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闲集-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品:三闲集
作者:鲁迅
内容简介:
本书收作者1927年至1929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末附作于1932年的《鲁迅译著书目》一篇。1932年9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作者生前共印行四版次。
作者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樟寿,字豫山,后改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代表作: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 人称“文思革”。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县。儿时享受着少爷般的生活,慢慢家基衰败变得贫困。青年时代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898年更名为周树人,字豫才。1902年公费至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理想以自己的双手去治病救人,后因战乱纷起改行为作家,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见《呐喊》自序)。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广州、绍兴任教。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7年与许广平女士成婚,生有一男名周海婴。有3个侄女。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著作收入《鲁迅全集》,作品及《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后于1981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小说中《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较为知名。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以笔代戈,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文豪”。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正文
序言
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末附作于一九三二年的《鲁迅译著书目》一篇。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序言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1〕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2〕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3〕,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4〕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5〕,太阳社〔6〕,“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7〕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8〕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9〕,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10〕,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11〕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12〕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13〕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14〕,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15〕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16〕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17〕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18〕。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编讫并记。
〔1〕一二八战争时,作者住在临近战区的北四川路底,战事发生后即避居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三月十九日迁回原寓。〔2〕“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发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其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3〕作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从广州到上海后,曾先后应邀在一些学校讲演。十月二十五日在劳动大学作题为《关于智识阶级》的讲演,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十月二十八日在立达学园作题为《伟人的化石》的讲演,讲稿未详。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闻报·学海》。十六日在光华大学讲演,有洪绍统、郭子雄记录稿,发表于《光华》周刊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编者加题为《文学与社会》。十七日在大夏大学讲演,题目和讲稿未详。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后收入《集外集》。此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在江湾复旦实验中学作题为《老而不死论》的讲演,讲稿未详。十一月十日在大陆大学讲演,题目、讲稿未详。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离骚与反离骚》的讲演,有郭博如记录稿,发表于《暨南校刊》第二十八——三十二期合刊(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一九二九年五月,作者到北平省亲,于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作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讲演,后收入本书。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六月二日上午在第二师范学院、同日晚间在第一师范学院讲演,题目、讲稿均未详。
〔4〕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发生时,作者在中山大学担任教职,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忿而辞去一切职务,于九月间离广州去上海。
〔5〕创造社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一九二七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一九二九年二月,该社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丛书》。关于革命文学论争,参看本卷第66页注〔1〕。
〔6〕太阳社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鑨、孟超等。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一九三○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该社自行解散。关于太阳社和鲁迅在一九二八年的论争,参看本卷第66页注〔1〕。
〔7〕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周刊),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新月社主要成员曾因办《现代评论》杂志而又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先是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转而投靠国民党,同时鼓吹“英国式的民主”,重提“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在文学上竭力攻击革命文学运动。“正人君子”,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时,拥护章士钊的《大同晚报》,称现代评论派(后为新月派)的陈源等人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8〕“有闲即是有钱”见《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该文引用成仿吾说鲁迅等是“有闲阶级”的话之后说:“我们知道,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没落者”,见《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石厚生(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传闻他(按指鲁迅)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封建余孽”和棒喝主义者,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按法西斯蒂,当时有人译为棒喝主义。
〔9〕廖君即廖立峨,广东兴宁人。原为厦门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一月随鲁迅转学中山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