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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高纬度战栗-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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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件事也让邵长水感到有些意外。赵总队在看完现场后,首先批评了邵长水,家里藏有这样的“拓片”,为什么一直没跟他汇报?这一点,邵长水是意料中的。赵总队不批评才怪哩。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赵总队在批评完了他以后,又追问他和慧芬,曾跟谁透露过这“拓片”的事?慧芬居然显得很木然,不知所措,脸色灰白,说话也结巴了,说了半天,居然也没说清楚个啥。(她当然是想说她从来也没有跟别人说过这拓片的事。)说完就在一旁呆坐着了。慧芬这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琐碎,甚至还有点过于外向。有时也爱在邻里和同事之间插手一些本不该她插手的杂拌儿事。其实,她是个特别本分,也特别大大咧咧的人,可以说,一心只扑在丈夫和孩子身上,除了家和本职工作外,几乎不知道还有个“自己”。所以,只要长水和孩子们身体健康,工作和学习顺利,别的一切事情,她都不那么在乎。也就是说,除此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她张皇到如此地步的。
  难道她跟外头什么人透露过这“拓片”的事?邵长水暗自猜想道,觉得这事还真该好好查问她一下。但等赵总队一走,还没等他开口,慧芬就赶紧把门窗关紧了,把长水拉到里屋,瞪大了眼睛问:“你跟谁说过拓片的事不?”
  “咋了?”邵长水还真的让她问愣了。
  “跟我说实话。你说过没有?”慧芬浑身止不住地轻微战栗着,神情中的紧张也是从来也没有过的,好像在等待一个死刑判决,或最后的病危通知似的。
  “我怎么可能跟人去乱说?倒是要问问你……”
  “你真没跟任何人叨叨过?”慧芬不依不饶地追问着。
  “你咋的了?”
  “要是……要是你真没跟任何人透露过,那问题就肯定出在我这儿了……”她脸色骤然又灰白起来,眼神中立刻透出一丝恐惧和不解。她对邵长水说,“拓片的事,我跟外头人说过。但只跟两个人说过。这两个人就是赵总队和李主任。”
  “李主任?哪个李主任?”
  “你们省厅办公室的前任主任李敏分啊。”
  “你怎么会去找他俩说这事呢?”
  “也真是倒霉鬼催的。前一段老有警校的同事上我这儿来叨叨劳爷那案子。(慧芬在警校财务科当会计。)话里话外,老带到你,把我说得心里慌得不行。他们说劳爷这案子背景特别复杂,跟那个副市长‘自杀’和社会上那股反顾代省长的风大概都有牵连。他们都挺替你担心的,让我劝劝你,一定不能在这个案子里卷得太深。最近老有人在说,劳爷被谋杀完全是你邵长水造的舆论,说你被人利用了,故意在搅混咱省这一池子水,想趁机浑水摸鱼。我怕你担心,一直也不敢跟你说。但前两天又有人到我跟前来叨叨,他们说,你们家老邵凭自己的真本事,好不容易从基层一路摸爬滚打上来,而且还占着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就是从来也没参与过上层哪个山头里的那些烂事儿,从来也没得罪过省里哪边的领导。人又能干,聪明,实在。这样的人,省里特别缺。前程应该看好。干吗非得要去掺和什么劳爷谋杀不谋杀的事?我说,这不是咱们家老邵想不想掺和的问题,是领导上派给他的活儿。派到头上了,他能不干?他们说,可社会上都说,劳爷这案子本来特简单明了,就是让你们家老邵生造出一个‘谋杀’说,把水搅混了,才复杂化的……”
  “你就坐不住了?拿着那拓片去找赵总队和李敏分去为我开脱责任了?”
  “那天我真坐不住了。劳爷被谋杀这话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当领导的应该最清楚。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替你说说话呢?要知道,瞎话连说三遍,都能变成真理。况且现在不止说了三遍了。都有三十人三百人说了三十遍三百遍了。他们该站出来为你说句公道话了……”
  “于是你拿着这拓片,就去找赵总队和李主任了?”
  “……我没带着拓片……”
  “这是哪天的事?”
  “前天。”
  “前天?”
  “是的……”
  “找了赵总队,你怎么会想到还要去找李主任?”
  “我没想找李主任。我找赵总队说事的时候,看巧当时李主任也在那儿。”
  “李敏分也在赵总队家里?”
  “是的……”
  他俩怎么老在一块儿?
  难道说,是他俩中的谁向外透露了拓片的消息?是有意透露的,还是无意间透露的?假如说是故意透露的,那事情就真复杂了……
  偷盗者上家里来啥也不拿,直奔“拓片”而去,就凭这一点,也能说明,他们是跟杀害劳爷一事有牵连的。如果赵总队和李敏分中的那一位真是有意向他们透露拓片的消息的,那么,能不能说明这个人跟杀害劳爷也是有一定关联的呢?
  邵长水不敢再细想下去了。
  他不信。也不愿意信。尤其不信,说赵总队跟谋害劳爷有什么牵连。当天晚上他就要找赵总队去澄清这档子事。慧芬拽着他,死活不让他去。这也是她从来也没做过的激烈行为。“你怎么那么傻呢?这会儿怎么能去跟人当面对质呢?你这会儿去当面对质,万一这档事真的跟他赵总队有关,不等于在跟人叫板儿吗?不是等于逼着人家跟你摊牌吗?咱们有啥本钱跟人摊牌?”慧芬哭着喊着,人跟疯了似的说道,“……长水,咱们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咱们惹不起,总该躲一躲吧?他们一定要这拓片,就让他们拿走好了;他们一定不想让人知道劳爷是被谋杀的,就让他们折腾去,爱说啥说啥。只要你人不出事就行。你瞧瞧劳爷。管那闲事,到最后落了个啥结局?甭管是车祸死的,还是让人害死的,他总归是死了。死了,就啥都没了。你还想走劳爷的路?别再管他们这些事了。让他们去,爱咋咋的。我们管不了。到这份儿上了,你还没明白过来吗?他们不想让我们刨根问底地管。不让管就别管了。我们也管不了那么些!!”慧芬不停地叫嚷着,撕扯着邵长水的衣襟,就是不让他走出门去。她从来也没像这样失态过,一时间把两个孩子的脸都吓青了,相互依偎着,躲在里头那个房间里,直哆嗦。
  邵长水不作声了。不作声并不表示他已经同意了慧芬的这些说法。不作声也不表示他最终将对妻子的顽强和固执会做彻底的让步。他只是不想让眼前这个忽然间爆燃起来的“大火球”吞没了自己这个家,更不想由此给邻里们造成某种不良“影响”。他是个非常注意“社会影响”的人,也比较看重上下左右之间那点关系。他经常告诫慧芬,关照别人,就是在关照自己。老人说,堵啥也别堵人的路,这是做人最忌讳的事……
  半个小时后,慧芬渐渐平静了下来,但还是拦在家门口,不让邵长水外出一步。
  当天晚上十点二十分左右,省公安厅厅长袁崇生在家里接到赵五六的电话,说是要上家来说点儿事。袁厅长一向不喜欢人找到家里来谈事儿。其实,只要是个正经当官的,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让人找到家里来说事儿,除非你跟人有“交易”。既然有交易,当然就不能在办公室进行了。袁崇生是吃过这方面的苦头的。有一度——那时他刚担任省城公安局的局长,那可是全省公安系统中,工作量最大、治安保卫任务最繁重的一个局。那一段时间,由于没把好这个关,真把他折腾惨了。一天二十四小时(真是二十四小时,一点都不夸张),总有好几拨人轮番地守候在他家门口。有的干脆进家待着,有的一待就是一天。你还得管他吃喝。有的比较老实,在外头台阶上一蹲,不吭不哈地,你叫他进屋他也不敢进;有的就不行了,又哭又闹,折腾得你全家“鸡飞狗跳”。有一回,一个穿着件破军用棉大衣的男人,一脸的连鬓胡,提着一个脏兮兮的布口袋,找袁局长为他亲弟弟申冤。他那亲弟弟让乡长一家人打了,打成瘫痪没人敢管。听说袁局长“秉公仗义”,就带他弟弟来找局长讨个“说法”。人问:“你说你带着你弟弟,咋不见他人?”那家伙把布口袋往袁崇生家客厅的桌子上一放。打开口袋,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吓傻了:那口袋里居然装着一颗血迹斑斑的人头。几天前,他弟弟因伤重,又没钱医治,已经死去。他今天是带着他弟弟的人头来找袁局长的……从那以后,袁局长家里的人只要看到提着包、拿着口袋来找的,都会胆战心惊。再后来,袁夫人代表全家人正式跟局长大人“谈判”:如果你继续乐意在家接待这些来访的客人,我们也没法拦你。但是,我们全家必须另找地儿了。要不,你就正正经经按程序来,严格把家和办公室给我们分清了,还我们一个清清静静过日子的窝。局长大人接受了后一个提议,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坚决制止任何人上家来说事儿,有一度还派了两个警卫在家门口维持秩序……从此以后,一般人都不上家里去找。也没人再敢上家里去找。贸贸然闯去了,袁厅长他真给你脸色看。
  “一定得在家里谈?”那天晚上,袁厅长在电话里这么问赵五六。论资历、论警龄,赵五六都跟他差不了多少。他知道,要不是情况特殊,这位刑侦总队的总队长是不会破例上家来麻烦他的。“还是上你家吧。要不,上你办公室也行。”赵五六在电话里试探着问道。“行了,我就不往外折腾了。还是你来吧。我这儿还有多半瓶茅台。还有点卤狗肉。”“谢了,半瓶茅台还好意思拿来说事儿。你要真想喝两口,我带一瓶整的去。”“我告诉你,你还别瞧不上我这半瓶。我这可是真家伙。还是那年茅台酒厂上省里来搞活动,他们的老总送我的。给了一箱,就剩这一瓶了。我敢这么说,你那瓶整的,肯定是假的。别说一般店里卖的,就是五星级宾馆里供的那些茅台,不少都是假招子。这是酒厂那位老总亲口跟我说的。”“行行行,谁真谁假,咱们一会儿不就清楚了吗?你等着。”
  赵五六深更半夜地闯上门来找袁厅长,就是来报告邵长水家刚发生的那起“拓片”失窃案的。下午,厅党组开会讨论要不要撤消那个专案组。有两位党组成员坚决主张不撤。赵五六是其中最坚决的一位,跟两位主撤派的党组成员还认真激辩了一通。最后双方形成二比二的僵局。最后,袁崇生表了个态,才使局势整个逆转了。他说:“撤和不撤,都有理。但是从维护和保持省内当前大好的稳定局面来看,撤,似乎要比不撤更必要一些。你们觉得怎么样?”他征求意见似的看了看那几位党组成员。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另一位一直主张不撤的党组成员马上改变了态度:“那就撤吧,当然以大局为重。我没意见。”“你呢?老赵。”袁崇生转过脸来征求赵五六的意见。“那就撤呗,既然你们都这么认为……”赵五六只得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话虽这么说,但心犹不甘,散会以后,赵五六想再跟厅长申述一下不该撤的理由。
  但厅长以马上要去参加省政法委召开的一个碰头会为由,委婉地拒绝了赵五六“再谈一次”的请求。假如单纯从案子本身的角度出发,袁崇生当然明白,不撤是正确的。劳东林这个案子里肯定包藏着“大猫腻”。退一万步说,就算那天肇事司机本人对劳东林并没有故意的加害意图,这件事也值得深究。因为,肇事司机本人对劳东林没有加害意图,并不等于说整个这件事就一定不会是出于某个“圈套”和“阴谋”。有目击者反映,事发当时,在驾驶室里,除了喝醉酒的肇事司机外,还坐着一个中年人。事发后,这个神秘的中年人就消失了。很难说,在这辆肇事卡车撞向劳爷的那一瞬间,把着方向盘的到底是这个已经喝晕了的肇事司机,还是那个事后神秘失踪的中年男人……肇事司机逃逸后被抓,他死活也不承认事发当时还有这么个“神秘人”存在。现在暂时也找不到其他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神秘人”的存在。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个重大疑点。在排除这个疑点前,就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个案子继续侦查下去。同理,在排除这个疑点前,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匆匆忙忙地给案子下结论定性。但事实上,有关方面,以异乎寻常的“效率”,“办妥”了此案,给它定了性,做了结论。
  这样一起涉及谋杀的“车祸”案,按说应该由省厅直接过问。但最后的定性和结论却都没让省厅经手。这里有些情况,袁崇生没跟赵五六说过。说实话,他也不可能告诉他。劳东林车祸案发生后不久,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突然打电话给袁崇生,询问本省公安系统近年来的装备情况。经费匮乏,装备落后,一直是省公安系统的老大难问题。不说别的,就说我们一些基层县市局侦查员现在还开着老掉牙的普桑和北京212吉普,怎么去跟踪和追缉驾驶着帕萨特和宝莱的犯罪分子?曾经还发生过这样的事,犯罪分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掉转车头来撞我们的车,生生把我们几个侦查员憋死在被撞变形了的老爷车里。而他们由于座驾的安全防护性能出色,在撞击后,居然还能带伤脱逃。
  因此,强烈呼吁尽快改善公安干警的装备,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要彻底改变这个装备状况,有相当大的难度,不是一两笔小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袁崇生逢人、逢会必谈此事。他是省人大代表,还到省人代会上写过提案。近年来,大中城市的状况已经有所改观,但基层县市局,情况仍然可以说“困窘不堪”。个别县局连工资都发不全,遑论装备?省里管钱的领导见了袁厅长,往往是能“躲”就“躲”,其缘故就是因为受不了他那“纠缠”劲儿。但这位副秘书长,手里并没有多大的财权,公安司法也不在他分工过问的职权范围之内,今天怎么会主动找上门来谈这个“敏感的老大难话题”呢?经验告诉老袁,姜太公直钩子钓鱼,意当不在此。果不其然,在感慨了一阵公安系统的装备状况后,这位副秘书长突然把话题一转,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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