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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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时，老舍分别对《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做了删改，并未做任何修改说明。
第二次是50年代初。1951年和1953年，晨光出版公司的《骆驼祥子》校订本和《离婚》修订重排版的第七版，老舍做了较大的删改。但对所有这些删改，老舍只在1952年为修订重版《离婚》而写的“新序”中做过这样一个简单说明：“在写此书时，北京还是‘北平’，现在念起来，怪不顺嘴，乃改为北京，不管和历史相合与否。”
第三次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1955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骆驼祥子》，老舍做了较大的修改。他在《后记》中说：“此书已出过好几版。现在重印，删去写不大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老舍短篇小说逊，老舍对所收《黑白李》、《断魂枪》、《牺牲》、《上任》、《柳屯的》、《善人》、《马裤先生》、《微神》、《柳家大院》、《老字号》、《月牙儿》、《且说屋里》、《不成问题的问题》等13篇小说，都做了一些删改。但老舍在《后记》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明：“在文字上，像北平之类的名词都原封不动，以免颠倒历史。除了太不干净的地方略事删改，字句大致上未加增减，以保持原来的风格。有些北京土话很难改动，就加上了简单的注释。”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离婚》时，老舍做了更多的删改，却只注明“作者校订略做删改。”839
事实上，确如宋永毅所说，“在解放以后老舍为他旧作所写的序、跋中可以看到，老舍不断真诚而又复杂地检讨着自己，并不断自谦地‘贬其少作’。”840把它们称为“古董”，以为其好处在于“能看出昨天的缺欠或错误，正好鞭策自己努力学习，要求进步。”841下面仅以《骆驼祥子》为例来说明老舍删改旧作的精神心态。也许想法再简单不过，既然旧《骆驼祥子》没能“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那么去创作”842，却完全可以“按照毛主席所指示”修改出一部新《骆驼祥子》。
所以，从这点来看，老舍与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式的修改，还不能算是一回事。《青年近卫军》写青年们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寇，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以后，法捷耶夫昧着良心，修改成党组织如何领导青年们在德占区同德寇战斗。他懂得文学为何物，知道这么一改就不成样子。可又必须执行违背文学规律的政策。他不相信斯大林对作家的指控，但又不敢不信。他的内心极为痛苦，借酒浇愁，以至终日离不开酒。斯大林去世后，他一度振奋过，给赫鲁晓夫等人写过几封信，想改善党对文学的领导，却不被理睬。他在极度绝望之下，开枪自杀了。843不过，没有过法捷耶夫式修改体验的老舍，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自然也无从感受法捷耶夫式的“振奋”。相反，他还在《化悲痛为力量》一文中，表达着心里的“万分悲痛。”——“我们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需要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和需要阳光一样，可是他已经与我们永别了－……这伟大亲切的名字永远是我们心中的红旗，引领我们走向胜利－……用斯大林导师给我们的教育武装起我们每个人来吧，我们必会胜利－……斯大林这光辉伟大的名字永垂不朽！844
从“反右”到“文革”（4）
有趣的是，《骆驼祥子》最早版本修改的始作俑者，并非老舍本人。1945年，《骆驼祥子》在纽约译成英文出版。“译笔不错，但将末段删去，把悲剧的下场改为大团圆，以便迎合美国读者的心理。译本的结局是祥子与小福子都没有死，而是由祥子把小福子从白房子中抢出来，皆大欢喜。”但这种删改，译者并未事先征得老舍的同意，等他到美国时，《骆驼祥子》已成为畅销书，“就无法再照原文改正了。”8451950年8月20日老舍在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老舍选集〉自序》中“自我检讨”，当时写《骆驼祥子》，“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的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说出：‘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几句在节录本中，随着被删去的一大段删去。）我管他叫‘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以对。”846这的确使老舍感到“非常惭愧”，他也许真的后悔过，“虽然我同情劳苦人民，敬爱他们的好品质，我可是没有给他们找到出路；他们痛苦地活着，委屈地死去。”他只有把“只看见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的一面，而没看到革命的革命，不认识革命的真理。”归罪于“当时的图书审查制度”，“使我不得不小心，不敢说穷人应该造反。”当他亲眼看到新中国使广大的劳动人民翻了身，他“也明白了一点革命的道理，”便从心底“感激中国共产党与伟大的毛主席啊！此时此刻，重印旧作，哪有不修改成“迎合”新中国“读者”的道理，至少要使它具有“这么一点意义：不忘旧社会的阴森可怕，才更能感到今日的幸福光明的可贵，大家应誓死不许反革命复辟，一齐以最大的决心保卫革命的胜利！847也正因为此，经过思想改造，他才“明白新旧社会的真正区别，并开始在自己的作品里揭露黑暗势力和歌颂光明。”848甚至到了1963年，为表现“祥子们”的新生，他还计划创作话剧剧本《骆驼祥子》续集，并为此在日记本上草记下调查来的几位车夫的谈话资料记录。
不难看出，老舍不遗余力的删改，使用的完全是新社会的“春秋笔法”。因为此时的“尊者”、“贤者”是劳动人民，以前把他们写得“太苦，太没有希望”，没写出他们的“造反”，849已够老舍惭愧了，哪能再丑化他们，更不能让他们自甘堕落。老舍觉得，“在旧社会，没有写作的自由，我须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似的设法隐藏起来，以免被传到有司衙门，挨四十大板。现在，在新社会，我有了写作的自由，我必须拿出些思想教育，加强文艺的影响。”显然，如不修改旧作，“就觉得有点对不起新社会。”850老舍对作品进行的切除手术，分内科和外科两部分。外科部分多是“硬伤”，处理起来相对简单，多与在解放后上不了台面的性事有关。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1月的《骆驼祥子》修订版，就将此类文字切除了四处：一是在第六章，删除了虎妞引诱祥子发生性关系之后的一段描写，肯定是老舍觉得不应该让解放后的读者把银河中“星样的游戏”851再当成描写做爱的文字；二是在第21章，虎妞死后，祥子去暗娼夏太太家拉包月。祥子对成心把佣人打发走，“下厨房还擦那么多香水”“像香花那样引逗蜂蝶”“引诱”他的夏太太，产生了性心理。852描写祥子性心理活动的五段文字全部删除；三还是在第21章，祥子因和夏太太有染得上了性玻老舍此处又删除了两段写祥子原谅了自己“羞耻”行为的心理活动的文字。853四是在第23章，写祥子到关厢外的妓院“白房子”寻找小福子，一进门就被甘心情愿以当妓女为享受的“白面口袋”“搂住了”。老舍交代“‘白面口袋’这个外号来自她那两个大奶。”此后删去了一整段对她身世的描写，直到1999年老舍百年诞辰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卷本《老舍全集》时，仍未将此处“不大洁净的语言”补上——“‘白面口袋’这个外号来自她那两个大奶——能一撩就放在肩头上。游客们来照顾她的，都附带的教她表演这个。可是，她的出名还不仅因为这一对异常的大乳房。她是这里的唯一的自由人。她自己甘心上这儿来混。她嫁过五次，男人们都不久便像个瘪臭虫似的死去，所以她停止了嫁人，而来到这里享受。因为她自由，所以她敢说话。想探听点白房子里面的事，非找她不可，别个妇人绝对不敢泄露任何事。因此，谁都知道‘白面口袋’，也不断有人来打听事儿。自然，打听事儿也得给‘茶钱’，所以她的生意比别人好，也比别人轻松。祥子晓得这个，他先付了‘茶钱’。‘白面口袋’明白了祥子的意思，也就不再往前企扈。”854至于手术的内科部分，切除起来倒也不十分复杂，只是一下子空落落的，使艺术的悲剧意韵显得有些游离和苍白。一是在第23章，当祥子从“白面口袋”嘴里得知小福子逃出妓院，上吊自杀，最后的一点希望都破碎了。老舍此处删去了凸显祥子最后堕落至悲剧命运的整个一长段文字：“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如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他的命可以毁在自己手里，再也不为任何人牺牲什么。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855二是老舍在删改时，一定意识到“革命者”阮明这个形象，可能极容易会被人误解为是在影射“共产党”，而将所有描写阮明活动的情节全部割除。——“阮明为钱，出卖思想；祥子为钱，接受思想。阮明知道，遇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了祥子。祥子并没作过这样的打算，可是到了时候就这么作了——出卖了阮明。为金钱而工作的，怕遇到更多的金钱；忠诚不立在金钱上。阮明相信自己的思想，以思想的激烈原谅自己一切的恶劣行为。祥子听着阮明所说的，十分有理，可是看阮明的享受也十分可羡慕——‘我要有更多的钱，我也会快乐几天／金钱减低了阮明的人格，金钱闪花了祥子的眼睛。他把阮明卖了六十块钱。阮明要的是群众的力量，祥子要的是更多的——像阮明那样的——享受。阮明的血洒在津贴上，祥子把钞票塞在了腰间。”856从对以上这样的文字做毫不留情的摘除手术，不难看出，老舍是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它的思想毒素所在，一是“诋毁”了“革命者”阮明的形象，革命是为了拿津贴享受；二是“丑化”了作为劳动人民的祥子的形象，他为了贪图几个钱的“享受”，出卖了“革命者”阮明。难怪巴人早在解放前夕就已经认识到《骆驼祥子》在思想上的“反动”，他认为，“老舍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世俗的’，将革命者看作是‘为钱出卖思想’，这正是单看现象，不明实际的‘世俗的’看法。这种‘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骆驼祥子》被批评家所称道，但没有从这种思想本质上的反动性予以批判，实在是怪事。”857甚至到了1980年，巴人仍不缺少同道。像史承钧仍然认为，被老舍删除的《骆驼祥子》旧版中第23章后半部和第24章全部，描写由祥子性格导致他最后堕落的文字。
从“反右”到“文革”（5）
“正是《骆驼祥子》的‘蛇足’，删去了它，不但不会影响作品思想意义和艺术上的完整性，而且只能是相反。”858好在并非所有的学者都会出现类似这种文学研究上的思想弯子，像前苏联的学者A。安基波夫斯基在1967年，正当国内的“文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即便是对老舍被斥为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猫城记》，他也提出了没受中国意识形态影响的认识：“所有评价的基本点是说老舍没有指明陷入绝境的中国社会的出路，没能拟出一个积极的方案。但在我看来，揭露现实黑暗面的讽刺作品中，没有必要一定提出一个改造这个社会的方案。在果戈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A。奥斯特洛夫斯基，鲁迅的作品中都没有直接的美好远景。但这决没有降低这些作品的价值，而正是这些作者对罪恶和暴行的毫不妥协使他们进入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行列。由于自己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猫城记》已接近了伟大讽刺家的优秀作品。”859这段富有真知灼见的评论同样适用于评价《骆驼祥子》。
写到此处，我觉得十分有意思的是，在对老舍的文本研究上，居然也遇到与老舍之死口述史相同的问题，即随着事过境迁，连研究者的叙述都会耐人寻味地发生变化，甚至有时不经意地就带上了“荷马史诗”的意味。单以《骆驼祥子》新旧两种版本中所叙写的祥子的两种命运结局来看，旧版中写祥子堕落的文学艺术上的“点睛之笔”，却成了新版中政治思想上的“蛇足”。这一方面说明，老舍是按照新的思想观重新塑造了祥子的“历史”——“祥子新史”；另一方面，却又导致有些老舍研究者，得出他急于想从“祥子新史”中得出的结论。不论老舍，还是老舍研究者，都好像故意要让人觉得“祥子旧史”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似的。
不过，我非常赞同施蛰存所说：“一个老舍，一个巴金，解放后都改自己的作品，我是不赞成的。为了迎合政治的需要改作品，就去掉了一个作家的身份。不过他们两个人情况不同。……要不参加也不可能，不能不迎合当时的情况。”860老舍是把自己喻为“文牛”的写家，他的职业是“写”。“只要能写，就万事亨通。”哪怕每天能写一点，就有自由；什么也没的写了，他“便变成世界上最痛苦的人！861他“只要在文艺上有所获得，便是获得了生命中最善的努力与成就，虽死不怨。”862可作为“写家”，他又一直天真地梦想着“梦想的文艺”——“在那个世界里，文艺将是讲绝对的真理的，既不忌讳什么而吞吞吐吐，也不因遵守标语口号而把某一帮一行的片面，当作真理。那时侯，我的笔下对真理负责，而不帮着张三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