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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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友》编辑部,令我唯一兴奋的是,当时号称“文坛四大白马王子”之一的周德东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这个文学爱好者,不仅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还答应帮我联系回上海的火车票。虽然后来因车票太过紧张而没联系到,但周德东的热情还是令我感激不已。我和周德东的友谊便一直保持了下来。我后来应聘到《知音》做编辑,多少也受了周德东的影响。从一些他写的文章中,我知道他也仅仅读到初中毕业,老家在东北,从小是个放羊的孩子,后来,他自学成材,凭着自己优美绝伦的文笔征服了文坛,并娶了一位西安美女。他在文坛上的成功,正是我要学习的榜样。现在,周德东在北京办着一本《格言》杂志,每期都给我寄。我们像哥们一样,时常在电话中聊天,对彼此命运的转变而唏嘘不已。
那次离开西安,还有个细节十分有趣。我是准备腊月二十九回上海的,但是,天知道,那时候的回程车票已经卖到大年初四,而且票都在黄牛手里,每张卧铺票已经炒到四百多。我连续两天去火车站等退票,都无果而归。但是,我不得不再次相信我的好运,就在腊月二十八那天下午,我居然等到了一个妇女的退票。当那个妇女拿着去上海的卧铺票喊着要退时,她的身边瞬间围满黄牛,有人出三百,有人出四百要买她的退票。我也挤进去,大叫:“大姐,求你把票卖给我吧,我要回上海过年……”这个妇女看看身边那些五大三粗的黄牛,然后一把推开他们,把这张标价一百七十五元的卧铺票原价卖给了我。我简直要乐疯了!付钱之后,那个妇女便走了。这时,有个黄牛提醒我:“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会不会是假票啊!”我一愣,天!如果是假票,我就要哭疯了!我赶紧拿着票挤进柜台,问售票员这票的真假。谢天谢地,票是真的!
这次西安之行让我感慨良多,在每个陌生的地方,都会有惊喜或奇遇等着你,就看你是否有勇气去寻觅。
时间已经慢慢地滑到了1996年。电脑、网络、伊妹儿等新鲜而陌生的词汇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各种文化补习班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在街头巷尾挂起了牌子。而我却日复一日地惶恐不安,我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如何去接触这些洋玩意?虽然我天天写服装流程工艺单,把字练得像模像样,龙飞凤舞,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越来越感到知识的匮乏。越来越感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一口枯井。这也许和自己的文化太低有关。曾经的积累已经被慢慢地消耗掉了,如果不赶紧充实自己,很快就要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了。
恐慌和忧虑一天比一天更深地钻进我的心里。让我寝食不安。我是个不允许自己落后、不安于现状的人。无论如何,我要把曾经没能读过的书补回来。
我开始到处打听哪里可以报名自学考试。打听了好几所学校,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报名参加成人自学考试“新闻专业”,预计两年内拿下所有课程。我信心十足,一口气把十二门课的课本全买了,花了二百多块钱,一点都不后悔,我把那一堆沉沉的书抱回住处,一本本翻看,那些《中国通史》《新闻概述》什么的看得我头昏脑胀,但却十分兴奋。我唯一的担心就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现在直接读大专,能跟上吗?不过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能先把困难想在前头的,否则就没有信心了。无论怎样,先做了再说。如果因害怕失败而不做,就连可能的希望都没有了。
第一学期,我一口气报考了四门课。我有信心起码通过两门。但要上班,还要听课,时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之后,我便风风火火地骑车回家,拿上书就往车站赶。一路走一路啃馒头。复旦大学在杨浦区的五角场,我住在宝山区的月浦镇,间距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学校晚上七点半开课,如果顺利,刚好可以赶上听课。晚上九点半下课,坐车回到家,已经十一点多了。回家后还要整理笔记,都说自学是靠死记硬背,晚上洗脚时就抓紧时间背书。不知不觉,手里就捧着书睡着了。恍惚中,似乎又回到了小时候,病中的妈妈躺在床上昏睡,我在她的床前一边照应她,一边读书熬夜。那时候感觉读书十分幸福,一点也不觉得苦。而现在,长大后却把读书当成了一种压力。总要等到感觉知识不够用的时候,才想到要去充电。这是成长的悲哀吗?还是成长的幸福?
我并不是每天都有时间去听课的,有时候,厂里临时有事,需要加班,我只好旷课了。好在老师似乎并不在乎学生是否来听课,学生们也都来得断断续续。大家都是在职的,不可能每天都有时间来听课。只希望考试时达到60分就万事大吉了。
那几个月,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第一次考试,没想到我仅仅过了一门课,是《新闻概述》,考了63分。还有一门课考了59分,没拿到及格证。有个同学为我抱不平:“评分的老师也真是过分,一分都不帮你拉。”我很奇怪,是我自己没考好,老师凭什么帮我拉分呢?不过,心里还是十分沮丧,仅一分之差,就要从头再来了。难怪有人说走自学考试的路,简直要脱一层皮。但我依然为自己成功地过了第一门功课而欣慰,毕竟是一个良好开端。即使我每次考试只过一门课,那么一年两次考试就能过两门,十二门课我用六年就可以拿下了。
令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此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栏目的编导陆兰亭老师辗转找到我,邀请我去电台做一期节目。原来,她是从《新民晚报》夏连荣老师那里知道了我的故事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做直播节目,心里十分揣揣不安。当我带上耳麦,在直播间里把自己在上海奋斗的故事娓娓道来的时候,导播间的电话响个不停,无数打工仔打工妹打来电话,与我交流打工路上的酸甜苦辣。也是那一次,陆兰亭老师在听到我侃侃而谈、毫不怯场的直播状态后,决定邀请我做《海纳百川》栏目的特邀嘉宾。
从那之后,每个周日上午十点,我的声音便准时出现在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节目中,与上海三四百万的打工族们倾心交谈,探讨人生。从此我的生活很加忙碌,也更加丰饶了起来。正是做这档节目,使我结识了很多与我一样飞翔在上海的天空下的“天涯同命鸟们”,也使我在上海打工族中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尤为重要的,是锻炼了我的普通话。
爱迪生曾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这话用在我身上,竟也那么合适。
1997年是我人生大转折的一年。我跳槽了。
跳槽的念头从一年前就有了。在服装厂的六七年里,有一年半做流水线车工,一年半做组长,三年技术员。工作中遭遇了太多的惊涛骇浪,巨大的责任感像秤砣一样沉甸甸地坠在心上,不得片刻轻松。日复一日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心情让人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想换个地方呼吸新鲜空气。
更让我觉得委屈的是,技术科共有三名技术员,我是唯一的外来妹。我和其他两位上海同事付出的责任和辛劳一样多,但是,我的收入却只有她们的二分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为此而愤愤不平。我找厂长争取过,但无济于事。每到发工资那天,上海同事的信封上写着1500多元,而我的信封上写着700多元。每月如此。即使那个月我的单子比同事的做得多,月底的收入依然没有丝毫增加。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一直延续了三年多。我的心情日益灰暗。
我一直相信,冥冥中总有因果之说的。
早在1992年左右,我就因给《萌芽》投稿而结识了该杂志编辑沈刚,他帮我修改发表了一首短诗《嫦娥》,此后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联系着。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这个地道的上海人十分看得起我,对我不停地鼓励着。他还在一封信中建议我跳槽,说我的文采不错,人也聪明,可以换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他说他有个朋友在闸北区开了家广告公司,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推荐我去做文案。但我却有点犹豫。最大的担心是无法很快适应新的环境。现在的服装公司虽然机械枯燥,收入微薄,但毕竟驾轻就熟啊。
那段日子一直心情矛盾。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延续到1997年5月。我的第二个三年合同期满了。如果再续签,将又是三年为限。我决定趁此机会跳槽。
我给沈刚打了个电话,此时的他已经调到《解放日报》工作了。我刚说了我想跳槽,他就说:“你早该出来了,那里会扼杀你写作的天分。不管怎样,广告公司多少和文化沾边,这对你以后的发展有好处。”
如果正如算命的所说,我命中会有贵人相助的话,那么沈刚毫无疑问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好机会说来就来,有点让我猝不及防。
后来我才知道,沈刚所说的他朋友的广告公司,其实便是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的。这家名为“唐神文化传播公司”的广告公司,如今已在上海三千多家广告公司里排名前二十几名。当年,沈刚是兼职下海,他一边做着《萌芽》的编辑,一边与一个朋友合伙开着广告公司。当我去唐神广告公司报到的时候,内敛低调的沈刚依然是以引荐者身份带我去的。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有些员工找沈刚签字,才明白,原来他才是这家广告公司真正的老总。
正是这次跳槽,全然颠覆了我的命运。
当我决定辞职的时候,服装厂的领导才发现我的可贵。对我一向十分器重的潘厂长和石川先生轮流劝我留下。另一位大权在握的厂长委托工会主席转告我,只要我留下来,就会考虑给我加薪,薪水将会突破四位数。并且在厂里给我安排一间宿舍。这个诱惑如果早来三个月,也许我会欣喜若狂,感激不尽。但是现在,它出现得太迟了。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七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
最让我感动的是石川先生,他居然特意在一家饭店为我饯行。这个慈祥的日本老人,他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他一直把我当女儿一样看待。还给我起了个日本名字——米卡,意思是水中的花。每次,只要他在技术科门外,喊一声“米卡”,我就会答应一声。厂里的所有人跟他说起我的时候,也都是以“米卡”称呼。所以,在服装厂里,我基本上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本名,一个是米卡。
每次回日本,石川先生总会给我带来各种礼物,然后悄悄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提一只纸袋给我,那里面,不是一两件衣服,就是精美的日式点心,或是姿生堂面膜。他很风趣,总是用食指挡住自己的嘴唇,“嘘”一声,以此告诉我保密,不要跟其他人说。有一次,他给我带了一条漂亮的格子裙裤,我离开服装厂多年之后,辗转了两个城市,但是,我一直把那条裙裤带在身边,每个夏季来临时,在每个清风飞扬的日子里,我都会穿上它,就会想起那个慈祥而可爱的日本老头。
为我饯行那天,石川先生邀请了翻译钱先生和我的另两位女同事,与石川先生相处了五年多,我第一次见到他的伤感。他通过钱先生对我说:“米卡,你是我见到的中国女孩子里,最聪明、最勤奋、也最刻苦的一个。我相信你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都会很优秀的!可惜的是,你一直没答应做我的女儿……”
我的眼睛刹那间有点温热,喉头有点哽咽。其实石川先生不知道,我之所以不愿意认他做父亲,实在是我怕被别人说三道四。在厂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各种明枪暗箭。在做技术员的三年里,因为工作,我得罪了不少人。因为嫉妒,我被很多流言蜚语中伤过。为了保护自己,我总是尽量避免给别人制造流言的机会。石川先生会理解吗?
我安慰石川先生:“我还会经常回来看望您的,您永远是我的恩人和老师。我现在出去,主要是想发掘自己的潜能,看看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的心很野,也很大,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否则一辈子都心神不定。”石川先生点点头,“是的。年轻人,就应该多多闯荡,我很欣赏你的闯劲。但是——”他话锋一转,看着我的眼睛说,“米卡,我还要给你几个忠告:第一,你以后与人面对面说话时,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无论是对方在讲话还是你在讲话,你都要勇敢地直视对方的眼睛。眼神游移不定的人,往往会给人留下心术不正和不自信的印象。第二,在说话时,语速要平缓,声音要柔和,不要急燥,也不要吞吞吐吐,适可而止,不要没话找话。第三,与人握手要用力,让人感到你很热情……”
石川先生的这些话我没有用笔记下来,而是深深地刻在了记忆里。如今又是七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说这番话时的表情,就像一个父亲在对即将远行的女儿谆谆教诲着,那样推心置腹,那样苦口婆心。琐碎而又温暖。石川先生的这番话在我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他告诉了我如何树立自信与尊严,如何与人真诚沟通。
那天饯行到最后,喝了两杯啤酒的我还是哭了。谁也不明白我心里的酸甜苦辣有多重。七年的光阴,就这样一去不回了。我挥挥手,什么也没留下,也什么都没有带走。
上海市月浦镇熊田时装有限公司,就这样与我挥手说了再见。27岁的我从头开始。
如果把我到上海后的打工生涯分为几级台阶的话,到上海唐神文化传播公司无疑是第二级台阶。在这级台阶上,我欣赏到了在相对闭塞的服装厂里所看不到的景色。
初到唐神时,沈刚原本想安排我进文案部门的,但我却想到业务部去实习一下。业务部是整个广告公司最辛苦也最富有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