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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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邮政编码81200。日军占领时地址：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Johor Malaya。
投诉内容： 我28岁时，由中国南来定居古来。本人在古来期间，当过各种劳工。在我43岁那年6月，也是1942年，当时我在古来无成园目前的牙直利园做杂工。当时我们是被一位潮州人士利诱、欺骗到泰国去筑死亡铁路，为期三个月，期满可以遣返，并会获得整百元马币。这种事件所发生都是一种行骗的圈套。在泰缅铁路工作的二年，不如牛马。日本政府应当体恤我们不幸受害，给予合理补偿。日本政府对被日军强迫去泰国当劳工的无辜受害者应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30日。
黄九
119． 蒙难者（投诉人）：
黄九（Wong Kew），男，67岁，养老，身份证号3571291，住址： No 54。Kg Baru Batu 8 Labu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政编码71300 Labu。日本占领时住址： 加影士毛月老园万宜路。
投诉内容： 1943年，我31岁，那时我住在Selangor的Semonyat，是一个General工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遇到了一些日本士兵，他们把我带到了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当我被迫在那不熟悉的环境下工作时，我遭遇了许多悲惨的事情。我的很多朋友由于生病而死去，我幸运地活了下来。
我在1942年8月12日被诱骗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当时的劳役工资每天只有1元。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悲惨遭遇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黄源
120． 蒙难者（投诉人）：
黄源（Wong Yin），男，65岁，身份证号1786833，住址： No 101 Kg Baru Air Ku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N。S。，邮政编码73300 Labu。日本占领时住址： 泰国的金门里与淡边。
投诉内容： 我被日本兵强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日本人随意地踢打我们。我被强迫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那时我才14岁。许多和我一起去的人都在建造死亡铁路的过程中死去。几乎没有人能忍受那种生活环境。我很幸运地活到今天。我在1941年5月18日被拉夫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1945年1月9日才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共46个月，可日本人当时每天只给我1元。谁应该为我悲惨的遭遇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刘海
121． 蒙难者（投诉人）：
刘海（Liew Hoy），男，82岁，养老，身份证号2027667，住址： NO马身新村老人院Rumah O Rang Tai MahSan N。S。；邮政编码72100。日本占领时住址： 文冬Pahang Malaysia。
投诉内容： 1943年，我被日本人征召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死亡铁路生活的悲惨难以形容。那里没有好一点的地方可待，没有正常的食物吃，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对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来说，那里就是地狱。日本兽兵残酷地对待我们，任意地踢打我们。由于没有医药救治，我的很多得病的朋友都死掉了。
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是带着一条坏腿回来的，此后只能是一个瘸子了。我1943年3月20号被送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1945年9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为30个月，劳役工资为200元泰铢，可我拿不到。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修建死亡铁路过程中所经历的苦痛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3）
李世经
122． 蒙难者（投诉人）：
李世经（Lee Soy Keng），男，70岁，身份证号1641374，住址： Taman Tebat Kering，Kuala Pilah，邮政编码75614。
投诉内容： 1942年的8月5日；也就是我仅仅20岁时；我被日本士兵征召去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我和一大群人在Sereban火车站上的火车。我们被迫在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任何拒绝合作的人都遭到了虐待。死亡铁路的环境非常恶劣，人就像生活在地狱里。我们中的好多工人都死了，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的遭遇进行赔偿。我希望正义人士能支持这些受害者。如果有任何赔偿的话，请转交给我的儿子Lee Chee Won。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亚利沙烈
123． 蒙难者（投诉人）：
亚利沙烈（Ali b Salleh），男，75岁，身份证号4799389。住址： Batu 20； Taboh Naning，Alor Gajah； Melaka，邮政编码78000。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在我的Kanpung被一些日本兵抓住，被送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死亡铁路，我们几乎没得吃，没得穿。一个人如果生了病，也无药去治，我的很多朋友得病后都纷纷死去。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打人。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回到祖国，活到今天，并能够把自己的遭遇讲述给别人听。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遭遇进行完全地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1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4）
Hj。 Mohammad
Bin Sahat
124． 蒙难者（投诉人）：
Hj。 Mohammad Bin Sahat，男，69岁。身份证号A1366033，住址： 1232； Lorong Cik Mat； Jalan Temenggong Ahmad，Muar； Johor，邮政编码84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Batu 7 1/2； Paye Rumput，Melake。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期间的1942年9月，日本政府鼓励Melake的所有男居民去泰国的Padang Besar和其他地方的农业学校去学习。1942年10月，我和250名Melake的男居民乘火车去了Padang Besar，想去农业学校学习。可没想到的是，我们被强迫去修建到缅甸的铁路。我们上当了。那一年，我15岁。
我在那里工作了二年半，主要是从森林里将原木和枕木砍下并运去修建通往缅甸的桥。日本人很残酷，我们都是超负荷工作，并且总是遭到他们的折磨和毒打。二年半后，我得了很重的病。我们住在军营里长长的房子里，那里没有任何设施，没有床，也没有枕头等东西。我们喝的都是河里和溪里的水。我们没有早饭吃，午饭通常是一个混杂着腌制的干鱼片的饭团。有时候，饭团里还有猪肉之类的粉末，而这对伊斯兰人是一种侮辱。
我得病后，被送到Kamburi“医院”去“治疗”。所谓医院，就是17栋充满了各色病人的屋子，我们根本得不到治疗，只是在那里等死；医院没有床，没有毯子，屋的结构和门都是由竹片做成的。通常是用Gunny Saks（通常装满了Padi）来代替毯子，而这充满Itchiness，很容易造成SCABBIES和其他的皮肤病；医院不但不救治病人，还不提供正常的食物，有时甚至在食物里有伊斯兰教禁忌的猪肉。在那里，早饭也是没有的——除了一点装在竹屑做的杯子（代替真正的茶杯和玻璃杯）里的Starch。由此，“医院”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在那里，每天都要挖壕沟或洞穴以埋葬30或40左右的各种肤色和种族的死人。
在日本投降之前的四或五个月时，我和另外25个人被一起送回了Malacca，他们说是我们这些人工作得非常卖力，工作的劲头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回家的奖励。事实上我们都得了重病，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我得了各种各样的病，像OETEMA，SCABBIES，各种皮肤病，ASTHMA，ANAEMIA，BERIBERI，虚弱。
我由于工作太出力，再加上遭到虐待、毒打等，因此，我得了背疼、耳朵听不清声音、身体虚弱等毛病。我在这两年半里，没有拿到一分工资，我在Kamburi医院里，也没有得到任何救治。不能离开，没有周末，长时间劳动，作息不正常，没有早餐，没有正常的食物，没有医疗救治，工作时间没有交通工具，当时在精神上遭到羞辱，承受巨大的压力，凡此种种，我总是害怕和受惊： 下面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7）
为此，我要求得到我当时工资和精神上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4日。
廖安
125． 蒙难者（投诉人）：
廖安（Liew Onn），男，88岁，退休，身份证号1980987，住址： 6 Jalan 18； Bukit Anggerik Cheras Kuala Lumpur，邮政编码56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Jakoh Area Pahang。
投诉内容： 我是1942年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的，于1946年被遣返马来西亚。我在死亡铁路工作了31个月。日本兵强迫我天天工作，却不给我工资。更过分的是，他们不让我洗澡。每顿饭不够，而当我有病的时候也不提供任何药品。我由于没有力气工作而被看成是偷懒，所以遭到毒打，工作受伤后又没有药给治，因此我失去了三颗脚趾。我要日本政府赔偿我的损失。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7日。
吴法兴
126． 蒙难者（投诉人）：
吴法兴（Ng Fak Hin），男，1927年生，74岁，退休，身份证号1216152，住址： NO 87 Jalan Kenai Taman Paling Jaya Semenyih Selangor，邮政编码435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双溪珍雪州。
吴吉（Ng Kit Lin），男，66岁，退休，身份证号3318969，住址： 58；ylu Cavy Cin 1717 Petaling Saya； Selavya，邮政编码71300。日本占领时住址： Sangei Renggin Estate Semenyih； Selangor。
投诉内容： 本人叫吴法兴，当年20岁时与当时十五岁的弟弟吴吉一起在士毛月街上被日军强迫抓去泰国修死亡铁路。我们两兄弟从吉隆坡乘火车北上到了万邦，就开始步行，日行夜宿才到淡马祖开始工作。我们兄弟在工作地点发现很多尸体，我们相当害怕。我们每日必须24小时轮班工作。日军当时说，每日有薪金3元，可是每日工作工资只获得1元。我们兄弟经过三年多才回来。我们兄弟在泰国修死亡铁路三年多，受苦受难。当年的惨况可以说吃不饱，饥不死，过着难受的苦日子。如今我们兄弟两人希望日本政府从人道的立场出发给予合理、公道的补偿。
我们是1942年8月被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6年3月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天3元半马币。按理说，每月105元。当时每月领10元，有时没有。日本方面答应余额（95元）寄给马来西亚的家人，但家人从来未曾收到这笔余额工资。那么我们每人被拖欠工资4180元，加上精神及肉体上受折磨之痛苦及粮食及药品缺乏，所受饥饿及疾病之痛苦，亦须给予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8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1）
1． 1993年9月19日《星洲日报》： 《公公去建死亡铁路遇害后不知埋哪儿（姜金生）》
（马口18日讯）马口的姜金生控诉日本蝗军当年害死他的公公姜祥，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
姜氏是根据他母亲告诉他说，姜祥是在1942年，在马口被日军捉去泰缅边境建死亡铁路，结果被日军害死，客死异方，埋尸哪里一点也不知。
他说，姜祥当年被日军逮住后，强拉到金马士乘火车载送到泰缅边境做死亡铁路，结果一去不回头。
姜金生目前住在马口花园，他认为日军当年在大马半岛滥杀无辜，强逼人民参加死亡铁路的工作，其惨无人道的手段是令人齿冷的，因此他说日本政府必须对此作出赔偿，以偿还他们当年所造的罪行。
（参见本节案例6）
2． 1993年9月11日《南洋商报》第十版： 《哥哥日治期蒙难要求日本赔偿，老人积怨爆发讨公道》
（汝来10日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蝗军铁蹄南侵陷沦时期，雪州士毛月一个公司被捉去二十余名华人，前往泰缅边境建造死亡铁路，结果惟一的大哥被捉去，那是1943年中的事，终于等到和平后，由在死亡铁路生还归来者口述透露，兄长是在该地工作约数个月后，由于身患重病缺乏药物治疗，双脚溃烂而死。
上述是由来自森州汝来双溪拉务园丘一位老者叶芳，现年71岁，于昨日来谒见本报记者，描述掩藏在心中数十年的积怨而作控诉，以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
他说，其父亲有五名儿女，他与哥哥叶林是家中的男丁，哥哥当年被捉去时30岁，而且已有妻室并育有一名女儿，大伙共居住在士毛月一名称为黄华公司园丘内，以割胶为生活，而在1943年中的一个早上，大批日军乘着罗里到该园丘找壮丁去泰、缅边境修筑铁路，由于叶芳当年只有16岁，而且个子矮小而没被征抽而逃过一劫。
随着日本蝗军投降撤离后，只有少数人回到士毛月，其中一位姓黄及另一位名叫叶九，在彼等口中述说，其哥哥到达后数个月后得大病，在药物奇缺下，双脚腐烂而死去。
他继说，其嫂得悉丈夫罹难后，便随即离家出走，丢下其侄女由他照顾，后来他迁居至汝来双溪拉务园丘，俗称日本园丘，其哥哥惟一的遗孤在几年后亦由于患病，被一名妇女庸医治疗后，亦死去，可谓家散人亡。
叶芳老先生居住在汝来数十年，由于得悉最近各报章刊登一些在日军南侵的受难者家属向日本政府追讨血债及赔偿，因此他亦代表其哥哥叶林申冤，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交代。
本报记者得悉，在汝来曾有无数人士及家庭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亲人，因为汝来曾有一个别名，英政府称为“鬼域”，也就是说是乱葬岗的意思，据以前的人说，汝来曾是日本军动刑后安葬死人的坟场，同时亦有一间慰安所位于大街，但是由于历史悠久已失去追查的资料，不过笔者曾在年幼时看到汝来火车站（在1960年拆除）的一条石柱上尚写着日本字体，因此一般相信，日军曾在雪邦律（汝来的旧名）盘踞一段时间。
（参见本节案例24）
谢瑞英：父亲一去成永诀�
