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你算一个裘-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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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了台，却手段严酷，打击异己毫不容情，他绝不许任何人对他的话有丝毫怀疑，要是有谁在他讲话时在聚义厅上咳嗽一声或者皱皱眉头，那就大祸临头。
本来当个暴君也没什么，等那些雄心勃勃想要当谏臣的家伙明白你是个暴君的时候，自然就会自己老实下去。问题是我弟弟当年当众演讲过的那些话和发表过许多论述自由的文章如今就成了芒背上的刺，闪闪地扎着自己的屁股。张勃这时候跳了出来展现他的大勇，他以雄辩和滔滔不绝的辞令让大家都看清了：当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时，必然会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大师兄被杀这件事，在大师兄看来，就是失败，在我弟弟看来，就是胜利；再比如说，刽子手斩杀司徒长老的时候，在刽子手看来，就是挥刀下砍，胳膊发酸，在司徒长老看来，就是脖子断掉，就此嗝屁。你看，只是角度不同，结论就是完全相反的。同样的，在大师兄独裁时期，我们拼命地扯着嗓子，额头上布满青筋地发布自己的言论，那就是民主，但翻过来说，明主在台时，独霸大权，杀掉阻挡前进步伐的小虫豸，担当起帮派发展的所有责任，那就是高效率的民主。
他就这样以飞燕般轻盈灵动的思想，口若悬河，酣畅淋漓地说服了剩下来的所有人，让大家心安理得地接受严格的法律约束，努力将铁掌帮建设成一个拥有高效率高抢劫力和高品位的强盗组织，简称“三高运动”。
这样翻来覆去地解释同一件事情也有副作用，因为它会穷尽一切可能，如果演讲者没有掌握好拓扑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张勃在某次讲述大师兄翻把的历史时，说的话太急引起舌头打架，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给兜头装了进去。
形势急变骤生，让人看不懂怎么回事。他与死去大师兄勾结，要谋刺我弟弟的铁证转眼在马厩里被人发现，派出搜查的人挖出了埋藏的铁枪和盔甲，这些枪和盔甲埋藏了许多年，都长满了厚厚的铁锈，这足以证明张勃的谋反处心积虑早已存在。
这项罪行报告交到我弟弟面前，我弟弟的面上不知道为何闪过一丝愉悦的红光，这个猴爪山上最勇敢的护法就当即被拖下去五马分尸，然后曝尸于野，任凭阳光和雨水冲刷。我弟弟看着他的尸体如一朵妖艳的花在泥水中凋零，不由得面色哀伤地说，张勃的才智无人匹敌，天生的一个好护法。可惜啊可惜。
这宗谋反大案牵扯广大，几乎帮里原有的头面人物都被牵连在内，于是各种职务人员来了场大洗牌，扶持我弟弟上台的诸多功臣被贬黜，当初卖私酒给我们的潘大石摇身变成了我弟弟仰仗的肱股重臣，不过他的好日子也没过上多久。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没办法，江湖就是胜者为王败者寇。
程伏兔老得更加厉害，连话都说不周全了，也只有他逃过了那场绕来绕去绕上了许多人的大清洗。这个无害的老家伙现在除了坚持树他的篱笆外，对外面的一切不闻不问。人们对他过去的勇武和功绩的记忆越来越暗淡稀薄。
铁掌山收拾完后，随后，他要到四川杀青城派掌门，然后还要到湖南的衡山去一趟。
“谢谢你，把信给我吧。”可依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向我伸出一只手来。她低头抽出信纸的时候，我转头看到屋子里一张雕刻着蔓卷的藤萝和花卉的红木大床，大床的四周挂着透明的布幔，大床上铺着闪亮的黄色绸缎，散发出阵阵女人的体香，我恍惚起来，觉得自己似乎在那张床上躺过。但我从来都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我们都知道，想象力丰富的人都无法相信自己的记忆。
“你弟弟又要去杀人了是吗？”可依嗤地一笑，“他可真会闯祸。”
“我弟弟报仇去了，他让你不要担心。”
我们的仇人是衡山派的，自然不能杀他一个了事。在江湖上，仇恨越大越要大张旗鼓地报复，等待的时间长短没有关系，一年报不了就等十年，十年报不了就等二十年，反正早晚这笔帐都要清一清。
湘江鱼草石一战，铁掌帮聚歼了衡山大小两千余人。我弟弟单人独马，用一双铁掌劈死了二十八名衡山好手，亲手抓住了仇人衡山派掌门，然后当着他的面让铁掌帮的帮众强奸他的妻子和女儿，杀死他的儿子和襁褓中的孙子，最后把他竖着埋在地里，只露出头在地面上，再赶着四头牛拉的铁犁，犁开了他的脑袋。我弟弟的仇恨在熊熊燃烧的大火映衬下，仿佛比冲天的火光还要明亮，还要灼热。
那天晚上，他跑死了两匹马赶到了这座小镇上，然后在小红楼里喝得酩酊大醉。我喜欢的那个女人温柔地抹去他身上的血迹，为他拉上被子，她看着他的目光中充满真正的柔情蜜意，那是永远也不会投到我身上的目光。
有一种说法说可依就是那个黑衣女人，但我看不出来她会武功，而且我也不在乎她是不是那个愿意为裘二死的女人。这不是我想要的故事。我想写关于自己的爱情，而不是我弟弟的。
我撕掉了这一章节，然后一遍又一遍地重写此段，但我怎么也不能让自己靠近这个女人，我弟弟就像一座山一样始终横在我面前。
没女人来找老当的时候，他就偷空给我上课：“你太小心谨慎，太把她当回事了，就反而没戏了。说到底，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要想让女人爱你，你就得先学会当一个流氓。”
我开始租些港台片来看，古惑仔啊，黑社会啊，抢银行啊什么的。
“不够，还要租些带色的碟看，”老当直截了当地和我说，“这年头，谁拿纯洁当优点呢？”
我借了副墨镜，把头发整乱，穿着一条破牛仔裤，然后冲到学校东门外的租碟店，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有毛片吗？”
“没有！”那个老板头也不抬地一口回绝，“我们这是正经的店，怎么可能有毛片呢。”
店里人很多，我看到一名中年人走了进来。那人穿着一身笔挺的干部装，头发半秃，戴着副黑边眼镜，脸色严肃得无法再严肃了。他在店里背着手，以批判和鄙夷的目光，注视着两侧架上半裸的美女和举着大枪的肌肉健男。他让我想起了我们家乡小镇上的干部，看到他的目光扫过来，我就心虚地低下头。
店老板也看到了那位中年干部，他猛地从柜台后面站了起来，用手拨开人群，像游泳一样走到那干部面前，压低声音问：“要毛片吗？”
那时候，我一心想当一个坏人而不成，只是在花店周围盲目地进进出出，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干嘛。
我当不了流氓，我最多只能算上一盲流。
八 这自由飞翔的城
每一学期结束前，自杀的人是最多的，这里面又以跳楼的为多。每到这一季节，学校就会把楼顶封闭起来，我们不能再上到楼顶上了，但真正想自杀的人总是能找得到办法。他们想方设法躲避封锁，从通风管道，从电梯井里爬上屋顶。学校面对的是一群智商最高的自杀者，始终落在下风。
封锁最严密的时候，有一个人打了文科楼的主意，那座楼的楼梯是四跑的，中间有个很大的天井，他从天井跳了下去，砸在了楼底摆放着的一列木头文件柜上，落下了终身残废。这算是学校赢了一阵，但学校不总是赢的。
我们继续上课，躲闪着满天飞舞的跳楼者，一个个的黑影纵横交错，仿佛映在天空上的黑色符号。他们在自由飞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至少他们是自由的。
我前面说过，虽然这一年来我老实了不少，但系主任目光如炬，还是盯着我不放。他们收起了火刑柱，但却没打算就此罢手。
那时候，大三有个坎，每个校区里都有几个放血指标，要将一些可疑分子送到校医院去治疗，这属于保险措施。系里头为了拯救我这个后进，煞费苦心从精密机械系里抢来一个指标。系主任对我确实算得上仁尽义至，他为了让我学好，成为一个栋梁之材，头都秃了。
我们学校那时候还没有吞并协和医科大学，但校医院的力量已经十分雄厚了。那时候医院里关了不少自称的校园画家和校园诗人，刚进来的时候，大家的嘴都蛮硬的，不就在黑板上画了两幅漫画，写了两句歪诗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躺在医院里还可以借机不用做早操了。
医生们对付这些人极有经验，他们先是建议我们大家把长头发修短了。医院里配备有理发师，除了理发刮面之外还负责处理外伤创口，拔牙什么的。
刚开始总是没人响应医生们的建议。
“喜欢留长发是吧？”医生们说，然后给我们的铁床通上电，篷的一声响，那些坚持留长发的人全变成爆炸头，头发卷曲着向外辐射，看上去仿佛顶着原子弹爆炸后腾起的蘑菇云，躺在枕头上能把枕套戳出千把个窟窿，荞麦皮洒得到处都是。
电疗是基本疗法，此外还有解梦、催眠、训斥、示众、当众鞭打等等心理疗法，不一而足。他们最喜欢的是给我们放血，曾经有个医生自夸说把一个有名的校园诗人放血17回才治好，要是放出去给江湖医生去治，那学生早就呜呼哀哉了。
这些医生都对自己的职业极自豪。对他们老治不好，败坏了学校声誉的那些病人极其恼火，他们威胁我们说，再不好好配合治疗，就送到隔壁北大去。我们一听就炸了窝，众所周知，那是所最丢人的大学，老出诗人和写小说的疯子，还经常出几个臭嘴，和社会对着干，人民公安早盯上他们了。
医生说要把我们送到北大去，那是很严重的侮辱。听说那所乱糟糟的学校里还有学化学的改行写言情小说了，学物理的改行写科幻小说了，都是无照营业的那种，简直是丢人丢到家。我们一听就急了。那时候，我们其实也就偶尔犯个坏，当个业余流氓就很满足了，真要我们去当职业流氓，怎么能答应呢？职业作家有发粮票吗？有发副食补助吗？他们能为GDP做贡献吗？
我们那时候看不起作家，就跟医生看不起外科大夫和理发师是一样的。外科大夫不属于医生编制，他们属于体力劳动者。而医生是大学毕业生，会写英文的病历，他们看不起一切需要动手的职业。解剖尸体的时候，他们端坐在椅子里，让卑贱的外科大夫——或者理发师操刀。当然啦，尸体解剖他们是垄断的，如果某个外科医生搞到一具尸体来解剖的话，他们就会拼死抵抗。
在这所著名大学的校医院里，研究气氛浓郁，所有的医生总要抽空整理他们的博士论文，那些题目往往如下：
空气是否较饮食更为必需？
害相思病的女子应否放血？
每月醉酒一次是否有益？
女子貌美者是否多产？
活虾蟆作腰带是否可以治疗水肿？
生吃牡蛎可以代替威尔刚吗？
孔雀的屎可以治疗癫痫吗？
诸如此类。
实际上由于他们花在这些论文上的时间太多了，反而没时间来给我们放血了，于是就把这个任务交给理发师做，他们还可以一边放血一边给我们刮头发。那一段时间的治疗很有效果，我的脑子里不再轰轰作响，睡觉的时候也不再胡思乱想，做方案的时候冷静了许多。副作用就是两脚发软，一挨枕头就睡觉，而且梦还多。我有时候梦见自己在考试，醒来发现自己真的在考试。
那时候食堂暴力屡禁不止，有时候是学生和学生打，有时候是学生和掌勺的大师傅打，有时候是掌勺的大师傅和大师傅打，让校医院忙个不停，这大大耽搁了我们的治疗。学校决定取消到食堂用饭的制度，改为学生每人每天交纳伙食费8元到食堂，食堂发放快餐到宿舍。
我们交上去的钱全变成硬皮馒头和豌豆，一块肉也看不到，一个个人的眼睛吃得都跟豌豆似的。系主任对此也极为恼火，因为这样他们就分不清谁在上课睡觉了。后来我的几名同学就趁半夜到食堂刷标语，写着“我们要吃裸体馒头”“我们要吃肉”“我们不是鸡，不要喂沙子”“苍蝇要煮熟”等等，再后来他们都被抓住了，被判监禁半年。
我那时候正躺在医院放血，没赶上刷标语的事，所以就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替同学们答到。因为一个人要负责喊到的次数太多，为了不让点名过程太单调，我苦学了一阵各地方言，用各种语调答到。那阵子我和老师就像是在说对口相声，完了总会有人鼓掌喝彩。
那时候，我还在心中设想了无数个开口约她的方法，来回过上无数遍，我想到了各种可能性，她会拒绝，会犹豫，还是会同意。我设想了她的每一个反应出现时，我该如何应对。按兵法所说，这样就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一进花店，我就紧盯着她看，我绕着那些摆放在中央的大叶绿萝，摆放在镀锌铁架上的杜鹃和山茶来回地走。她肯定会意识到我在注意她。她没有看我，但明显得显得紧张，她的气息变得急促，不安地左右看着，想寻找什么事来转移这种不安。但是没有别的客人。只有我和她。
我在那儿绕着花架走啊走，看到她的身体和面孔逐渐被被花叶和铸铁花架盆罐切割得支离破碎。
在她最紧张的时候，我就要开口。
“和我一起去吃晚餐好吗？”
她一定会说不行，或者不说话，只是惊惶地看我一眼，然后摇摇头（女孩子嘛，怎么会一开始就同意和陌生男子出去约会呢。如果她同意呢，嗯，那就不用再想下去啦）。
“不行，”她小声说，“我没空。”
“那么喝杯咖啡怎么样？”
她还是继续摇头。
“可乐？也不要吗？”
“去喝杯水好吗？那么去和我喝杯水总行吧。”
如果她连和我出去喝杯水都不同意，我就不再问了，可我还是不走。那时候，我就会厚着脸皮，像一个流氓一样看她，从上到下，慢慢地看。
但实际上在花店的时候，只要她转过头来，扫上一眼，我就立时觉得自己全线崩溃，灰头土脸，难以见人，无地自容，只好转身一逃了之。我的完美计划从来没有实施的机会。
那时候，虽然没什么借口，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