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老太婆-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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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找到李荣华李大哥，由他到范绍增那里去开了张通行证，亲自把金积成送到磁器口才转来。
送走了全积成，我一个人慢慢地往回走，一边想着自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初闯商界就旗开得胜，不免有些得意。正想着，突然觉得身后有一个人怎么老是跟着我，还左看右看的。我一回头，那人站住了，怯生生地说：“是三姐吧？”
我一看，是个女人，穿一件淡淡雅雅的旗袍，头发挽了个很好看的髻子，很淑静的样子，一眼看去，很是眼熟。那女人见我只是看着她，笑笑说：“三姐，我是晓兰，你贵人多忘事，怎么连我也不记得了？”
我一把拉住她：“哎呀，晓兰，好多年不见了，你倒是越发出落得漂亮了。你什么时候也到重庆来了？”
晓兰已经结婚了，丈夫在城里一个中学教书，一个孩子七八岁了，交给她婆婆带着，自己在家闲着，没事干。我听了，心里很高兴，晓兰是个很细致的女人，如果她能到服装店来，一定是个好帮手。
晓兰一听，很乐意，第二天就和丈夫说好，将行李搬到社里来了。我带着她成天在街上逛，在一家百货公司看到当时市面上很吃香的刺绣被面和绣花枕头，因为是上海货，价钱卖得很高。晓兰说：“三姐，这样的活路在你的手里算得上什么？你来画，我们再找些人来绣，现在重庆那些没事做的绣花女儿多的是，我就不信做出来比不上上海货。”
我说行！当时就买了各色软缎，拿回去由我画上时新的花样，动员工人们串联了贫民中的三十多个会刺绣的女工来做。不到十天工夫，就绣好了很多被面、帐帘子和枕头。表妹康玉英在重庆的一家染色厂工作，我找她帮我兑好颜色，两天工夫帮金山饭店印了三百多床床单，赚了一百多元；同时我们又四处派人出去联系，帮三峡厂代锁毛巾，帮袜子厂代锁袜子……社内的工作忙不过来，就通过我们工人的介绍，招了二十个贫民的女儿来当学工，周汤元的女儿也来了，这样又结织了很多贫苦人。
二月一日，“先声女子实业社”的招牌正式挂出来了，早上门一打开，鞭炮就放起来，亮堂堂的铺面，玻璃柜里装满了我们自制的和代销的东西，对联和玻璃片装的屏对，铺子里都摆不下了。人们都说我们是全城六十几家实业社中，最漂亮的最吃得开的一家，买货的，参观的，挤满了人，直到二更过后，铺子还关不了门。
开张之后，生意一直很红火，大家也都很满意。二月十三号，黄老板来告诉我，他要去眉山了，问他的那间铺子，我什么时候接手。晓兰一听，有些发愁，说一个铺子都忙不过来，再接一个怎么办。可是我的心很雄，觉得忙点累点怕什么，总比在山上好嘛，再说玉璧他们还盼着我赚钱呢。于是决定把黄老板的铺子、机器、存货一齐顶过来，他把妹妹也交我照顾。当下就算了帐，一共一千三百多元，分三期付清，第一次交六百，第二次交三百，第三次交四百，一个月清帐。第二天就办了交接，铺子取名“中亚实业社”。我把李士民、陈树安和几个技工学工都调过来，当天就开始营业，我身上仅有的二十多块钱，全部拿出来作伙食费。李士民照顾铺面，我又去找钱，昨天向黄老板认承的1300块钱，眼下一分钱都没有着落。
钱到哪里去找呢？只有靠接货。几个学校，都说才开学，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决定。跑了两天，手上空空的，还是只有去找李荣华。我把情况说了，他非常懊悔地拿出钱折子，说：“你怎么不早来一天，你看我的钱昨天才存入银行，要到期才取得到。”
我心里也很焦急，只得另外去想办法。闷闷不乐地走出来，在路上又遇着雷忠厚。我说：“雷旅长，找你商量点事，我又开了个铺子，还需要点钱，如果你手里方便，就算是你也入了一股如何？”
他很爽快地说：“你差多少？我这里有三百块，够不够？”我说：“要六百呢。”
他说：“没关系，我喊勤务兵给你送来。你开铺子，我也要送点礼，还要打点东西。”说着就叫勤务兵去拿钱，我们到华康公司刚把料子买好，他的勤务兵就把钱送来了。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我就把六百块钱交给了黄老板，他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笑嘻嘻地说：“哎呀，陈老师，你真是……”
刚交完钱，李荣华也气喘喘地来了，一见我就问：“钱找到没有？”
我故意说：“哪里去找啊！这么多钱。”
他非常着急地说：“那就找你先声实业社作保吧，我去取。玉屏，经商不能失信用啊！”
我对他说：“算了，我在雷忠厚那里找到了。”他才松了口气说：“找着就好了，没付的，你给我留起，我完全负责。”
这样，第二期款子又有了着落。
我同李士民、陈树安商量下一步怎么走，他们都说两个铺子开起来费用大，要接大批货才行。于是我就带着王晓兰天天跑学校，加上川东师范路主任的介绍，把重大、美专、治平中学、树仁中学、江北中学等十六个学校的货全部拉到我这边来了。又是日夜两班地打，黄老板的钱全付了，又打了一百套军服送上山去了。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着。
徐清浦办完事由合川回来，看了我这个排扬，笑嘻嘻地直摇头说：“玉屏啊，你确实神通广大。”
我说：“承蒙你的指点。”我们回太白楼各自谈了情况，高高兴兴地耍了半天。
一天，群生服装社的张经理来对我说：“现在军队里要打十万套军服，每套工钱算一元，要是能全部领下来，可以赚十万元。”
我听了很高兴，忙问：“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现在业德厂和中孚服装社在联系，他们吃不下，来找我再约几家。
第二天，我同张经理去找业德厂的经理谈好了，当天下午就找了十二家服装店的负责人在《春秋餐厅》聚餐开会。会上业德厂的经理提出每套军服工钱一元，出包单位要三角的回扣，他自己又要提两角的应酬费，每家铺子的老板再提三角，而工人实得工资就只有两角了。我当时很不高兴，但主动权在别人手里，赚点总比不赚的好，就勉强承认下来。
按照开会决定，我们每家打一万八千套，由我和群生几家去接洽购买布匹，找机器。可是过了几天，等我们把布匹讲好了，机器也找来了，却没有动静，后来才知道业德厂的经理把我们几家甩开了。尽管陈树安说这是商界中常有的事，可我还是很气愤，心想这些有钱的大老板，怎么这样不讲信用，连山野里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
这天上午，我正坐在铺子上闷闷不乐，门外有个军官模样的人，要来打一套哔叽制服。我不愿同这些人打交道，就叫李士民去说：“没有哔叽，不打。”
他一转身，自己去把料子扯了来，我们还是不愿意，可是看他那样子非要在这里打不可，因为当时我们的样式做得好，又是全城工钱最便宜的。陈树安看赖不过，就对我说不要紧的，比着尺码做，做错了我负责，于是就接下来了，由陈树安、李士民亲自来做。三天后做好了，他来取货，穿着合身很满意。讲定的十六块工钱，他硬要我们让两块，我们不干，他说你们让一点，我给你们介绍一批货。
我想这些人爱扯把子，不过为了少给两块钱，随便说说而已。但陈树安他们听说能介绍打货，就请他进屋来坐。我递上茶，问他有什么货介绍？
他说：“陈老板，眼下天气热了，我们里边要打十万套衬衣短裤，正在找厂家呢。”
我说：“你们‘里边’是哪里啊？”
他一昂头，拿出了一张名片说：“康泽的别动队嘛，我就是中央军验编处的邵处长。”
我听了，没动声色，可是心里却一惊。最近听说康泽的别动队和贺国光带领的参谋团进川了。康泽是蒋介石手下的大特务，他的这个别动队，是一个遍布全国的武装特务组织，中心任务就是绑架暗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这次进川的任务，一是将蒋介石的势力渗透进来，二是监视川军特别是刘湘等人的活动；最重要的则是清查红军留下的共产党的人员。这个邵处长说的验编处，是收容和整编壮丁的，看来做不做这件生意是小事，这个人不能轻易放手。
好在这是个贪小便宜的人，对付这种人很简单。我承认事成后送他一件呢子大衣，每套还送他五分钱的回扣作介绍费，他当然高兴得很。于是我当时就带着王晓兰同他一道去左轮街军需部，很快讲好了这一笔生意，并签订了一个合同。合同认定半月交货，到期不交货，多一天罚一百元，如果我们十天拿不到工钱，也要他按货款付息。我当时就打了一个主意：先把这笔生意接下来再说，即或到期交不了货，一天罚一百元，十天罚一千，我们光工钱就是五万元，有他罚的。
一转身，我就把这个消息带回了山上，说蒋介石要增兵了，要小心。
工人们听说又有了大批的活路，都高兴得不得了。我计算了一下，要八十部缝纫机日夜不停地打，可以提前完成任务，但我们只有十五部机子，还要到外面去找纫缝机子找人。陈树安说：“没有关系，人、缝纫机由我负责，业德厂可恶，到他厂里去拉。”
我当然同意，心想给奸商一点颜色看看也好。
第二天，陈树安就去对业德厂的人说，我们打衬衣短裤每套工资三角，可是你们打军服每套才两角。他们工人就罢工，要求每套军服工资增加到四角。业德厂的经理当然不同意，可是他们厂里的缝纫机多数都是工人自带去的，第二天就扯了六七十部缝纫机子出来到我们社里。我们把工人配好，一部机子三个人白日黑夜地打，裁剪的、锁眼的、缝扣子的也跟着加班。一时间，楼上楼下街沿边都安满了机器，又临时租下了隔壁的一间茶铺，机器还是放不下，只好叫有的工人拿回家去做。每天晚上，我喊来十多起卖汤元卖担担面的，叫工人们尽管吃，吃了我付钱。
业德厂的工人都面面相觑：“陈老板你这样大方，还赚不赚钱了？”
我说：“钱还是要赚的，不过少赚点。大家这样看得起我，我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赶活路，只要到时候按质按量交货就行。”
业德厂的工人走了这么多，他们厂的活路做不了，只好停下来。经理来找我扯皮，要我去吃茶评理。
我说：“吃茶？吃官司也不怕，脚是长在工人身上的，他们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你要哪个，你自己去喊，喊回去。”
业德厂的工人们，平时就恨他刻薄，见他来扯皮，就在大街上一阵地起哄，把他哄走了。
业德厂是当时重庆缝纫行中的大厂，败在我这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女流手里，哪里输得下这口气，于是就邀约全城六十几家服装店来要挟我，要我加入同业公会，不入公会不准我营业。
我说：“入不入会是我的自由，你们看不顺眼就去告我。”
那经理一咬牙，就用高价来收卖陈树安和几个最得力的工人，可是陈树安知道他的德性，抱着双手说：：“我们在你那里受够了气，现在才伸起腰。我们的陈老板好得很，我们在这里不要钱也干。你把洋钱堆齐脑门心，我们也不得来。”
业德的经理没有办法，又勾结保长来抓我店里的工人当壮丁，我把保长臭骂了一顿轰出去。
俗话说，同行生嫉妒。城里几家大厂见我这人软硬不吃，照样搞得热火朝天的，就阴阴阳阳地放出了不少言语。有的说：“这女人这么有本事，二天我们开个大公司，聘她作交际部主任，给她五百元钱一个月。”还有的人说：“哪有地皮都没踩热就来挖墙角抢饭碗的？任她这样八面威风地闹下去，我们大家还吃不吃饭了？”
我要抓紧时间赚钱，没工夫理睬这些流言，当面听见就骂他一顿，背后说就装着没听见。仅仅十天，我们就把货打完了，军需部派人来验收，用卡车把货拖走后，才说到成都去拿钱。这不明明是想敲诈吗？当时我就对那个军需官说：“原先交涉的是在重庆交货交钱，你拿不拿？不拿就告你，告到最高法院。”
那个军官阴阳怪气地说：“看不出你这个女裁缝，还这么歪呢。”
我气极了，往桌子上拍了一巴掌：“你看不起裁缝是不是？裁缝不做衣服，你打光条条！早晓得做官这样歪，我也要去做官，不但光宗耀祖，还可以随便估吃霸赊！”
那家伙的脸一下就红了。工人们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哄着闹着叫他交钱，说不交钱就不准他走。我指着他说：“你认定法院管不了你是不是？那我们就一道去找刘湘，找贺国光，他们总管得了你了吧？”
那家伙还是不干，我就跑去找他们的邵处长，扬言只要少了一分钱的工钱，不但他拿不到回扣，还要把这事的前前后后都捅出去。那姓邵的一听，慌了，连忙亲自出马，四处奔走，最后同意在重庆拿钱。
第二天，我带了十多个工人将款子取回来，把工人的工钱都付清楚了，个个都高兴得很。
可是，业德厂那边因为没有工人，不能按时交货，被罚了两千多块钱。他们更恨我了，就到卫戍司令部去密告我，说我工资高，工人只做八小时，不加入同业公会，工人来历不明……告我是共产党。
一天下午，卫戍司令部派了几个兵来捉我，说我“通共”。我想别的都不在乎，惟有这“通共”的名声，不能闹得满城风雨，又知道是业德厂那些坏家伙搞的鬼，反正没有证据，怕啥子，就叫工人照常工作，同时叫王晓兰赶快去通知徐清浦，叫他去找李荣华。
我到卫戍司令部不久，李荣华和雷忠厚就从里面一个办公室出来，跟一个军官握手告别。李荣华对我说：“玉屏，不要着急，今晚上就可以出来。”果然晚上十二点，也没有审问，就放我出来了。
噩耗传来
二月十五日，谭老五从山上下来，说玉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