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元-第6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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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秀宁和李洛都是一愣。他们倒是没有想到这个。
是啊，这红薯等庄稼，是征税还是不征税？
这些作物，大多用的都是不适合种植主粮的荒地，又是好几种，怎么统计呢？
而且，主粮是硬通货，吃不完的肯定能变现，朝廷必定会收购。可是这些副粮，朝廷不可能会收购，变现很难，朝廷难道征收实物？
要是征收银圆，那就是变现的加税了，不符合大唐国策。要是征收实物，朝廷要这么副粮干什么？又怎么储藏？
副粮是补充主粮的。有了副粮，百姓的食物不但更丰富，主粮也能消耗的更少，就有更多的主粮卖给朝廷。
崔秀宁想到这一层，顿时露出微笑。
她心中有数了。
不征副粮的税。
但是不征这个税，朝廷也能多一份收入！
为什么？很简单。
有了副粮，能养殖的家禽也多了，农户不光生活改善，也能剩下更多的主粮卖给朝廷。
遇到丰年，农户完税之后还能有小半的粮食出售。要是年景不好，完税之后就没有多余的粮食卖，自己能吃饱就不错。要是遇到灾年，那不但自己吃不饱，税都交不上，甚至还需要朝廷赈济。
而在古代，就算水利设施搞得好，因年景不好而歉收的年份也比较频繁。这就导致，即便这几年大唐兴修水利，大力恢复农业生产，可农户能出售的余粮却始终不多。
粮食安全仍然达不到李洛和崔秀宁的要求。朝廷的粮食专卖收入，也增长缓慢。
就说眼下，酿酒业等需要粮食的加工业还没有完全放开，就是因为国家粮食不够充裕。
可有了副粮就不一样了。
百姓能卖的主粮多了，那么朝廷就能收购更多的粮食来卖给不生产粮食的人。
这样，朝廷的粮食专卖额度就更大，专卖收入就多了。
也就是说，哪怕不征一文钱的副粮税，朝廷的收入也会增加一笔。
既然如此，那为何还要征收副粮税呢？
“副粮，就不用征收了。这样，百姓的日子也能更好过一点。”崔秀宁说道。
林必举等人当然也想到，为何皇后陛下不征副粮税了。
要是连这个都想不到，还能做宰相么？
“梓童说的不错。副粮就不征税了。”李洛笑着说道，他心中也明镜似的。这个经济账，他还是能算过来的。
林必举高高举起玉笏，然后在掌心连拍三次，感慨的说道：
“陛下和娘娘仁爱天下，造福苍生，诚圣人之心，光风霁月，春风化雨，惠泽亿万斯民哉。我大唐百姓，得为圣人治下之民，何其幸也！”
百官一起以笏拍掌，纷纷称颂皇帝皇后。
负责朝议记录的司录寺官员，立刻秉笔写下：“洪武六年十一月二十三，常朝。中相林必举言副粮税事。天子令不征，以惠民哉。”
李洛放下茶盏，“文先生，这《宋史》修到何处了？进展如何？”
文天祥卸职都督西北诸军事后，接了《宋史》总裁官之职，组织朝野名士百余人，主持编修《宋史》。
这么好的差事，当然是李洛对文天祥的一种奖赏。
文天祥出列奏道：“回禀陛下，《宋史》编修者，共计一百三十八人，都是朝野饱学之士。如今已经修到真宗朝之事了。”
李洛肃然道：“真宗朝的大事，莫过契丹南侵，澶渊之盟。以文先生所见，这澶渊之盟，《宋史》应该如何定论呢？”
后世很多论调，说《澶渊之盟》签订的好，那些岁币对大宋不算什么，还能保持双方百年和平云云。
李洛对这种论调很是不以为然。
事实上，宋朝武力，恰恰是从《澶渊之盟》后开始崩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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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7、1008节 唐国密议…远东阴谋（大章节）
李洛很清楚《澶渊之盟》的危害，不在于这个盟约的本身如何，而是这个盟约带来的毒副作用。
他之所以在朝会上借修《宋史》谈起《澶渊之盟》，就是给大臣们上一课，告诫他们：国虽大，忘战必危！
无论在什么时代，都要保持敢战之心，能战之兵。
李洛认为，《澶渊之盟》后宋辽百年和平，其实盟约本身的作用并不大。
两国的确保持了长期和平，可真的只是《澶渊之盟》的作用么？
只要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就知道不是这么简单。
宋朝当然是不想再打，也不敢再打。宋廷上下对契丹的畏惧，使得宋太宗北伐大败后再也不敢北伐契丹，一心求和苟安，是不会主动挑事的。
君子嘛！
为此，宋廷严格约束边疆百姓，让他们千万不要得罪契丹人，还禁止一向尚武的边疆百姓“禁习弓马”，免得契丹“误会”。
契丹人越界，也会被边境官吏好说歹说的礼送回去。可要是宋人敢越界，那不好意思，官吏一定会严厉惩办，还是免得契丹“误会”。
所以宋辽边境，其实很不平等。这在宋人诗词和笔记中都有记载。
所以无论有没有《澶渊之盟》，宋廷也很难主动出兵挑事。
那么契丹为何要遵守盟约呢？
契丹不南侵，和宋廷的原因完全不同。
宋廷是不敢，也不能。
契丹是不能，而不是不想。
《澶渊之盟》固然约束了契丹的南侵，可绝非唯一的制衡力量，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制衡力量。
要知道，契丹可是在五代时期灭过两个中原王朝，曾经短暂统治中原的夷狄。契丹人当年在中原地区的屠杀也很多，光是相州，三十年内就被屠城了两次。导致相州从唐代的繁华大城，变成了名不见经传的小城。
这样的夷狄，怎么可能不垂涎中原的花花江山，不想再次占领中原？
这符合强盗的行事逻辑么？
光靠一纸盟约，就能让这样的夷狄不南侵了？
《澶渊之盟》后，契丹贵族很少南侵，主要是因为不能。
为何不能？看看辽史，看看契丹的内乱有多频繁就知道了。
不是皇族争夺皇位，就是贵族叛乱，很少有稳定的时候。可以说，辽朝是内乱最频繁的王朝之一。
这导致契丹中后期一直处在动荡之中，使得契丹无暇南侵。要是皇帝前脚离开上京御驾亲征，说不定后面朝中就有人叛乱。
要是皇帝坐镇上京，派别人统兵南征，那说不定也会发生叛乱。
就是金兵反辽了，契丹贵族还是在无休止的叛乱，内斗。
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也不是没有道理，起码在大多数时期，的确就是这样的。
在这种局面下，契丹南征的风险太大。皇帝固然害怕后院起火，贵族们也不敢轻动。就是游猎出巡都容易被人政变兵变，别说南征了。
辽朝两百年，光是有史书记载的重大内乱，就有二十八次之多，没有被记载的和不重大的内乱，更是不知凡几。
唯一稳定的圣宗朝，还数次攻伐高丽，镇压渤海叛乱，西征回鹘，北平室韦，东讨女真，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也无暇南顾宋朝。
辽圣宗死后，内乱再次频繁上演了。
这才是契丹遵守《澶渊之盟》最重要的原因：内乱频繁，无暇南顾。
所以是不能南侵，不是不想。
那么纯粹以军事的角度，契丹军队有没有灭掉北宋的实力呢？
后世普遍认为，辽军没有灭宋的实力。
对此李洛的观点和主流史观不同。
他认为军事上辽军有灭宋的实力。确切的说，有灭掉中后期北宋的军事实力。
辽军的腐朽速度，远没有宋军那么快。
宋军的战力，直到太宗时期，其实仍然很强。唐末五代的尚武余烈，可不是盖的。宋初的宋军，战力绝对能在历史上排名靠前。
真正的彻底堕落，是在《澶渊之盟》之后。
而辽军的战力，直到灭亡前夕，仍然不差。阿骨打反辽，辽国在内乱频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了十年才亡国，这其中还有宋朝联金灭辽的功劳。
即便如此，宋朝精锐的西军，也在配合金军北伐时，以优势兵力却被辽军残兵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葬送了宋军最后的精锐，统帅童贯狼狈逃回东京。
而耶律大石以区区两万残兵，得以远征西域，建立西辽，一度还曾东征金朝，迫使金军长期在西北保持重兵防守。为了对付西辽，金朝不得不对西夏怀柔，和西夏结盟。
金军能有多少女真兵？南征灭宋的兵马，很多都是投降的辽军，却能打的宋军屁滚尿流。
可见，中后期辽军的实力，强过中后期的宋军太多。这个差距，一定比宋初时大。要是三十万契丹骑兵没有后顾之忧的南下，以战养战，战力孱弱的宋军拿什么抵挡？
起码尽占黄河之北，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让北宋享受百年太平的，还真不是《澶渊之盟》，而是契丹封建制度先天不足，保留了大量的奴隶制残余，使得贵族势力过大，政治动荡，缺乏从容南征的操作时间和空间。
政治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实力。契丹不能灭宋，就是政治上的实力不足。
也就是说，就算没有签订《澶渊之盟》，北宋没有年年资敌送岁币，契丹还是无力南侵，除非契丹能解决政治上的短板。
是不是很讽刺？按照李洛这个观点，北宋花的其实就是冤枉钱，属于白送。不花这个钱，契丹也不敢频繁南征，双方不时打一打，宋军还能在辽军压力下保持较强的战力。
那么，宋军就有实力压制党项李氏的崛起，说不定还能趁着党项李氏弱小时灭了他们。而且，金兵就未必能轻易灭亡战力不弱的北宋，北宋还有可能拿回幽云十六州，和金国在长城一线对峙。
倘若那样，金国无法占领中原，就能保持在塞北的实力，压制蒙古崛起，或者有机会灭了蒙古，蒙古无法崛起，那么…
李洛不敢想了，越想越觉得，《澶渊之盟》带来的影响实在太大。
“文先生，你来说说吧。”李洛收回思绪，他希望文天祥说的和他想的差不多。
文天祥道：“回陛下话，臣以为，《澶渊之盟》以钱帛岁币造就宋辽百年无事，是以之后又有宋夏《庆历和议》。”
“《澶渊之盟》乃城下之盟，宋廷名为平等，实为屈事。安有敌军深入国境，烧杀掳掠，而以钱帛退兵却不为屈事者焉？而后，改赠为纳，若臣侍主，非屈事哉？”
“强盗破门而入，大索财货，荼毒内庭，乃出金贿之退兵。则其家主，非屈事哉？”
文天祥的第一层意思点明，《澶渊之盟》其实一开始就不平等。别人来到你家里杀人放火，然后你花钱请他离开，两人“和好”，还要年年花钱，后来还曾把“赠送”之名改为“纳贡”之名，这是平等？
天下焉有事理。
文天祥继续道：“《澶渊之盟》后，宋廷忘战去兵，武备废弛，更以金贿故伎，滋养党项李氏，屈求安边，以为计售，实无疑于割肉养虎也。致党项起西北而兵不能制，元昊割地而立国，三败宋军，遂有西夏。”
李洛很认同文天祥的说道，这和他的观点一样。没错，西夏的建立，和《澶渊之盟》关系很大。宋朝尝到了花钱买和平的“甜头”，导致武备废弛，更形成了花钱买和平的思维。
这才是最危险的。真的以为花钱就能买和平了。甚至成为数代君臣的集体意识。
然后呢，当西北的李德明李元昊父子野心勃勃的图谋自立脱宋时，宋廷仍然习惯性的花钱买和平，拿钱滋养李德明父子，导致李德明父子做大。
地地道道的养虎为患。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宋军完全有能力有机会灭了李德明父子的势力。只是，他们没有用兵，反而连年送钱怀柔安抚，希望李氏父子知恩图报，不要自立。
可以说，李氏父子的运气太好了，因为他们遇见了《澶渊之盟》后的大宋。
若非如此，无论中原是唐、明、清，甚至是宋初，李氏父子都没有建立西夏王朝的机会，而是早就被灭了。
可是李氏父子却硬生生的在大宋眼皮子底下，从一个地方军阀发展为威震西北的强国。
而且还是在大宋的兴盛时期。
西夏拿钱崛起之后，李元昊三次对宋用兵，都是大胜。宋军以众击寡，反而三次大败。由此可见，宋军孱弱道什么地步。
而那时，距离《澶渊之盟》，不到四十年。
不到四十年，宋军的武备就崩坏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导致小小西夏三番五次咄咄逼人的对宋用兵，吞并了很多原属宋朝的疆土。
文天祥谈到《澶渊之盟》带来的间隔恶果：
“……若无《澶渊之盟》，宋辽之间固然征战不休，可契丹争位频繁，也绝无灭宋之力，不敢轻易南下攻宋。而宋廷也片刻不敢忘战，得以磨砺士马，绝不至于战力羸弱。”
“如此一来，党项李氏以贫瘠之地，数万士卒，如何能抵挡宋廷数十万善战精兵？宋廷又何来三次大败，令西夏称雄西北？”
“战力羸弱，只能以数取胜，以至于宋军养兵何止百万，造成冗兵之患，而为了节制冗兵，更加剧冗官之患，以致国家岁入，泰半养羸弱之兵。”
“兼之西北一失，北有契丹猛虎，西有党项恶狼，两边输送岁币，又断绝东西商路（丝绸之路），商税大减，以致宋廷财力日渐窘迫，遂有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朝政败坏不可收拾。”
“以臣所见，赵宋积弱之局，虽发端于宋初抑武之策，然实恶化于《澶渊之盟》。《澶渊之盟》之前，太宗时期，宋军之强尚可西制党项，北拒契丹，仍有收复失地，再造汉唐之心。杨、潘、曹、呼延、折、王等将门，仍然兴旺不衰，不失其勇。”
“可《澶渊之盟》后，士大夫以为得计，自居斡旋之功，认为外交可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