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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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0年代初期开始，她们就缠着宋庆龄，要她去找她的外国朋友给她们到专供外宾的商店里买东西。虽然她总是自己付款（哪伯是微不足道的数目），但这样做使她处于一种令人反感的境地。
例如有一次是在1973年下半年，她写信给一个外国朋友说，这两个女孩子“看见同学们穿肉色丝袜，一心想要，但这东西只有友谊商店卖”，所以请这位外国女友帮个忙。另外一次是要买卷发器，“这两个孩子……在别的铺子里买不到。”又有一次，她派她的车送这位外国朋友带这两个纠缠不已的女孩子专门去采购。后来，当她这位朋友打算去国外旅行时，她又写信说一个女孩子Y要个手表，两个各要一套修指甲工具。①
①宋庆龄致奥尔迦·李夫人，1973年7月27日、8月27日、8月29日、9月24日。
这两个女孩子还要她利用她的影响力去为她们的朋友们办事，其中至少有一起是非常不值得的。那是1975年初，大一点的那个女孩子Y要她写一封信给一所著名的语言学校的一位外籍女教师，希望这位女教师设法录取“一个很好、很聪明的年轻人……一个品格优秀的人”。这位女教师答应尽力去办，宋庆龄写信道谢。但没有过几个月，这个女孩子对那个小伙子的热劲儿就过去了，于是宋庆龄又不得不写信给那位女教师说，那个年轻人是个骗子，逃避劳动，所以已经不许他再来往了，请这位老师也别让他再来纠缠她。宋庆龄为上次介绍这个年轻人表示歉意，说她当时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女孩子“求她……帮助一个好同志”，而现在这个女孩子“自己也不理他了”。①
①同上，1975年5月18日、8月13日。
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她不无苦恼地说起“在北京饭店的美发厅里闲聊时，一个朋友责怪我没有把Y教育好。……确实，我管不了她的行动和她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样子。”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8年10月1日。
在另一封信里，她抱怨这个女孩子追求寻欢作乐的奢侈生活，像中国许多城市年轻人一样，以为这是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一个美籍华人妇女“有大商人的头脑、淘金发财很有门道……把她拉去当向导（上高级餐馆等等），违背我的意愿……”结果是这个女孩子天天出去，丢下工作，“听他们吹美国生活怎么怎么好，听得脑袋都晕了。”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5月19日。
她的老朋友、美籍华裔理查德·杨也帮助过这两个女孩子，她为此也很感谢。在给杨的信中，她说到这两个女孩子既给她乐趣，也使她烦恼。在有一封信里，她为大的一个女孩子生气地说：“我现在要像一只老母鸡看小鸡似的成天看着她。我真希望有个合适的人来解除我这个包袱！成天的电话，不是打进来就是打出去，大家都头疼极了。也许我老发荨麻疹就是被她气出来的！”①
①同上，1978年6月21日。
从这两种感情的矛盾中，她始终没有能够解脱出来。在那个十年和其后的十年中，在具有一定地位的中国家庭中，这种情况并不是少见的。在这一点上，她也和大伙共命运、同境遇。
关于这段“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可以讲述更多的事情，但即就以上所述已足以显示，这个充满考验和磨难的十年——起初是希望、后来是痛苦和错综复杂的情况——是怎样在公私两个方面都使宋庆龄蒙受重大影响的。
但重要的是，她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又带着一生中革命的基本信念和乐观精神重新出现，不但毫不褪色并且随时准备以新的干劲来加以表现。这个新时期的开始是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对此，她在给友人罗叔章的信中这样说：
“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①
①罗叔章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第二十章 金色的余辉，1976——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宋庆龄已84岁高龄。在她的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尽管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她却非常忙碌，而且做了许多事情。她的活动和著作为数日增。《宋庆龄年谱》中，1976和1977年仅各有1页，但从1978到1980年，每年都有6—8页。1981年5月她就去世了，但这5个月的记录也有6页。
这种意志力和能量在晚年的迸发，反映出她对祖国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信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仍像半个世纪以来一样，丝毫没有因为近期发生的局势反复而减弱。
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写的纪念文章①中，她称颂他的优秀本质：
①《怀念周恩来总理》，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7年第4期。
“周总理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韧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热爱周总理。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她有意识地把周总理的高尚品格同“四人帮”的污浊作对比，她认为“四人帮”“在各方面与周总理完全不一样”
几星期前，她在私人通讯中谈到上海人民对于打倒“四人帮”的“普遍拥护”：
“毛和周的路线坚不可摧，这使我欣慰！他们两位都是如此具有远见，即使是‘可怕的四人帮’也休想使我们转向，哪怕只有一天！”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北京爱泼斯坦，1977年2月19日。
在毛泽东逝世两周年时，她写了《追念毛主席》一文①：
①手迹刊于《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319。
“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人们可以看到，在根本性问题上、她把毛和周两人是不分开的。而且她的总的看法不是根据一时一事，而是根据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中的意义。1978年，在筹备中国福利会四十周年纪念时，她写信给一位友人①说：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3月25日。
“……40年是一个长时期，并且如果往前看的话似乎遥不可测。但几乎是一闪就过去了，包括那些曲折的过程在内。现在的问题是要不停顿地前进——在即将来临的巨大进步中。直到2000年！”
至于对未来的希望，她写道：
“……我很高兴，我们的内部敌人（“四人帮”）终于被抓起来了，中国终于能够向它的目标奋进了。一个统一战线已成为现实，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一定能亲眼看到一个现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她一直认为实现四个（工业、农业、科学和国防）现代化是关键性的措施。这最早是由周总理在60年代提出来的，到70年代末成为一项重大国策，以2000年为重要转折点。
确实，革命和现代化是宋庆龄为国家操心的两件大事。在年轻时期的改革热情中，她曾把现代化当作头等大事，而把教育当作实现现代化的动力。但同孙中山一起以及她后来独立进行的斗争生活深刻地教育了她，使她认识到中国如不进行民族和社会革命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只有革命取得了胜利，现代化才能实心实意地去进行——不是模仿西方社会而是建设一个可与西方社会匹敌并最终超越它的新社会。
（一）继续关心儿童、妇女
在宋庆龄趋于成熟的思想中，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不但在当前是分不开的，在将来也是分不开的，而且同儿童教育也是分不开的，因为儿童将生活在未来并创造未来。从1978年到1981年，她有25次是为儿童写作或谈到少儿工作的；有6次是为妇女写作的（内容也常常联系到儿童）。
当极左思潮片面强调政治的时候，她大声疾呼反对在儿童教育中忽视科学技术。后来盛行技术治国论调时，她又敦促对儿童进行革命理想教育。
1978年《儿童时代》复刊，她撰文祝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儿童时代》很长时间没有能够出版……（现在）作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小红花又和小读者见面了。”①
①《儿童时代》1978年第1期，1978年4月1日。
为了重建儿童艺术剧院，她化了大量心血并力争使之保持原定的目标，即：用儿童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向他们进行社会主义理想教育。“四人帮”曾妄图解散儿童艺术剧院，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她特地把寓所池塘里放养的一条大鱼，还有另外一些美味食品送给儿艺工作人员，并希望他们为儿童们演出更多更好的戏剧。两年后，她又坚决反对要把儿艺专业干部调走的建议。她说。
“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1979年2月12日给“儿艺”的信）
“儿童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我们多年来培养的专业人员，不允许调走。”（1979年2月13日给“儿艺”的信）①
①宋庆龄1979年2月12日和13日给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两封信，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26日。第二信的影印原函，藏上海中国福利会。
在她写了这两信后不久，儿童艺术剧院到北京演出由院长任德耀创作的新戏《童心》。这个剧描写一位献身教育事业的老师如何为反对“文革”摧残教育和毒害儿童而进行斗争。宋庆龄非常高兴地看了第一场演出，并写了《我看〈童心〉》一文①，文中说，“这样的戏，教师看了一定落泪，发生共鸣，要为培育四化的生力军而献身；学生看了，对比今昔，一定发奋学习，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宏伟理想。这是一出好戏。”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7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46页。
她对儿童文学也很关心。1978年秋天，她给全国儿童文学作家的一次集会写信说：①打倒了“四人帮”，现在是“畅所欲言”、“发挥智慧才干”、“为繁荣儿童读物迅速努力的时候”，“让百花园中少年儿童读物开得如梅花盛放。”
①载《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8日。转引自同上书，第343页。
后来，在为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授奖大会（在她逝世后这一奖项以她的名字命名）所写的祝词①中，她说：
①载《人民日报》，1980年6月1日。转引自同上书，第355—356页。
“少年儿童文艺的创作者都是辛勤的园丁，都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把亿万花朵培育得茂盛起来。……今天，百花齐放的方针重新得到重视和贯彻，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也随之繁荣起来了。……（要）更广泛地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活动……宣传新风尚、好习惯、好人好事；让犯罪的儿童受到教育，去邪改正以亿万儿童从中得到思想营养，培育出更多政治好、思想好、品德高尚的新长征的小战士，使他们能够接过前辈的革命火炬，向着灿烂的新世纪勇敢前进。”
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一次年会的讲话中，她指出培育儿童的工作涉及整个社会，人人有责任关心儿童。①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30日。转引自同上书，第345页。
在1979年儿童节的一篇祝词中，她对儿童们说，我“对你们寄与殷切的希望，希望你们在各个方面都达到‘好’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的好后代，共产主义事业的好接班人，新长征的好接力手。”所谓“好”，就是：“要勤奋学习……要练好身体……要成长为有教养的人”，而最要紧的是要“有远大理想、有革命志气，继承革命传统”，“成长为有益于人民的人，成长为对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对人类的前途做出贡献的人”。①
①载《儿童时代》，1979年第8期。转引自同上书，第347页。
全国各地许多学校、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化中心请她题字，她总是有求必应。
联合国决定1979年为国际儿童年，她表示热情的支持并号召加强中国少年儿童和世界各国少年儿童的友谊和团结。①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6月2日。
在所有有关少年儿童或专为少年儿童而写的文字中，她强调的重点因时而异，但下面几点是经常提到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获得知识、健全体魄、尊重和热爱劳动。此外，她还常提到美学教育、尊师、讲礼貌（后两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嘲弄和抛弃，对学校教育和少年儿童危害甚大）。但她所指出的总目标是要成为合格的未来建设者。
她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仍然是为少年儿童写的，题目是《愿小树苗健康成长》①。这显然是她为这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写的，但由于病情严重，所以提前在5月21日发表，8天以后她就去世了。她在这篇充满对孩子们的深情的文章中写道：
①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21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64页。
“每当我想到你们，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狂风暴雨、病虫害、环境污染，都会危害小树的成长。对那些长得歪歪扭扭的小树，还要进行矫正、修剪。同样，社会上某些坏思想、坏作风和坏的习惯势力，也是对你们的危害和污染。”因此。你们“需要认真学习、接受教育。增强抵抗力和提高辨别力……这样，你们就会……成长为栋梁之材，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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