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凶神-曼施坦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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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起了平民出身的军人们的不满，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受压迫，而且升迁无望——没有一个贵族的出身，打仗再勇敢，再有能力，也是不能脐身于高级将领的行列。这就使得德军选择高级指挥人才的面显得十分狭窄，也大大挫伤了平民出身的中下级将领的热情，降低了德军的战斗力。
于是在1808年8月6日，德国皇帝颁布了一项法令，取消了贵族垄断军官职位的特权。法令明确规定；“从现在起，只有那些在和平时期学习知识、受过教育，在战争时期表现出类拔萃的勇敢和能驾驭全局的人，才有权利得到军官的位置。因此，全民族中一切具备上述特点的人，均有权提出要求军队中最高的荣誉职位。军队中完全废除一切迄今为止实行的等级特权，而且每个人均有同等的义务和权利，不得照顾其出身。”
此后，有一段时间，德军选拔军官主要以文化水平和本人能力为依据，也确实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在法令颁布11年后的1819年，普鲁士军官团中的贵族成分下降至54％，这个比例，看上去仍然是贵族子弟占一多半，实际上已经很不简单，贵族们已经作了相当大的让步。前面说过，这些贵族（往往是军官世家）家庭出身的子弟，自幼受的就是斯巴达式的教育，长大以后也往往选择军队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起点和自身的素质高于一般未经过正规训练的平民，因此军官的比例稍大，也是很自然之事。
至于强调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文化水平，则更显得当时的普鲁士王室对军队指挥官素质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过对其出身的重视：因为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新的科学技术不断用于军事领域，每有一项重要的发明，总是优先考虑用于战争目的，因此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确实难以胜任军队的指挥职务。
至于说到高级军官的文化素质，西方兵学界广泛流传着英国军事评论家利德尔·哈特爵士的这样一句话：“英国人最先发明了坦克，但德国人利用坦克发明了闪击战的军事理论；法国人发明了飞机，而德国人却最先使用了飞机俯冲轰炸的战术。”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是难于发现和总结战争艺术的规律并有所创新的。
普鲁士的一系列军事改革措施，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连卡尔·马克思也认为：“普鲁士的军事组织，是当时最好的，其余所有的欧洲政府都热心效仿它。”
另一位无产阶级导师恩格斯，甚至还于1841年在柏林的一个步兵师中的炮兵旅服过役（当时普鲁士的军制，每年都要从外国招募相当部分的士兵服兵役）；更为有趣的是，恩格斯竟然从此爱上了军事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写出了很多非常有见地的军事论文。后来相继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整理了这两位导师的军事著作，竟然创立了一门崭新的军事科学——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此是后话。
柏林军事学院1913年度的开学典礼十分隆重而热烈，同其他新生一样，曼施坦因身穿笔挺的军官制服，正襟危坐。
德军总参谋部的首脑们，照例要莅临这一德军未来将帅的摇篮，就连德军总参谋长、在军界享有盛名的毛奇将军也给新生们训了话。
这位毛奇将军，确切地说，应该叫“小毛奇”，因为他是原德军总参谋长老毛奇勋爵的嫡亲侄子。小毛奇的训话，给年轻的曼施坦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曼施坦因日后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集团军总司令之后，小毛奇头戴普鲁士传统的带有尖叉的帽盔，身穿挂满勋章笔挺的普鲁士军服，威严地站在学院礼堂中的形象仍然历历在目，尤其是他致辞结尾中，引用老毛奇的一段话，使他永生难忘：
“永久的和平——这是幻想，而且远不是美妙的幻想。战争却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可以表现出人的崇的高尚品格是通过战争揭示和显露出来的。没有战争，世界将陷入自私自利之中去。不用剑去冲击，我们的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和无法解决的！”
小毛奇演讲结束之后，全场人起立欢呼。他的这一番演讲，确实打动过当时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军官的心。是的，在他们看来，战争可以说是德国生存下去的惟一手段。德国比欧洲其他强国更需要市场和原料来源，加之过多和过快繁殖的人口，也需要辽阔的土地来移民，对于这一点，已有九个嫡亲兄弟姐妹的曼施均因深有同感，有什么比起生存空间对德国人来说更重要呢？
德国的舆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德国外交国务大臣在国会上发表演说，公开声称：“德国向自己的一个邻国让出陆地，向另一个让出海洋，而给自己留下了一钱不值的天空，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愿意把任何人挤到阴暗的角落，但我们也要给自己一块光明之地。”
在柏林军事学院学习的军官中，非常时髦地流行读两本书，这两本书对曼施坦因世界观的最后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里或许可以找出后来的希特勒纳粹党轻而易举地取得自视甚高的德国军官团支持的原因：在这些军官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从本质上说，与纳粹党的理论体系有息息相通之处。这种教育的本身，已经为纳粹毒瘤的繁殖，培植好了营养丰富的土壤。
这两本大名鼎鼎的书，一本是1912年出版的名为《德国人与下一次战争》，另一本是1913年出版的《统一世界》，这两本书不仅对曼施坦因，而且对他那个时期的整整一代德国年轻军官，都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
《德国人与下一次战争》这本书，是由德国泛日耳曼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退役军人伯恩哈迪所著。书中露骨地宣传了德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埃里希·曼施坦因对此是百读不厌的，他甚至用红笔在以下的文字上划上了醒目的红杠：
“德国在社会政治方面，是所有文明进步国家之冠，但它却被压挤在狭窄的、非自然的领域之内。
“如果我们希望取得与我国人民的实力相称的地位，那就必须抛弃一切和平的空想，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武器上，临危不惧。
“动用军事力量，为人民和国家创造今后的生存条件，并保障其健康发展。对于全世界正在成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的领地这一情况，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们同样不能相信，唯独我们才应当满足于40年前命运分给我们那菲薄的一份。时代不同了，我们也不是过去那样了，只有获得归自己所有的殖民地，我们将来才能有保障。
“德国需要在最有利的时刻发动战争，采取攻势和打出第一枪，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一枪应该射向谁？应该射向法国！法国必须化为齑粉，使它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使之永不复为列强！”
另一本名叫《统一世界》的小册子则流行的范围更广泛，这本书由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授意，由当时的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执笔，免费印发给德国军队内部。书中除了吹捧威廉二世是“神选皇帝”，“身负有统一世界的使命”之外，还公开鼓吹种族优劣论：
“我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人类中最卓越的国民，有教导他民族、诱掖他民族的责任，即有生杀他民族的权利。”
这种甚嚣尘上的狂热宣传，口味非常适合于像曼施坦因这样出身行武家庭的年轻人躁动的心。初生牛犊不怕虎，早就倾心于前辈武功的这班最高军事学府的青年军官们，渴望着为拓展大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而大展宏图。
除了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军事学院也教授和研讨指挥作战的一些专业问题。
柏林军事学院教授内容以高级步兵战术为主，主要是为德军培养精通业务的高级参谋和幕僚。至于这些参谋们能否当上主官———能当上那当然再好不过——完全取决于他们在实战中的表现。
埃里希·曼施坦因在这里接受了新式步兵战术的训练，老的普鲁士陆军步兵传统战术——线式战术，已经在日益强大火力的杀伤之下，宣告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式的散兵战术。年轻的曼施坦因身负生父和养父两家的厚望，自是不敢稍有懈怠，真可谓闻鸡起舞，焚膏续晷。
1914年6月，正当年轻的曼施坦因在军事知识的海洋中倘祥遨游之际，柏林军事学院突然被一件从赛尔维亚传来的惊人消息弄得沸沸扬扬起来：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皇位继承人弗兰西斯·斐迪南，在塞尔维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要知埃里希·曼施坦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何感想，且听下章分解。
第三章 未竟学业陷战场
皇储遇刺把命丧，战争贩子兴风浪；
中断学业无奈何，预备团里藏锋芒。
正当埃里希·曼施坦因在柏林军事学院学习，从欧洲南部传来了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皇位继承人弗兰西斯·斐迪南及其夫人索菲，在塞尔维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身亡这一令人惊愕的消息！
霎时间，欧洲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不久，邮差给军事学院送来了柏林当天出版的各大报纸，几乎都是用通栏标题，刊登出这一惊人的消息。
曼施坦因从柏林的各大报纸上，很快得知了这一事件的详情。
原来，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挑选了一个特别的日子，携同他美丽的妻子索菲，访问了塞尔维亚的首府萨拉热窝，这一天就是1914年的6月28日。斐迪南大公之所以挑选这个日子访问萨拉热窝，有他自己的理由：一则这一天是他们夫妇结婚14周年的纪念日，大公想使他的妻子在这里享受到过去在维也纳享受不到的礼遇，作为结婚14周年的纪念；二则这一天恰好是塞尔维亚人举行全国哀悼的一天（为了哀悼被异族人杀害的塞尔维亚族人和沦陷的塞尔维亚土地），奥匈帝国的军队在塞尔维亚边境附近进行了军事演习，大公作为王室的代表要去检阅部队。
斐迪南大公原本是奥匈老皇帝的侄子，他漂亮的妻子原本是一位宫廷侍女，虽然不是出自名门，却也还温柔贤淑。非常讲究门当户对的奥匈老皇帝，本来不同意自己的皇位继承人选择这样一位有失皇族身分的配偶，但大公一再坚持自己非索菲不娶，颇有点不爱江山爱美人。
奥地利老皇帝看侄儿深陷情网难以自拔，最后勉强同意了这桩婚事，但却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规定斐迪南大公死后，不得将奥匈帝国的王位，传给索菲生育的子女。索菲由于出身卑微，甚至不能享受一位皇储夫人的宫廷的礼仪，不能和大公一起同坐那辆标志大公身分的马车，也不能同大公同坐在剧场的皇族包厢里看戏，当宫廷举行大典时，不能享受两扇大门同时打开的礼仪，当她进入时，只能打开一扇宫廷大门。
由于维也纳宫廷礼节对索菲的种种限制，斐迪南大公颇觉得对不起自己心爱的妻子，他要在远离老皇帝和维也纳宫廷的地方给索菲以补偿：在塞尔维亚陪同大公一起检阅部队，接受威风凛凛的将士们的敬意，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对妻子起码也是个精神上的安慰。
斐迪南遇刺的这天恰好是星期天，天气晴朗，萨拉热窝街道熙熙攘攘。斐迪南大公和他娇小玲珑的妻子在萨拉热窝市长、波斯尼亚军政府长官等要员的陪同下，乘坐六辆豪华的敞篷式游览汽车，游览了萨拉热窝市容。大公不知道，有七名年龄最大23岁、最小只有17岁的塞尔维亚青年，正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准备暗杀他们。这七位塞尔维亚勇士属于一个代号为“新波斯尼亚”暗杀组织，这个暗杀组织随时准备以自己的鲜血换取奥匈占领者的鲜血。
这天上午10时左右，大公一行的车队进入了暗杀者的伏击地域。先是一个暗杀者混进欢迎的人群，向头带羽毛头盔的大公座车投掷出一颗自制的炸弹，但被大公的司机发觉，立即加快车速，炸弹落在了大公座车的帆布车篷上，弹到后面一辆车前爆炸，炸伤了后面随车上的陪同人员，但大公夫妇却安然无恙。这第一位暗杀者看到行刺未成，为了怕连累同伙，便吞下了事先准备好的烈性毒药，并跳进了路旁的河中。
大公夫妇在这第一次的未遂行刺中，虽然没有受伤，却受到了不小的惊吓。看到陪同访问的塞尔维亚地方官员诚惶诚恐的样子，大公很是震怒，但认为行刺之事纯属偶然，于是继续了他原定的行程。
也是大公性命合该当绝。在接下来的行程中，由于安排疏忽，大公夫妇的座车与先导车和警卫车分别走向两岔，在大公夫妇的座车转向返回的时候，在距离萨拉热窝市政大厅不远处的一座桥上，一位看上去身体单薄的塞尔维亚小伙子，只身站在路的正中央，拦住了大公夫妇的车子，迫使他们停了下来。
这位塞尔维亚小伙子名叫普林西普，年仅19岁，在距离车上的大公夫妇不足5英尺的地方，迅速拔出一支比利时造的小手枪，举枪平射。一来距离太近，二来这勇敢的塞尔维亚青年训练了非止一日，手枪中射出的两发子弹全部命中目标：有一发子弹打中了大公的颈动脉，另一发子弹则击穿了大公妻子索菲的腹部，也打断了她的一根动脉。
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不仅司机和侍从人员目瞪口呆，就连已经中枪的大公夫妇惊得挺直坐着，有好几分钟的时间目光呆滞地目视前方。直到侍卫们发觉从大公颈部和索菲腹部喷出的鲜血，赶上前来救护，大公夫妇方始软倒。
被击中要害的大公夫妇，干当日上午11点钟左右，由于内出血抢救无效而去世。
普林西普见暗杀奏效，举枪自杀，但手枪被从震惊中惊醒过来的塞尔维亚警察劈手夺下。普林西普又试图服毒，毒药还没来得及服下，就被警察制伏。
普林西普后来受尽折磨，于1818年4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死在监狱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塞尔维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