得不得了,心想老范九灾十八难都过了,没想到竟会死在这个畜生手里,几个人拿着枪在山上找了好几天,硬是把那东西浑身上下打成了筛子,将心肝肚肺挖出来摆了一大堆,祭了范大哥。”
  我也哭,哭着说:“同志们,是我不好,我对不起大家。这多年我一直在外面,没有找到党组织,没有脸面回来见大家。可是我也一直没有忘记你们的。那一年我从万县回来,就叫辉同上来找你们,让大家先下山,到北碚陈兴奇那里暂避一时,也好有个安身之处,你们怎么就……”
  冯老二说:“大姐,你别怪大家,是我不同意的。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是死在这荒山老林里,也要等到我们穷人翻身的那一天,我们就不信,共产党会不管我们!”我说:“要管的,真的要管的,现在不就找我们来了吗?上面说这些年,也好几次派人来找过我,只是我成天在外面跑,都错过了……”
  大家听了,禁不住一阵唏嘘,好一阵冯老二才问:“大姐,上面这回,说什么了?”
  我说:“现在苏联都出兵打日本鬼子了,眼看抗战就要胜利,国民党总算是又腾出了手,还是一心要打内战,想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他们好一家独霸天下。我们的党中央说,这回要打就要把他打痛,要在他们的大后方,就是我们云、贵、川地区的农村,打烂他们的坛坛罐罐,建立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必要的时候,公开打游击战。”
  冯老二一听,一下子站起来,双手紧紧地抓着石壁,仰天长嚎,喊着:“廖大哥,刘大哥,老范啊,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们的深仇大恨,该报了!”
  整个石洞里,一片嘤嘤的哭声。
  ……
  我从大竹回来的路上,又一路到广安、邻水甚至合川一带都去看了看,回到家里,已经快要秋收了。早谷子一收起来,催着要帐的就上了门。我说:“忙什么?这谷子还没晒得干呢。”说着就将刚刚打出的四十担谷子连夜装船,运到重庆码头上,抢着城里人想吃新米的市口,卖了个好价钱。回来除了还这六十担谷子的债务之外,还赚了三十担谷子的钱。
  几个想看我笑话的地主和商人气得一愣愣的,说这女人几年不见了,没想到生意上这样精通!
  没几天,日本投降了,全国上下都兴高采烈地热闹了一阵子。接着亚彬和一青、宁君带着小冰华回来了,还带来了竹栖的一封信。信上说眼下抗战虽然胜利了,我们的毛主席也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国民党要打内战已经是路人皆知。因为华蓥山区所处的有利地形和二十多年来奠定的群众基础,组织上决定将这一地区作为我们建立武装根据地的重点。孩子们奉了组织上的指示回来搞群众工作,还望多多指点。
  于是我们就开始动手,把河东七场的敌、我、友三方的情况都做了一个分析。此时,当年与我为仇的段贡武,已经做了国民党的区党部书记,他的弟弟段成帆做了乡长。这是两个死硬分子,不能抱什么希望。可是另有一些人,在地方上很有势力,平时的言行举动,只以自己的利益为准。与其让这种人成为敌人的基层力量,不如我们去争取过来。于是我就让一青去找一个曾跟着玉璧到旺苍、苍溪等地开辟游击区的老党员李成,逢场天就到茶馆去串联那些地方实力派,很快就拉起一个叫“好人团”的灰色组织。到一九四八年华蓥山大起义之时,这个“好人团”的很多成员都保持了中立,有的还成了我们游击队的领导干部。一青还联络了一个叫刘怀钦的进步学生,动员他将自己的《新华日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毛主席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等一大堆禁书拿出来在街上的“梅林茶馆”里办了一个“梅林书报社”,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和青年人。这时候,国民党内战已经打起来了,四川作为兵粮重地,拉丁派款闹得鸡飞狗跳的。我就和一些当年的老队员一起,到各乡各场搞农会。拿起锄头扁担甚至火药枪到地里守庄稼、抗壮丁,很快就在河东七场的农民中发展了一百多农会会员,抗丁抗粮搞得遍地开花,热闹非凡。渐渐地,我们党派下各地农村工作的同志多了起来,广安、岳池和华蓥山下一带,到处都搞得热火朝天。敌人慌了,就派了罗广文的队伍下来“清剿”。段贡武一见时机到了,就跑去报告,说我们场上有《新华日报》,我和一青都是共产党。正在这时,我收到了竹栖从重庆寄来的信,说是“旧日的朋友有要紧的事情找你,赶快来渝相见”。我一见,知道是党组织要找我了,心中大喜,连忙叫一青先走一步,我交代一下工作,随后就到。
  烽火燎原
  谁知等我和宁君带着冰华赶到重庆,迎接我的却是披麻带孝的一青,竹栖的遗体都已经装了棺。说是因为当时的工作太累,身体不大好,被一“名医”误用一斤附片加上一斤生姜配药,吃了之后七窍出血,仅仅几天之后,就死在重庆七星岗的市民医院。
  那一天,正是一九四六年的六月二十三日。
  真是晴天霹雳!
  夜,已经很深了,只有一青还守着我。门外起了大风,接着大点大点的雨点打在玻璃窗上。我长叹一声说:“一青,你爸临走的时候,说什么没有?”
  一青老半天没开腔,最后才点点头:“只说了一句话。”“他没什么了?”
  一青说:“他问我说,你诗伯来了没有,我说没有。”我听了,心里一阵发颤,停了一下才问:“他还说什么了?”
  一青听我这样一问,禁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哭了一阵才说:“我爸他听说你还没有来,长叹了一口气,说、说、说……”
  “说什么?你爸他说什么了?!”
  “我爸他长叹一声说:唉!解铃还需……还需系铃人啊……”
  一青捂着脸,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诗伯,你怎么这么狠心啊?我爸自从住进医院,浑身就起了红点子,成天昏迷迷的。医生说他不但皮下出血,连脑血管也破了,活不了几天了。可是他总是在念着你,喊着你,他想要见你一面,他想要对你说几句话,他、他落不下这口气啊!”……
  雨下大了,一阵紧过一阵的风雨吹打着这小小的茅草房,我透过雨水迷离的玻璃窗,看长江边上的灯火,迷蒙的一片。我又记起我和竹栖坐在长江边上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月色很好,江上的清露雾一样飘飘洒洒,他从舱里拿来一件衣服,为我披在身上。
  我突然觉得有些奇怪,竹栖怎么会这样就死了?当年尽管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玉璧的死,可是我心里却是非常明白,玉璧终归是要走这条路的。这好像是自从他回到家乡递给我那张照片之时,我就隐隐感觉到了;而当他在“三·三一”惨案中受伤回来,我在孤灯下看着他昏迷不醒的样子,自己也就有了这种准备。可对于竹栖,我怎么就从来没有这种预感?玉璧对于我,是一棵大树,一棵参天的大树,我是他这树上的一支枝丫,或者一片树叶;而竹栖,他却是我生命中的一盏灯,一盏温暖的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温暖着我,伴着我,同时也以对我的这份情感,温暖着他自己。
  可是现在,他死了,这盏灯熄灭了,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么大的世界,又只剩下我自己。我不知道前面的路还有好长,我得带着孩子们,继续往前走。
  一青说得对,我是太狠心,命中注定要孤单地走下去。风雨越是大了,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突然觉得很冷。竹栖的突然去世,使所有人都感到意外。《新华日报》上很快就发了消息,八路军办事处送来了花圈,还拿来了一百块大洋。已经调到《新华日报》工作的陈于彤和几个人,前前后后地忙着筹办丧事。当年我离开之后,竹栖曾奉命到了重庆,做了许多事情,最后是在重庆民生公司做茶房工人的工作。由于他的厚道和勤勉,如今提着礼信前来祭奠他的工人们很多。而老朋友们除了来祭奠竹栖之外,更主要的是来看望和安慰我和孩子们的。人群中,我见到在成都认识的刘弄潮,他此时已是重庆市一中的校长;还见到了万县的那一批朋友们,其中最为难过的,当然是孟伉了。后来孟伉还专门为竹栖写了一首《哀林季子》的诗,诗中有:“阔肩短干林季子,只知事事不畏死。一事众手束无策,肩上君肩宁挂齿。前年卧病巴子国,力疾犹堪理烦剧。秋风一夜哭江头,可怜累死无人识……”,我读过之后,抚卷长叹,这世上知竹栖者,还有孟伉也!
  前来吊孝的人川流不息。梅侠戴着孝,和她的对象、一个叫陈作仪的年轻人也在守灵。这年轻人,高高的,瘦瘦的,话不多,可是挺精神,一有空就忙这忙那的,对梅侠也很关心。我悄悄问:“一青,你爸同意不?”
  一青点点头说:“作仪也是云阳人,三八年就入党了,工作一直很不错的,爸爸很喜欢。”
  我点点头说:“你爸,也算是把你们兄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我和孩子们扶着灵枢,将竹栖葬于重庆江北的一个公墓里。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为我们留下了一张照片①。
  下葬的第二天晚上,陈于彤就来看我,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于彤给我介绍说这是饶时俊②同志。饶时俊一见我,就握住我的手说:“诗姐,这些年,您辛苦了。您的情况,竹栖常给我们说起。”
  我一听他叫我诗姐,又说起竹栖,眼泪就禁不住涌了出来。
  饶时俊当时是代表组织上来和我谈话的。我把随时都放在身上的玉璧的照片拿出来,说起玉璧牺牲后敌人对我们华蓥山的大屠杀;说起当年车耀先对我的嘱咐和我在万县的遭遇;还说起前不久我去大竹后山见到冯老二——我们这支队伍最后一批同志的情况……说得泣不成声。饶时俊拿着玉璧的照片,一边听着,一边也掉眼泪。就这样,我们一个哭着说,另一个哭着听,一直说了三个多钟头。
  饶时俊看着玉璧的照片,喃喃地念着玉璧写在后面的那些文字:革命意志从此决定,人生意义从此认清……突然说:“老大姐,这照片你得撕掉,你看这后面写的这些字,要是被敌人搜出来,多危险。”
  我一听愣了:要撕掉,这怎么行?想了半天,我突然拿起照片,用指甲从立缝中间拨开,然后顺着这缝子小小心心地,把照片前后撕成了两半。我把照片后面写的字藏好,说:“您看,这样行了吧?”
  饶时俊点点头,说:“行啊,姜还是老的辣,老大姐您真有办法。”
  从此之后,这张照片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前后两张①。
  饶时俊说,组织上已经决定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党龄由入党时算起;还说玉璧牺牲了,他的两个孩子就是烈士子女,组织上决定把宁君和亚彬,送到延安去,到烈属子弟学校去读书。
  宁君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直喊着:“妈妈你快把弟弟叫来,要不然……”我看着老饶,说:“我呢?这么多年来,我可是做梦都想去延安。当时车耀先同志就给我留过话,说是如果从上海走不了,就从延安去苏联。还有我们在大竹后山的那一批同志呢?是不是也把他们拉到延安去?和中央的部队在一起,不然老是这样孤单单的。”
  饶时俊一听,神秘地笑了笑,说:“老大姐呀,让宁君和亚彬先走吧,你和一青可是不能走的。这两天,国民党已经正式对我们的解放区发动了大举进攻,扬言三到六个月要消灭我军主力,看样子,这仗是要打大咯。重庆是国民党最后的老窝,重要得很,何况华蓥山离重庆又这么近,现在中央还要派人进四川搞武装斗争呢,像你这样的大能人,和大竹后山的这些同志,怎么走得?”
  于是说好让宁君等着,最多不过九月初,就可以随八路军办事处的飞机,一起到延安。他笑着说:“老大姐,把两个孩子交给我,您不会不放心吧?一青呢,小夫小妻的,也只有暂别一时咯!没关系的,在我们延安,这样的夫妻多,一旦我们的大反攻开始,你们就会见面。那时候,宁君可不要骄傲哟!”
  可是没多久,老饶就匆匆来说:“国民党现在公开打内战了,对我们的人迫害得很厉害。一些中央的领导同志要先期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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